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地跑的基本是外国汽车。
1984年，国家解除了县团级以下单位不得配用轿车的规定，全国上下形成一股急剧膨胀的轿车需求浪潮。产需脱节又造成难解难分的社会矛盾。像打开一道关闭已久、水位骤涨的闸门，几十万辆外国轿车在几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拥进国门，填补着中国没有轿车工业而形成的巨大真空。到了1985年，轿车进口大潮达到顶峰，进口汽车34.5万辆。胶东半岛、海南岛上挤满了走私进来的大量日本和韩国轿车。1985年底，当时的一汽厂长耿昭杰听到日本首相访华时，望着满街飞跑的“皇冠”轿车说，来到北京就像到了东京一样，他心中翻腾着民族的激愤，中国汽车人的自尊受到深深的伤害。当时国家财政困难，几乎停止了对汽车工业新的投资，但是从各个渠道哗哗流淌出去的外汇，却相当于30年中国汽车工业总投资的两倍多。海南走私轿车的禁令下达之日，海口码头上还有6万辆走私车等着装船抢运进大陆。当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为此义愤填膺地提出：“立马横刀，对今后轿车进口的审批斩尽杀绝！”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逐渐形成惯例，每年春天在北京同时召开，在历年千变万化的议题中，进口轿车的洪流、民族工业的耻辱，成为代表和委员们呼吁、抨击、痛心、愤怒的传统节目。1988年，有细心人在两会之际在人民大会堂前停车场上数了数轿车的数目：总计556辆，其中495辆为进口小汽车，丰田、皇冠、奔驰等，中外合资的24辆，纯国产车仅37辆。此次政协会尾声时，一位名叫王洲的政协委员勇敢地站起来，大声说：“建议在会议文件中，加进提倡领导干部乘坐经济型国产轿车！”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鸿是一位来自延安的机械工程专家。出于爱国热忱，他坚决不坐进口轿车。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一汽厂长耿昭杰，赴京开会时每每站在人大会堂的台阶上，看着黑压压的进口车，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红旗轿车恢复起来。
咱们的国家就这样上演着“收入比人家低很多，车价比人家高很多”的悲剧。比如上海大众的桑塔纳，媒体报道桑塔纳单车工厂成本6万～7万元，1985年刚下线在中国卖到25万，据说最高卖到30万人民币，后来降到18万、14万元，而同类车型当时国际价9000美元，如果按8.3的汇率和35%的关税，再加上运杂费10%，到岸价为11.1万元。如果关税降到25%，到岸价10.27万元。到2009年，桑塔纳在中国销售超过300万辆。另一个大众品牌捷达，1999年捷达王售价23万元。1991年至2007年，一汽大众挣了1600亿人民币，德国大众至少可以分得800亿元。
进口车更贵，一辆在日本卖十多万的丰田佳美，1997年在中国卖到52万，2003年在中国至少卖到30多万。2.4升排量雅阁手动、自动挡在美国售价分别为2.16万美元和2.2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9万元和18.6万元，在中国售价却高达25万多元。有人比较过，同等性能的大众甲壳虫，中国的售价是美国的3.36倍，别克的售价比是2.36倍，丰田皇冠的售价比是2.8倍。
据国家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汽车行业销售收入为1515亿元，实现利润431亿元，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28.45%。从广本拿到的数据显示，2002年广本的销量是5万辆左右，利税50亿元，平均下来，一辆车的利税是10万元。
2003年，美国通用销售汽车800多万辆，销售收入1855亿美元，利润11亿美元，销售利润率不到6%，平均每辆车的利润137.5美元，折合人民币1134元，在中国却高达2300美元。2003年，北京现代销售轿车52128辆，利润20亿元，平均每车利润3.8万元，而2.7升排量自动挡现代索纳塔在美国售价1.6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8万元，中国售价26.5万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倍。广州本田销售汽车10万辆，利润70亿元，平均每车利润7万元。就在2010年上半年，德国宝马、奔驰、奥迪这些豪车，从每辆外销中国的汽车上最高盈利3万欧元（合38613美元），这是汽车生产商通常在欧洲获得的利润的约10倍。
汽车厂商赚得多，那些经销商也不例外。一家奥迪国内专卖店，一辆车返利1万～1.5万元，一年销售400辆就600万元，加上加价，年利润可达到1000万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桑塔纳有购车额度，紧张到“一车难求”的地步，转手就能赚10多万元。10多万元出厂价的桑塔纳市场价竟卖到17万多元，几经转手甚至卖得更高。当时一辆桑车购买额度在“黄牛”手里就价值最少1万元。
这个钱赚得如此轻松，就是中国人造不出自己的车，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垄断了中国的市场，谋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这个利润是其他市场无法想象的。
中国有很大的汽车需求，这个需求就像海绵一样，只有有汽车就可以消化。单一的公车消费结构使中国轿车的需求受到抑制，私人不允许买汽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0.5辆，比非洲最穷困的埃塞俄比亚千人1.3辆都不如，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这是一个饥渴的市场，潜力巨大。李书福认识到这点。
中国的旧上海，曾经号称“汽车博物馆”，世界各种各样的车都有，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汽车都没收了，全部用作公务车，私人不能有汽车，坐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
轿车是政治地位的象征，那时都管轿车叫小卧车。汽车也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只有县团级以上的机构才有购车的资格，副部以上才能坐红旗牌轿车。1978年，有些老百姓有了一些钱，有了购买汽车的需求，但是没有地方可以买车。1983年，政府出台了新的政策，允许私人购车，汽车厂也可以自由销售部分产品。那个时代买车很难，国内的汽车销售实行配给制，购买车型有指标限制。1985年开始，中国街头出现了从波兰进口的一批菲亚特126P两箱小型车。该车造型独特，充分体现了一个“小”字，长、宽、高分别为3130mm、1380mm、1340mm，总重量860公斤，核定载客2人。后置发动机排量仅为650毫升。虽然寒碜一点，因为便宜，126P同样受人追捧，可以说，它们是中国私家车的鼻祖。中国大陆三分之二的“菲亚特126P”集中在温州这块弹丸之地，因为这里“万元户”数量众多。他们手中的钱在当时买不起北京吉普或上海牌轿车，当时售价1万元的菲亚特126P就成了首选。它们穿梭于温州的大街小巷，为百姓带来了方便。1996年12月26日，温州市最后一辆号为浙CT2812的126P恋恋不舍地开进了温州市博物馆，温州126P的时代正式结束。
当时市面上仍以公务用车为主，公车大多为“上海牌”。一些稍微有钱的人，就打2.5万元的上海牌轿车的主意，上海牌轿车仅次于红旗牌轿车的政府用车，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一些刚刚挣到钱的人有很强的吸引力，但这种车不是说买就可以随便买到的，购买时要附加一些证明文件。那时上海汽车厂门前经常会出现一个人背着一麻袋钱苦苦恳求买一辆上海牌轿车的景象，久而久之，工厂慢慢地偷偷卖车，每次卖车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犯什么政治错误。就在战战兢兢气氛中，国内诞生了第一批拥有上海牌私家轿车的车主。
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一个县城的哪个单位买了一辆桑塔纳，就要轰动全县。有汽车啊，很了不得的事情。在中国，汽车，远远超出了代步工具的概念，不但是财富的象征，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李书福出身底层，最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声。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越来越富，买车就是一件挺现实的事情。1995年以后，私人购车持续升温，平均增长幅度为281%，1996年私人购买轿车7万辆，占30%，到1997年，是10万辆，1998年已接近20万辆，占轿车总需求的比重已近40%，2000年私人购买已达50%以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又迎来一个汽车消费的高潮，2003年达到了沸点，这3年十分火爆。
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书福就洞察到这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市场饥渴就像海绵，只要是带轮子的汽车，没有不好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