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迅雷
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1928年来到上海，在《密勒士评论报》工作，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
乔治·海德姆（后改名马海德），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23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来到中国。他目睹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留在中国，支援中国革命。
1936年7月，在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斯诺、马海德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和精心安排，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艰险，长途跋涉，经西安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他们首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斯诺、马海德带着当时他们无法理解的中国革命和战争，“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等等问题，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作了采访。
一
7月底，斯诺、马海德在翻译黄华陪同下，离开保安，前往甘肃、宁夏一带前线，访问正在训练和战斗的红军指战员，去看看“真正的红军的作战地点”。
一路上，斯诺、马海德“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们的饭，同他们交谈”。
当时，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扩大红军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会议，决定组建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司令员率领，向陕西、甘肃、宁夏边界地区进军，进行西征。
5月19日至23日，西征部队分别由左权代军团长、聂荣臻政治委员率领的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由徐海东军团长、程子华政治委员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由宋时轮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和第八十一师及骑兵团为中路军，相继从陕北延长、延川地区向陕西、甘肃、宁夏边界地区进发，进行重大战斗10余次，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挺）、战马500余匹，给马鸿逵、马鸿宾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先后解放了陕西的靖边、定边，甘肃的环县、庆阳、合水、镇原，宁夏的盐池、固原、同心、海原、西吉等广大地区，带领当地回汉各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革命武装，开辟了纵横400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宁夏建立了盐池县、豫旺县、固北县苏维埃政权。7月，彭德怀司令员率西方野战军总部进驻宁夏同心豫旺堡，并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紧张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和步行了两个星期以后”，8月16日，斯诺、马海德到达了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宁夏豫旺县豫旺堡（今宁夏同心县豫旺乡），“那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受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等部队首长和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二
为了欢迎斯诺、马海德的到来，西方野战军决定在豫旺堡隆重召开欢迎大会。红一军团为此通知所属各部队说有两位美国朋友历尽艰险，从白区来到苏区进行考察，现在又来西征前线访问，红军西方野战军准备在豫旺堡召开大会欢迎他们，各师、团都要派代表参加。
时驻固原以北地区的红一军团四师首长看到这个通知后非常高兴，立即决定从所属部队的每个连和师、团直属单位各派一位经过长征的干部或战士，由四师政治部抗日统一战线科科长卢仁灿带队，代表全师指战员去豫旺堡参加欢迎大会。
师首长为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们考虑到：“美国朋友冒那么大的风险来到苏区，又到了西征前线，说明他们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态度是极其友好的，是同情中国革命的。他们回去后，一定会客观地向全中国、全世界反映苏区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苏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为了使美国朋友旅行方便，送给他们两匹战马，无疑是最理想的礼品。”
根据师首长的决定，红四师战士们精心地从缴获马鸿宾部的战马中，挑选了两匹上乘的黑色骏马，配上两付好马鞍。师部秘书很快写好了一封表达全师指战员心意的慰问信，由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签署。
1936年8月19日，红四师全体指战员给斯诺、马海德的慰问信写道：“亲爱的美国同志：
我们全体听到你们来到苏维埃区域的消息非常兴奋，热烈地希望你们能来我们的驻地参观，可是因时间关系不允许，兹特派卢仁灿同志等前来欢迎，表示我们的热烈兴奋的情绪！
我们现处在经济极落后的区域，找不到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你们，兹送上乘马二匹，以作永久的纪念。这是不久以前，在胜利的战斗中缴到马鸿宾部的。
同志们！过去，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因隔我们太远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对中国人民红军的斗争内容，多少有些怀疑和误会，我们要求你们将我们的斗争与实际表现，广播给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消释他们的怀疑与误会。
中国人民红军斗争的历史证实，国际帝国主义是在用一切力量（精神的物质的）帮助着中国的反革命，镇压中国革命与进攻中国人民红军，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号召国际，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给予同情与援助，首先反对美帝国主义用金钱和军火接济中国的反革命！
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挽救危亡的最后支柱，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也就是美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
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中美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联合起来！
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实现全世界苏维埃联合而斗争！中美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解放万岁！
并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8月20日，卢仁灿一行牵着战马从驻地出发，经过一天的时间，赶了八九十里路到达豫旺堡。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驻地接见了卢仁灿一行，听了卢仁灿的汇报，看了红四师给斯诺、马海德的信，指定人安排了卢仁灿一行的住宿。
8月22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在豫旺堡西南的王家堡子召开了欢迎美国朋友斯诺和马海德大会。大会主席台临时用木板搭成，彭德怀、李富春、刘晓、聂荣臻、左权、朱瑞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都有部队参加，有步兵，也有骑兵，列队整齐，精神抖擞。为了防备敌机空袭，每个人都带着用树枝和草扎成的防空帽，地坎上挖了许多防空掩体。当地回汉民众参加大会的1000余人，许多人是听到红军开大会欢迎“洋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
在欢迎大会开始前，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把卢仁灿介绍给斯诺和马海德，两位美国朋友微笑着同卢仁灿握手。卢仁灿对斯诺和马海德说：“我是受红四师首长和全体指战员的委托来欢迎你们的。”斯诺接过卢仁灿亲手交给他们的信和战马，非常高兴地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连声说：“谢谢，谢谢！”并通过翻译反复表示感谢。卢仁灿等人代表师首长邀请斯诺和马海德到红四师参观访问，斯诺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去。
随后，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宣布：“欢迎大会开始！”接着，彭德怀司令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说到“我们热烈欢迎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锣鼓声。
斯诺在热烈的欢迎掌声中也作了简短的讲话，对受到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对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示敬佩，并盛赞红军旺盛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他说：
“诸位英勇的同志们，在你们热烈的欢迎中，我万分激动和荣幸。在你们的伟大胜利中，现在二、四方面军又很快地同你们会合了，你们的前途是无限的开展着。
我今天替你们红军拍的活动照片，我将带到世界上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的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鼓舞。
现在，我要报告你们几条消息。
一、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同你们一样，为争取自由、独立、解放而奋斗。如西班牙、比利时。
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到处在罢工示威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尤其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进展之下，使你们更加兴奋，斗争性更加坚决。
日本侵略中国，美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大众起来反对日本的行动，来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们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
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我们高呼：
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讲话结束后，红军骑兵部队整齐地通过主席台，并表演了马术、隐身术（战士们骑在马背上，将身体隐蔽在马身的一侧）和劈刀术。步兵表演了队列动作、刺杀和连队进攻演习。当时，斯诺、马海德非常高兴，把这一切都一一摄入照相机和摄影机。
表演结束后，斯诺、马海德骑上红四师赠送的黑色骏马，围绕会场跑了几圈。看着他们矫健的骑姿，大家都啧啧称赞说：“他们还真有本领，骑得真好啊！”并热烈地为他们鼓掌，以示敬佩。
当夜幕降临，大会主席台上燃起两盏汽灯，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剧社演出了活报剧和歌舞等文艺节目，欢迎美国朋友斯诺、马海德。当时，会场的歌声、掌声、欢乐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在此后的近一个月的调查与采访中，斯诺和马海德分别在预旺堡、下马关、红城水三个地点，“进行了不受限制的调查”。
三
8月16日至26日，斯诺、马海德住在西征红军司令部院子里，在豫旺堡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采访活动。
关于结识彭德怀司令员等有关情况，斯诺写道：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豫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司令部——当时指挥3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得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馒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咽也不爱喝酒的缘故。
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蹿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像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个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200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像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豫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5万到10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室，即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8月底，但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却突然发现彭德怀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访问彭德怀，了解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的一次极为有兴趣的谈话。我记得我们是坐在豫旺堡前县长的公馆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
关于红军部队的训练与生活，斯诺写道：
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舂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
我在宁夏和甘肃所看到的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营房里，以前的官吏和驻军丢弃的场地和房子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每人只有一条棉毯——然而这些房间却相当清洁整齐，虽则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们难得有桌子或书桌，把砖头或石头堆起来就当椅子用，因为大部分家具在敌人撤退以前就给毁坏或运走了。
每一个连都有自己的炊事员和后勤部门。红军的饮食极为简单。咖啡、茶、蛋糕、各种糖果或新鲜蔬菜，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东西，他们也不想。热开水几乎是唯一的饮料，喝冷水受到特别禁止。
红色士兵不作战时，一天到晚都很忙。实际上，在西北，像在南方一样，经常长时期没有活动，因为占领了一个新地方后，红军就要休整一两个月时间，成立苏维埃或者进行其他的“巩固”，只派少数人去前哨值勤。敌人除了定期发动大“围剿”以外，几乎总是处于守势。但是在红军和敌人各自的攻势之间往往有很长间隙的闲暇。
红军士兵不作战或不值勤时，每星期休息一天。他们5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吹“熄灯号”睡觉。每天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后即进行一小时的早操，早餐，两小时的军事训练，两小时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熄灯号”。
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手榴弹和射击方面的激烈竞赛，受到鼓励。由班到团，在运动、军事训练、政治常识、识字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集体竞赛中，都颁发奖旗。我在获得这类荣誉的部队的列宁室里，看见这些奖旗陈列在那里。
关于红军部队的“列宁室”，斯诺写道：
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它们全都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像，那是由连、团中有才能的人画的。这些马克思和列宁像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东方人的外貌，眼睛细得像条线，前额高大，像孔子的形象，或者全然没有前额。红军士兵给马克思起了马大胡子的绰号，他们对他似乎又敬又爱。回民战士特别是这样，中国人中喜欢大胡子而且能够留大胡子的，似乎也只有他们。
列宁室的另一个特点是，室中有专为研究军事战术而设的一角，有土制模型。微型城镇、山岳、要塞、河流、湖泊和桥梁，都建在这些角落里，学员在研究一些战术问题时，玩具军队在这些模型上来回作战。例如，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中日淞沪战争的重演，在另外地方又可以看到长城战役，但大多数模型当然是表现红军和国民党之间过去的战争的。此外，它们也用来说明军队驻扎地区的地理特点，表现一场假设战役的战术，或只是用来引起红军士兵对地理和政治课的兴趣，他们上这些课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在一个卫生连的列宁室里，我看到人体各部分的泥塑模型，说明某些疾病的影响、人体的卫生等等。
室的另一角是用来学识字的，这里可以看到每个战士的笔记簿都挂在墙壁上指定的木钉上。有三个识字班：识字1到100个的一班，识字100到300个的一班，能读写的字超过300个的又是一班。红军为每班出版了自己的课本（以政治宣传作为学习材料）。除了政治训练以外，每个连、营、团和军的政治部都负责群众教育。他们告诉我，在一军团中，只有20%左右的人依然在“瞎子”班。这是中国人对完全不识字人的称呼。
“列宁室的原则，”第二师那位22岁的政治部主任萧华对我说，“十分简单。它们的全部生活和活动，必须同战士的日常工作和发展联系起来，必须由战士自己去进行活动，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必须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
每个室也都有墙报，由战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定期出版。这至少比一般列宁室的“藏书”要及时很多，后者主要是标准的中国红军教科书和讲义、俄国革命史、各种从白区偷运进来或夺取而来的杂志，以及中国苏维埃出版物，如《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等。
列宁室的墙报可以使人相当深入地了解士兵的问题和他们的发展情况。我把许多墙报详细记下来，翻译成英文。豫旺堡二师三团二连列宁室的9月1日的一张墙报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内容包括：共产党和共青团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两篇新识字的人写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励和口号，红军在甘肃南部获得胜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要学唱的新歌，白区的政治新闻，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也许是分别用来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栏和黑栏了。
“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值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在一个黑栏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栏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
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做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人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连都有个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些列宁室有留声机，那是从以前官员的家里或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一天晚上，他们开了美国维克特罗拉留声机招待我，说是高桂滋将军送来的“礼物”。当时，他在陕绥交界地区指挥国民党军队打红军。高将军的唱片，除了两张是法国的以外，全是中国的。法国唱片其中一张灌了《马赛曲》和《蒂珀拉赖》，另一张是一首法国滑稽歌曲。这张唱片引起惊愕的听众纵声大笑，虽然一句话也不懂。
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有一种叫做“识字牌”，是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他们的基本汉字的比赛。另一种游戏有点像扑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别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和“苏维埃万岁”；低分牌上写上的口号，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不同。此外，还有许多集体游戏。共青团员负责列宁室的节目，每天也领着大家唱歌。其中许多歌曲是配着基督教赞美诗的调子唱的。
所有这些活动，使士兵们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没有看见过随营商人或随营娼妓和红军部队在一起。吸鸦片烟是禁止的。不论在我与红军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参观过的营房里，我都没有看见过鸦片烟或烟枪。除值班外，并不禁止吸香烟，但是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吸香烟的红军士兵似乎很少。我请他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谢绝。
关于红军部队的“政治课”，斯诺写道：
一天下午无事，我就去找红军政治部的刘晓，他的办公室在豫旺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
我对刘晓说：“我已见了不少指挥员，但士兵却见得不够。普通战士究竟怎么样，这些反帝和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们到底相信几分？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政治课，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们的方言太多，我一个人去不能全听懂。”
刘晓同意陪我一起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政治课。这是一军团二师二团的一个连在开会，有62人参加。这是该连的“先进小组”，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小组”。红军中政治教育是通过三个大组进行的，每个大组分为上述两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选出自己的士兵委员会，同上级军官商量办事，派代表参加苏维埃。这三个大组中，一个是由连长以上军官组成，一个是由班长和士兵组成，一个是后勤部队——炊事员、马夫、骡夫、通讯员和少先队。
屋子里装饰着绿色的松柏树枝，大门上钉着一颗纸制的大红星。里面是必备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淞沪战争英雄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的照片。有一张俄国红军在红场集合庆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从上海一家杂志上剪下来的。最后，还有一幅冯玉祥将军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号是“还我河山！”
战士们坐在他们自己带来的砖块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们去上学时，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带着一块砖头），带领他们的是连长和政治委员，两人都是党员。据我了解，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个身材颀长、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讲课，他似乎是在总结5年来的中日“不宣之战”，提高嗓门在喊叫。他谈到日本侵略满洲，他自己在那里的经历，他当时是张学良少帅的军队中的一个士兵。他谴责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后他介绍了日本对上海、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侵略。他说每次侵略中“国民狗党”都不战而退。他们“把我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奉送给了日本强盗”。
“为什么？”他问道，非常激动，声音有点哽咽。“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东北军战士几乎天天要求我们的军官率领我们上前线，打回老家去。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他最后总结了抗日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的发展。
另一个人站了起来，立正地站着，双手贴着身子两边。刘晓悄悄地告诉我，他是班长——一个上士——参加过长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卖国贼，只是有钱人、军阀、税吏、地主、银行家，他们开展‘与日本合作’运动，提出‘联合反共’的口号。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抗战救国。只要向他们指出一条道路……我怎么知道的？在我们江西苏区，我们人口只有300万，但是我们招了50万人志愿参加的游击队！我们忠诚的苏区在我们反对卖国白军的战争中热情支持我们。红军在全国胜利后，我们就会有1000多万的游击队。那时看日本人敢不敢抢我们！”
还有许多这样的发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痛斥日本，有时强调，有时不同意以前一个发言者的话，有时对组织讨论的人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或者对“扩大抗日运动”提出建议等等。
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应。他高声说道：“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上送茶水和饼来，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参加我们，向我们欢呼……他们十分清楚地明白，谁是卖国的，谁是爱国的，谁要抗日，谁要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我们的问题是要唤起全国人民，像我们唤起山西人民一样……”
有一个发言者谈到白区的抗日学生运动，另一个谈到西南的抗日运动，一个东北人谈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什么不愿再打红军的原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收复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结束他的发言。第四个人谈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另一个谈到中国各地日本纱厂中的中国工人的罢工。
讨论历时一个多小时。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时插言总结一下刚才的发言，发挥其中的一个论点，或者补充一些新的情况，纠正刚才发言中的某一点。战士们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记了简单的笔记，他们诚实的农民的脸上露出了认真思索的神色。整个讨论是很生硬地带有宣传性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夸大事实。这甚至有点传教的味道，所选的材料都是为了证明一个论点。但它的效果很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这些年轻的没有什么训练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简单然而强烈的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
最后，我打断了他们的发言，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都举手抢着回答。我发现在场的62个人中，有9个来自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其余都是直接来自农村。21个以前在白军当过兵，6个前东北军。只有8个已婚，21个来自红军家庭——也就是苏区得到土改好处的贫农家庭。34个不满20岁，24个在20到25岁之间，只有4个在30岁以上。
我问道：“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这个问题有12个人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当时记下的答复，有一部分简述如下：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
“红军是抗日的。”“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同白军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中，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
“红军军官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
“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
“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
“军阀的军队的任务是收税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
我再一次打断他们：“但是你怎么知道农民是真的爱红军的呢？”这时又有好几个人跳起来回答。政治委员指了一个。
“我们到新区去的时候，”他说，“农民们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我们受伤的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
另一个：“我们长征过四川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热水。”
第三个：“我在刘志丹的二十六军里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保卫一个孤立的岗哨，抵抗国民党将领高桂滋的进攻。农民们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和喝的，我们不用派人去搞给养，人民会帮助我们。高桂滋的军队打败了，我们俘虏了几个，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两天没水喝了，农民们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
一个甘肃农民出身的战士：“人民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帮我们拉电话线！”
另一个：“最近一架敌机在山西一个山上坠毁时，只有几个农民看到，他们只有红缨枪和铁锹武装，但是还是袭击了那架飞机，把两个飞行员缴了械，捉了起来，送到瓦窑堡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今年4月在延长，有5个村子成立苏维埃，我正好驻扎在那里。后来我们受到汤恩伯的进攻，不得不后撤。民团回来，捉了村里18个人，砍了他们的脑袋。这时我们进行了反攻，村里的人领我们从山上一条秘密小道袭击民团。他们没有防备，我们进攻后缴了3排敌军的械。”
这时，一个脸上长了一条长疤的青年站了起来，讲了长征路上的经历。他说：“红军过贵州时，我和几个同志在遵义附近受了伤。当时部队得前进，不能带我们走。医生给我们包扎好后，把我们留给一些农民，要他们照顾我们。他们给我们饭吃，待我们很好。白军到那个村子来时，他们把我们藏起来。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复原了。后来红军回到这一带来，第二次攻克了遵义。我们回到了部队，村子里有几个青年和我们一起走了。”
另一个：“有一次，我们在（陕西北部的）安定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只有10多个人和10多支枪。农民给我们做豆腐吃，给了我们一头羊。我们大吃了一顿就睡了，只留一个人站岗。他也睡着了。但在半夜里，有一个农村孩子跑了来把我们叫醒。他从山上跑了10里路来告诉我们，民团在那里打算包围我们。一个小时后，民团果然来进攻了，但我们已有准备，把他们打退。”
一个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还没有长毛，他站起来宣布：“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白军到甘肃的村子中来时，没有人帮助它，没有人给它吃的，没有人要参加；但是红军来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委员会来帮助我们，青年人都志愿参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那里的每一个青年似乎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爱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我记下了17个不同的答复。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这话讲得很得体，那个小鬼说的大概句句是实话。
关于红军部队小号手，斯诺写道：
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到了30英尺下的地面上在进行着许多不同的、却又单调和熟悉的工作。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了一个需要友情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4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4年！”我不信地叫道，“那么你参加红军时准是11岁？你还参加了长征？”
“不错，”他得意洋洋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4年红军了。”“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6口，我的父母和3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冬天，我们烧树皮汤喝，把粮食省下来作来春的种子。我总是挨饿。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现在？我不知道。我离开江西时，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了。”
“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这些“红小鬼”都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我们的！”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15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6000英里的。
关于红军部队中少年先锋队，斯诺写道：
红军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说，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4万名。单单在红军里谅必有好几百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他们都是12岁至17岁（照外国算法实际11岁到16岁）之间的少年，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有许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间加入了红军。
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有一次，我看见这样的一个少年在一张大地图前，向一班新兵讲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见到的两个最优美的儿童舞蹈家，是一军团剧社的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
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太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3次，可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揩，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经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有时，有成群的少年逃去当红军。
他们的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
四
8月26日至30日，斯诺、马海德应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司令员的邀请，赴豫旺县（下马关）进行调查与采访活动，“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
关于结识徐海东司令员等有关情况，斯诺写道：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着桌子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想要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100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10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
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80里外的豫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10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豫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
5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豫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上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豫旺县10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1000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的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了1个，伤了10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了1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5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豫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
有3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问题。
关于红十五军团所属回民教导团，斯诺写道：
一天早上，我同徐海东参谋部里一个能说英语的参谋人员去访问十五军团所属的回民教导团。该团驻扎在一个回民商人和做官的家里，这是一所墙头很厚的房子，摩尔式的窗户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屋子里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虔诚的回民一天要洗5次澡，但是，这些战士虽然仍信伊斯兰教，显然只是偶尔使用这些水池。我想他们大概不相信把一件好事做过头。但是他们仍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习惯最清洁的士兵，没有随地吐痰的恶习。
共产党在前线组织了两个回民教导团，基本上都是从前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部队中来的。他们比汉人身材高大、结实，胡须深，肤色黑，有的人长得很英俊，明显有突厥人的外表，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人种的特点很突出。他们都带着西北的大刀，熟练地给我表演了几下，能够一举手就能砍下敌人脑袋。
他们的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标语。“打倒马鸿逵！”“废除马鸿逵的国民党政府！”“反对日本造机场，绘地图，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建设自己的回民抗日红军！”共产党的一些回民拥护者就是靠这些主张招来的，回民战士在关于他们为什么参加红军问题上给我的答复，也以此为他们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马鸿逵将军部下士兵对他是有不满的（无疑有些被共产党夸大了），宁夏的农民似乎也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向一个回民老乡买瓜，他种了一山坡的瓜，是个态度和蔼的乡下佬，满面笑容，脾气随和，还有一个长得实在美丽的女儿——在这些地方这是十分不可多见的，因此我迟迟不走，买了3个瓜。我问他，马鸿逵手下做官的是不是真的像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坏。他滑稽地举起双手表示气愤，一边嘴里吐着西瓜子。“哎呀！哎呀！哎呀！”他高声说道，“马鸿逵，马鸿逵！征的税叫我们活不了，还抢我们的儿子，又烧又杀！妈的马鸿逵！”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奸污马鸿逵的母亲，这还便宜了他。院子里的人看到这老头儿这么激动都笑了。
参加红军的回民战士原来都是在马鸿逵军队中进行颠覆宣传所争取过来的，也是他们投到红军阵营以后听的政治课所争取过来的。我问一个指挥员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为了打马鸿逵，”他说，“在马鸿逵统治下，我们回民的生活太苦了，没有一家是安全的。如果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必须到他那里去当兵。如果有3个儿子，两个儿子必须去当兵。没有出路——除非你有钱，可以买替身。哪个穷人出得起？不仅如此，每个人还需自己带衣服，家里给他付粮食、柴火、灯油钱。一年要花好几十元钱。”
这两团回民红军组织起来还不到半年，看来已经有了相当的“阶级觉悟”。他们读了，或者听人家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简单介绍，每天关于回民当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课。这些课不是汉人给他们上的，而是共产党中回民党员给他们上的，后者上过共产党的党校。马鸿逵部队90%是文盲，参加红军的回民在刚来时一字不识。现在他每人已识几百个字，能够学发给他们的简单的课本。共产党希望这两团人中能培养出一支大规模的回民红军干部，来保卫他们梦寐以求要想在西北建立的回民自治共和国。这些回民中已有将近25%的人参加了共产党。
关于红军部队中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与教育及建立回民自治苏维埃政权，斯诺写道：
关于自治的口号，回民自然是会同意的，因为那是他们多年来的要求。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对此是怀疑的。中国军阀的多年压迫和汉回之间的仇恨，使他们对一切汉人的动机都理所当然地深为怀疑，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回民的这种怀疑，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回民与共产党合作，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如果汉人愿意帮助他们赶走国民党，帮助他们创建和武装一支自己的军队，帮助他们实现自治，帮助他们剥夺有钱人（他们无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他们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后来共产党食言，他们就再把那支军队用于自己的用途。但是从农民的友善态度和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愿意组织起来这两点来看，共产党的纲领有明显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在战士中间，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来已经克服，或者说正在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例如，我问到一些回民战士，他们是否认为回汉两族人民能够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其中一个回答说：
“汉人、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人的血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到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我是说这样的情况，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是不是？要是他们反对红军，那怎么样？你怎样对待他们？”
“我们要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多数阿訇不是有钱人，他们同情我们。我们的一个连长原来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说服不过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人民会要求惩罚他们。”
同时，在整个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都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教育战士了解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汉统一战线”的努力。我参加了几次政治讨论会，战士们在会上讨论“回民革命”，这些讨论会很有意思。在一次会上，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有的认为，红军应该没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对。接着，政委把党的立场作了简洁的介绍，说明为什么应该由回民自己来进行他们的土地革命，由他们自己的、在回民群众中有基础的坚强革命组织来领导。
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回汉两族人民交往的简史，还有一个连讨论了发给驻在回民地区全体战士行为守则必须严格遵守的理由。这个守则规定红军战士：未经房主同意不许进入回民家中，不许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或教职人员，不许在回民面前骂“猪”或“狗”，不许问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不许叫回民是“小教”，叫汉人是“大教”。
这都是争取把全军有意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回民政策周围。除了这些努力之外，在农民中间也在不断地进行工作。这方面的宣传由那两个回民教导团来带头进行，但是红军各连也派宣传队去挨家挨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部队的剧团到村子里去巡回演出，表演回民戏，那是以当地情况和历史事件为根据的，目的是要“鼓动”人民；分发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传单、报纸、招贴；常常举行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村苏维埃。农民不论汉回，要避免一定程度的这种灌输，是很困难的。到7月间，宁夏好几十个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派代表到豫旺堡来与那里的回民共产党开会。
4个月后，四方面军就要渡过黄河，再向西推进200英里，到达肃州，那是马步芳的辖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们有此迅速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在宁夏的时候就碰到了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早在9月间，宁夏已有了足够的进展，可以召开一个大会，有300名回民代表从红军当时占领下的各村苏维埃选出，还有一些阿訇、教师、商人、两三个地主参加，但大多数是贫农，因为有钱一些的阶级早已在“汉匪”到达时逃出了。代表会议选出了一位主席和一个回民苏维埃临时委员会。他们通过决议，要同红军合作，接受它的帮助建立回民抗日军队的建议，并且立即开始组织汉回团结同盟、贫民会以及群众性的抗日团体。
这个历史性的小小代表会议所处理的最后一项议程——但我认为对那里的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程——是处理一个国民党税吏。此人显然在红军到达以前已民怨沸腾，红军到达后，他逃到了附近山间农村中一个叫张家寨的地方，在那里继续收税。据说还增加税率一倍，宣布这是他自称代表共产党政府的新规定。但回民农民了解到共产党并没有派收税的，于是他们出动了六七个人，把这个坏蛋捉了起来送到了豫旺堡公审。我个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胆略，敢冒充这样的角色，这种人才不可多得，应该保护下来。但是回民们却不那么想。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把他枪决。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预旺堡两个星期中被枪决的唯一平民。
关于随红十五军团行军转移及返回豫旺堡，斯诺写道：
（从红城水）回到豫旺县以后，我发现部队在吃西瓜庆祝甘肃南部传来的无线电消息，马鸿逵将军的国军有一整师向朱德的四方面军投诚。国民党的该师师长李宗义原来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其中有秘密共产党员——举行起义，带了3000名左右官兵，包括一个骑兵营，在陇西附近参加红军。这对蒋介石总司令在南线的防御是个很大打击，加速了南方两支大军的北上。
两天以后，徐海东十五军团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准备转移，一支南下为朱德开道，一支向西到黄河流域。大清早3点钟军号就吹响了，到6点钟部队已出发。我本人于那天早上同两个红军军官回豫旺堡，他们是向彭德怀汇报的，我与徐海东及其参谋部人员从南门离城，跟在那大队人马的末尾，这队人马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经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过去没有一个尽头。
大军离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军号，悄然无声，给人一个指挥若定的印象。他们告诉我，进军计划好几天以前就准备好了，路上一切情况都已经过研究，红军自己绘制的地图上仔细地标出敌军集中的地方，警卫人员拦住了越过战线的一切过往旅客（为了鼓励贸易，红军平时是允许越境的，但在战时或行军时除外）。现在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前挺进，后来奇袭敌军岗哨，证明此点不假。
我在这支军中没有看到随营的人。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像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
出城没有几里路，突然下达了一个防空演习的命令。一班班的战士离开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丛中去，戴上了他们用草做的伪装帽、草披肩。在大路边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机枪（他们没有高射炮），准备瞄准低飞的目标。几分钟之后，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消失匿迹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还是无数的草丛。路上只有骡子、骆驼、马匹仍看得见，飞行员很可能把它们当做是普通的商队的牲口。
演习令人满意，我们继续前进。
他们的骑兵师是全军的骄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骑兵师去。他们骑在3000匹左右的漂亮宁夏马上，从体格上来说是全军最优秀的。这些快骑比华北的蒙古马高大强壮，毛滑膘肥，大多数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那里俘获来的。但是有三足营的马是将近一年前与国民党骑兵第一军司令何柱国将军作战时夺取过来的，其中一营的马全白，一营全黑。这是红军第一骑兵师的核心。
我随红军骑兵骑了几天马，或者精确地说，随红军骑兵走了几天路。他们借给我一匹好马，配有俘获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军结束时，我觉得不是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马。这是因为我们的营长不想让他四条腿的宝贝过累了，要我们两条腿的每骑一里路就要下马牵着走三四里路。
我对徐海东有点抱怨这件事，我怀疑他后来要对我开一开玩笑。我要回豫旺堡时，他借给我一匹宁夏好马，壮得像头公牛，我一生骑马就数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个大碉堡附近同十五军团分手。我向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告别，不久之后我就上了借来的坐骑，一上去之后，就如脱缰一般，看我们俩谁能活着到达豫旺堡了。
这条道路50多里，经过平原，一路平坦。这中间我们只下来走过一次，最后5里是不停地快步奔驰的，到达终点时飞跑过豫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远远的后面。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门前我纵身下马，检查了一下我的坐骑，以为它一定要力竭晕倒了。可是它只轻轻喘着气，身上只有几滴汗珠，除此以外，这畜生纹丝不动，若无其事。
关于在豫旺县（下马关）的调查与采访情况，斯诺日记写道：
8月26日，早饭后7点半钟，我和彭德怀、李富春及其他人一起离开豫旺堡。第一师（应是一军团四师）赠送给我一匹从马鸿宾那儿缴来的小黑马，我骑着这匹良驹走过像桌面一样的开阔草原。现今这里的居民几乎全是回民，他们分散的村落建筑具有摩尔人的风格——他们住房的房顶、宽敞的大门以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院落，同陕西的邋遢懒散形成鲜明的对比。
豫旺堡是徐海东领导的第十五军团的临时宿营地。徐派了一排战士骑着蒙古骏马来迎接我们，当时和我同行的有王汝梅、马海德、胡金魁。我们快速行进了70华里，几乎有一半路程是在狂奔。近中午时，王的马缰滑脱了，马驮着他朝城里跑去，到达方休。在这几乎是他的头一次骑马中，王坚持到底，表现出他不愧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欢迎委员会成员站在城门外的横幅之间，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国际新闻工作者到苏区调查”。我们进城时喇叭齐奏，厚重的城墙上点缀着来看洋鬼子的城里人。南门外矗立着一座建筑优美的清真寺，北门外另有一座遥相呼应，两座门之间延伸着一条两边是商店的街道。街口末端各有一座漂亮的城楼，其中一座已改为戏院。
驻在城里的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第七十八师按连队列队欢迎我们，我们骑马经过时，战士们立正、唱歌、呼口号。营、团旗帜招展，喇叭齐鸣，传令兵在我们前面急驰。在城市南端，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在有三层楼的城楼前欢迎我们，这里就是为我们准备的住处，城楼下有一个防空洞。在城楼的最高一层，徐海东为我们准备了两间一套的住房，室内非常干净，我们睡的床都是用木板门搭成的。桌子上摆有苹果、糖和咖啡！从城楼平台上，可以看到该城的每个角落，这里空气清新，视线可达几英里之外。放眼望去，一直可看到40华里外韦州的城墙，透过徐的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韦州城墙上马鸿逵的士兵。向西北望去，大约20华里开外，可以看到共产党最大的堡垒。
8月27日，我和徐海东谈了一整天，直到5点以后。他毫无保留地向我叙述了红军第四军在湖北、河南、安徽地区即鄂豫皖根据地的惊人活动。徐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同志，曾负过8次伤，但他像杰出的彭德怀将军一样，拥有用不完的精力。显然这两位都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徐感人地朴实、冲动，同时又腼腆，爱脸红。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磕掉了两颗门牙，所以每当他微笑时牙齿漏出缝隙，更使他显出孩子般的天真、虚心和羞涩。他身体瘦小但结实有力，他常以自己的气力和枪法而感到自豪，并喜欢显示。他的饭量很小，几乎注意不到他所吃的东西。他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了，他充沛的精力和对工作的仔细认真，使他的部队强健、整洁、守纪律。
我在此处看到红军不太像一般的革命军队，长期的斗争，已经使甚至10多岁的年轻军官成为具有良好的训练素质和守纪律的老战士。
8月29日，我骑马到红城子去，那是在韦州县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以盛产梨、苹果、葡萄的美丽果园著称。七十三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不远有一个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条临时的战线，没有战壕，却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机枪阵地和圆圆的山顶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御工事——红军就在这里同敌人对垒，后者一般都已后撤到5英里到10英里以外的城里去了。这条战线好几个星期没有发生战事了，红军趁此机会进行了休整和“巩固”新区。
8月30日，今天第十五军团开始向西转移，天刚蒙蒙亮，军号就吹响了。嘹亮的军号声在空中回旋，直到我们出发。这时主力部队已上路了，徐、陈、王及其他参谋人员和我们一起离开了县城。
几千人出城的行动能如此顺利，如此快捷，表现了红军组织工作的高效率，这是我们所见的一个杰出事例。昨天下午我到各团部参观时，看到大部分军队呆得很安稳，仿佛要长住下去。但早晨起来，发现他们已把地图、书籍、工具、弹药、食品、武器等都收拾包装好了，有的由骡子驮着，有的由战士背着，并且已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部队准备出发的头天的整个晚上，徐海东和我们在一起，你无法想象8000人的部队出城转移并不比单独一个人去散步更复杂多少，何况他们要向西行军200华里，并且准备好在这儿开辟的苏维埃根据地与由南边来的朱德的部队联系起来的道路上会遭遇到抵抗。我听说红军的行动计划几天前就制订好了。红军清楚地知道他们第二天要扎营的地方，所以4天以来就扣留了在无人地带往来的农民，以防红军立即要出发的消息传送给敌人。由于事前有准备，这次进军先不为人所知，因而未受到什么阻碍。
今天早晨，当我们尾随着后卫队走出大片草海时，一条长蛇似的队伍消失在地平线上。突然警报号声响起，整个部队离开大路迅速隐蔽到草丛中，他们头上戴着为防空袭用的草扎的帽环，伪装得很巧妙，在100码外无法分辨出人和草丛，甚至驮东西的牲口也被隐藏在用草编的毯子下面。
8月31日，在被称为大路的小路上的一座土堡旁，我们遇到了岔路。徐要朝南走，我则继续西行。就在这里我和徐及他的参谋人员告别。参谋人员继续前进了。使我惊奇的是，徐下马拉着我的手走了1英里远。他亲热地对我谈着他们部队的问题、战士们的状况以及如何搞到食物和棉衣，以度过即将来临的寒冬。他恳切地要求我：“给我们提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好吗？我们都是一些无知的农民，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他希望更多的美国人能到红军中看一看，并且能和他们一起工作。他再三表示，希望我还能来，因为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他、他的部队，听他们的事迹，为的是转告给全世界，这使他感到“很荣幸”。我被他的热诚深深感动。
“我们会再见的！”当他终于停下来要转身回去时，他这么说。我答道：“我们肯定会再见的！”令我吃惊的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玉鼻烟壶，并且说：“请收下这个十五军团和我给你的纪念品。同志们都说，见到它，你就不会忘记我们了。这东西原是一位蒙古王爷的，在这一带的农民心中是一件珍宝，收下它你就会平安到家。”说完便上了马，行了一个军礼，然后驰马而去。
与徐分手后，我到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和彭德怀共进晚餐。
五
关于随红一军团行军转移及返回保安，斯诺日记写道：
1936年9月初，我在宁夏、甘肃前线的时候，彭德怀部下的军队开始一边向黄河西移，一边向西安、兰州公路南移，以便同北上的朱德的部队建立联系。这一行动后来在10月底出色完成，会师的两支大军占领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的甘肃北部几乎全部地方。
但是红军现在既然为了“迫使”国民党抗日，决心要同国民党觅求妥协办法，因此日益变成了一支政治宣传队，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了。党发下了新的指示，要求部队在今后行动中遵守“统一战线策略”。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也许在这个期间军队活动的逐日的记载，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9月1日，半夜3点钟军号就吹响了，而我们早晨6点才离开豫旺堡。昨天下午，我站在城外巨大的石门边目送红一军团去海原，那是往西很远的地方，士兵和牲口的队伍秩序井然地通过，长达四五华里，这个军团的武器大部分是第一流的，这个兵团是红军的精锐部队。他们有最新式的德国和捷克步枪，有英国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毛瑟枪，还有大炮群，炮弹都妥善地用帆布袋装运，一些小物品都是临时做的，诸如行军火炉、水壶、水桶、锅和盘子，都是用标准牌汽油桶及其他种类的油桶制成的。
其次，文工团员们一边走一边唱歌鼓舞士气，他们携带的轻便垂幕和道具都分放在一两匹骡子背上。他们带的留声机，使我想起我们住在郝林湾时送给我们的那台，它带有两张法国唱片，其中一张的一面是《马塞曲》，另一面是《小步舞曲》；还有一张是一出法国喜歌剧曲子，很惹人发笑。尽管红军不懂法文，但他们知道剧情和好笑之处，因此每当听这个节目时，整个队伍会突然爆发出笑声。“小鬼”们成几个钟头地听并且模仿，又笑破肚皮，但他们猜测不出唱机里的那个人藏在何处。
彭在一个小时内就把行军的全部工作安排就绪，到5点钟时，包括骑兵在内的、由500人组成的司令部卫队已整装待命了。彭自己把他很少的几件衬衣和裤子打成包，把几张地图、电话、电池放进两个洋铁箱子里，准备上路。我们一起吃了早饭，每个人吃了几个甜瓜。然后上马穿过圆顶的大山和杳无人烟的高原。
包头水（译音），9月1日。离一方面军司令部豫旺堡，步行约40里，指挥员彭德怀一边与骡夫说笑话，一边和大家闹着玩。所到之处颇多山。彭德怀司令部在此小村中一个回民老乡家中过夜。
墙上马上挂起地图，电台开始工作，电报来了。彭德怀休息的时候，请回民老乡进来，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一个老太太坐着同他几乎聊了两个小时，诉说自己的苦处。这时红军的一支收获队走过，去收割逃亡地主的庄稼。由于他逃走，他的土地就被当做“汉奸”的没收充公。另一队给派去守护和打扫本地的清真寺，同农民关系似乎很好。本县在共产党统治下已有好几个月不用缴税。一星期前，本县农民派了一个代表向彭德怀送来了6大车的粮食和辎重，对免税表示感谢。昨天，有几个农民送了彭德怀一张漂亮的木床，使他感到很高兴，他把它转送给了本地的阿訇。
李周沟（译音），9月2日。清晨4时上路，彭德怀早已起身。遇到10个农民，他们是随军从豫旺堡来帮助抬伤兵回医院的。他们自告奋勇这样做，是为了要打马鸿逵，他们痛恨他，因为他强征他们的儿子去当兵。一架南京轰炸机在头上飞过，侦见我们，我们四散找掩护，全军都躲了起来。飞机绕了两圈，扔了一个炸弹——照红军说，是“扔了一个铁蛋”，或者“掉了一些鸟粪”——然后扫射马匹，又飞到前面去轰炸先锋部队了。有个战士找掩护慢了，大腿受了伤——一处轻伤，经包扎后继续上路，不用搀扶。
我们要在这个小村过夜，从这里望去，什么都看不见。有一团敌军守在附近一个堡垒里，十五军团派了部队去攻打。
从豫旺堡发来的无线电消息说，今晨有敌机空袭该城，扔了10颗炸弹，死伤农民若干，战士无伤。
碉堡子（译音），9月3日。离开李周沟，一路上许多农民出来，给战士送来白茶——即热水，这是这一带最爱喝的饮料。伊斯兰教老师来向彭德怀告别，感谢他保护学校。走进碉堡子（现在已到豫旺堡以西100里的地方）的时候，马鸿逵的一些骑兵从一个孤立的阵地撤出来，冲进我们的后方，距离只有几百码。聂参谋长派司令部的一队骑兵去追逐。红军一队驮兽遭到袭击，又派一队去夺回骡子和物资，运输队完整无损地回来了。
今天晚上，布告牌上贴了一些有趣的消息。李旺堡已被围，在那里附近的1个碉堡，1颗迫击炮弹落下来，几乎命中徐海东司令部。死了1名少先队员，伤了3名战士。在附近另一地方，1名白军排长在侦察红军阵地时被突击队活捉。他受了轻伤，被送到司令部来。彭德怀在无线电里大发脾气，因为让他受了伤。“不是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说，“一个口号抵得上10颗子弹。”他向参谋人员讲了一通统一战线和如何付诸实践的道理。
农民们在路上卖水果和西瓜，红军买东西都付钱。一个年轻战士同一个农民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用一只心爱的兔子，换了3个西瓜。吃了西瓜以后，他很不高兴，要他把兔子还给他！
电话传来一个报告说，有一团敌军已被（一军团）二师包围。向敌军致了高喊欢迎的友好口号和吹军号的“敬礼”。因为他们没有吃的，红军送去200头羊，附去一信解释红军的政策。白军答应下午答复。红军在信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纲领，双方讲和，如果对方后撤就不开枪追击。两点钟时，这一团兵（他们是马鸿逵的部下）后撤了。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是统一战线斗争中的胜利一步。”但还是有一些红军对他们开了枪，不过似乎是极少数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眼看这些快到手的武器白白丢了。他们为此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又给他们上了几课，讲统一战线的道理。有些战士不懂这个道理，想要俘虏白军，但是不许他们这样做。这次红军本来还可以俘获一队骑兵的，但是奉令不得如此。
一般战士反对统一战线纲领的这个倾向，今晚由彭德怀和政治部加以讨论，他们觉得“必须进行更多的教育工作”。
另外一个消息：在马良湖（译音），有一批敌军越过战线到红军这边来参加群众抗日大会。他们没有带枪，应红军之邀，由团长带领前来讲话。该团长说：“至于日本人，我们是准备打的。问题是怎么打。”他告诉红军说，他的团里和马鸿逵部下的每一个团里，无论是汉民团还是回民团，都至少有3个法西斯（蓝衣社）特务，因此要进行合作必须保密。
徐海东骑了他的大骡子来和彭德怀、左权（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开会。会后，他讲了一个十五军团“小鬼”的故事。他是前线的通信员，他奉命去送信，路上得绕过敌军占领的一个碉堡。他不走山路，有意走直通敌军碉堡枪口的大路。白军一见到他，就派一队骑兵来追他，但他有一匹快马，又不用鞍子，把他们甩得远远的掉在后面。徐海东抱怨道：“他总是这样，但他是前线最好的通信员。”
彭德怀开了一只大西瓜庆贺今天的好消息，这里的西瓜又便宜又好吃。
碉堡子，9月4日至5日。（政治部的）刘晓现在李旺堡附近的回民中工作。今天他发回一份那里最近情况的报告。马鸿逵部有一个团要求红军回民团派个回民去同他们谈话。马鸿逵的团长不愿见红军代表，但同意他同他的部下谈话。
王（红军回民代表）回来后报告说，他在部队营房里到处看到共产党的传单。他说他同他们谈了几小时后，他们越发有兴趣了，最后团长也来听，但是又怕了起来，想把他捉起来。战士们提出了抗议，这才派人把他送回红军方面来。该团写了一封信，答复王从刘晓那里带去的信。他们说，他们不会后撤，因为他们奉命守卫这个地方，因此必须守住；他们愿意合作抗日，但红军必须同他们师长谈判；如果红军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打红军；又说红军送去的信和小册子都在战士中间散发了。
今天有两架飞机轰炸了这里附近的一队红军骑兵，人畜无伤，但有一颗炸弹炸掉了村中的清真寺一角，死了3个照看寺院的老回民。
碉堡子，9月6日。今天休整。一军团的指挥员全在彭德怀司令部吃西瓜，战士们休息，自己打球、吃西瓜。
彭德怀开了连以上指挥员会议，这是一堂政治报告，他们让我参加。彭德怀讲话摘要如下：“我们调到这些地方的原因，第一是扩大和发展我们苏区；第二是配合二、四方面军（在甘南）的调动和前进；第三是消除马鸿逵和马鸿宾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同他们的部队直接形成统一战线。
“我们必须扩大这里的统一战线基础。我们必须对现在表示同情的白军指挥员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坚决地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现在同他们许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联系，我们必须继续工作，通过写信，通过报纸，通过派代表，通过秘密会社，等等。
“我们必须尽快解放这里的回民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后，马上就武装他们，让他们组织自己的代议制政府，这样及早组成一支回民抗日军。
“我们必须加强自己部队的教育工作。最近有好几个例子说明我们的人违反统一战线政策，对我们允许撤退的军队开火。还有一些例子是我们的战士不愿交还缴获的步枪，说了几次才交出来。这不是违反纪律问题，而是不信任指挥员的命令，说明这些战士不充分了解这样做的原因，有些战士甚至攻击他们的领导是在发出‘反革命命令’。有个连长收到白军指挥员的一封信，看也不看就撕掉了，还说什么‘这些白军都一样’。这说明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教育战士。我们第一次讲话没有把我们的立场向他们说清楚。我们要请他们提意见，在经过彻底讨论和解释后，根据我们认为必要的那样来改正我们的政策。我们必须使他们感到，统一战线政策不是骗白军的诡计，而是一种根本方针，符合党的决定。
“在江西，蒋介石对我们和我们的政策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谣言，由于他的封锁，使我们不能对我们苏区以外的中国人民进行驳斥。现在他的法西斯党徒在这里对我们散布谣言，把中日的资源做以对比，这样来攻击我们的抗日政策。蒋介石扣压真实情况，他也不提中国的反帝运动不是孤立的，有苏联和日本本国的无产阶级这样的朋友。我们必须让敌人了解抗日运动的基础，拆穿法西斯分子的这些谎言。
“在东征（山西）以后，我们有许多同志到甘肃、宁夏这里来，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对比之下，我们在那里受到很大欢迎。他们感到灰心，因为这里农村很穷，人民政治热情很低。别灰心丧气！要努力工作！这些人民也是兄弟，会像别人一样有反应的。我们一个机会也不能错过，要说服白军和回族农民。我们的工作还不够努力。
“至于群众，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带头参加一切革命行动。我们自己不要去碰回民地主，但是要让人民知道，他们有权那样做，我们要保护那样做的群众团体，这是他们的革命权利，这是他们的劳动果实，理应归他们所有。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要记住，他们至今为止，除了民族仇恨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觉悟。我们必须唤起他们的爱国心。我们必须加强在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中的工作，使他们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盟友，而不是消极盟友。我们必须加强同阿訇的良好关系，鼓励他们在抗日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把每个回民青年都组织起来，加强革命政权的基础。”
彭德怀发言以后，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个政委作了长篇的批评发言。他们两人都检查了在“统一战线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提出了改进意见。所有的指挥员都作了大量笔记，后来又举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争论一直到吃饭的时候。彭德怀最后建议两个军团各扩充500新兵，得到附议后，一致通过。
晚饭后一军团剧社演出新戏，以上星期经验为素材。它用发噱的方式，表现了指挥员们在执行新政策中所犯的错误。有一场戏是，一个指挥员和一个战士发生了争论；另一场戏是，两个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还有一场是，一个指挥员把白军的信撕掉了。
第二幕戏中，大多数错误都改正过来，红军和抗日回民军队并肩前进，一同歌唱，一同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作战。文娱部门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
有一个消息传说，（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李旺堡遭到南京飞机的猛轰。显然飞行员以为他们的军队已经撤走，因为四周到处是红军。轰炸时，回民战士逃出来躲在山上的窑洞里，但红军没有对他们开枪。彭德怀说，江西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有时整个村镇、整批民团或南京军队被蒋介石自己的飞机炸光，飞行员以为是在炸红军。
先锋部队还没有到海原，但在继续挺进之前已清除了几个敌军阵地。这些阵地在李旺堡和马良湖，整个固原山谷和固原以西先要苏维埃化。现在红军进入一个完全是回民的区域，要到靖远的黄河流域后才再进入汉民聚居区域。
明天我要回保安了。
六
关于马鸿逵政权统治宁夏的情况，斯诺写道：
马鸿逵是宁夏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马鸿宾原来是该省省主席，现在割据甘肃北部一块地盘不稳的地方。
以马鸿逵为例，他大概是四大马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个。他有许多妻妾，据说宁夏城里60%的财产是他的，并且在鸦片、盐、皮毛、捐税、自印纸币方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够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选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时候。他从上海雇来一个秘书，叫他收集受过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从中选美。价格定在5万元。老马选定了以后，就包了一架飞机，在北国的尘土中起飞，到苏州接了后宫新欢，一个基督教的东吴大学毕业生，然后又飞回宁夏，像阿拉丁在他的飞行地毯上一样，引起一时轰动。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马鸿逵的农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够充分欣赏这件事的浪漫情调，则很值得怀疑，因为农民们知道这5万元从何而来，士兵们也觉得奇怪，既然大马能够出巨资买个基督教徒做新娘，为什么开不出他们的军饷。不到几个月，红军向西挺进，打入宁夏南部和甘肃北部马鸿逵的地盘时，马部很少抵抗，尽管他吹嘘他们要歼灭“匪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里我不想开列统计表格，但宁夏发表一项政府公报，其中一篇有意义的文章值得一提，它开列了马将军在该省要征收的捐税：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但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马鸿逵的食盐专销办法可谓举世无双。盐不仅专卖，而且规定每人每月必须买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买了不能转卖，私自买卖盐处以鞭笞，甚至处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满的还有，出售牛、羊、骡要征30%的税，养羊1头要征25%的税，杀猪1头征税1元，卖麦子1石征税4角。但是最令人强烈不满的措施，也许是马将军的征兵了。他共有军队4万（加上马鸿宾的），还有数目不限的守城门的“门卫”。这些人几乎都是强征而来。每个人家凡是有儿子的都要当兵，否则就雇人代替，价格已上涨到150元。穷人可以到当铺去借钱，年息40%到60%，而这些当铺都是四马之一开的。当兵的不仅没有军饷，而且得自供衣食。显然马鸿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乱花钱的。
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迫使许多农民卖牛卖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税吏、债主以廉价收购，但大部分都弃置荒废，因为捐税和地租太重，找不到佃户耕种。土地、牲畜、资本加速集中，雇农人数猛增。在一个县进行了调查后发现，70%的农民欠债，60%的农民靠借粮糊口。在同一县内，据说5%的人有地100到200亩，骆驼20到50头，牛20到40头，马5到10匹，大车5到10辆，贸易资金1000到2000元，而60%的人口有地不到15亩，除一两头毛驴外没有别的牲口，平均欠债35元和366磅粮食——比他们的土地价值高很多。
最后，马鸿逵有阴谋争取日本支持反共的嫌疑。宁夏城里已有日本军事代表团，马鸿逵将军允许他们在城北修一个机场，那是在蒙古族的阿拉善旗境内。有些回民和蒙民担心日本真的武装进驻。
要是红军到达时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回民中间是否能打开局面也是可以怀疑的。但是马鸿逵的军队根本不想打仗，抵抗起来只有5%的人才有什么好处。但是共产党仍需克服回民天生不愿与汉人合作的心理，向他们提出一个合适的纲领。对此，共产党在进行艰苦努力，因为回民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西北的这个宽阔地带控制着通向新疆和外蒙的大道——也控制着同苏俄发生直接联系的大道。
按共产党自己的看法：西北有1000多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要保卫西北，在这五省内建立抗日根据地，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本作战而努力。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与苏联和外蒙取得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回民争取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和抗日统一战线上来，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
共产党在好几年以前就在西北对回民进行工作了。早在1936年，红军经过宁夏和甘肃向黄河挺进，年轻的回民先遣人员就已在宁夏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走狗”和“伊斯兰教叛徒”马鸿逵——他们有几个人为此而掉了脑袋。共产党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
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协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取缔征兵。
取消欠债。
保护回族文化。
保证各派宗教自由。
协助创建和武装回民抗日军。
这对几乎每一个回民大概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甚至有些阿訇也认为这是除掉马鸿逵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放火烧掉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寺）。到5月份，共产党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怀疑派认为办不到的事。他们自称已经创立了中国回民红军的核心。
七
综上所述，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斯诺、马海德作为“红区调查员”，不畏艰险，千里迢迢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豫旺一带前线调查与采访，首次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红军的壮举向全世界作了真切动人、热情洋溢的报道。正如斯诺所言：“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实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说：“豫旺整训期间，在我记忆中，……斯诺在采访时，给军团照了好些照片。又有不少人请马海德看病。部队头一次见到美国友人，大家是很热情的。”
斯诺在宁夏豫旺一带前线调查与采访期间，为西征红军指战员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其中，斯诺在豫旺堡为英姿飒爽的红军小号手面对军旗吹响冲锋号时拍的照片，定名为《抗战之声》，可谓寓意深刻，弥足珍贵。
关于斯诺照相，有一段历史佳话。时任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孙毅回忆道：在豫旺整训期间，……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提出在红一军团第一师组织实兵进攻演习。
演习开始前，接军委通知，说是毛主席请来一位美国客人，要给大家拍电影。
演习中，我看见一位身着红军服装、大鼻子、蓝眼睛的高个美国人，背着摄像机不停地拍摄。一问才知道，这位外国人是这年7月中旬到达陕北保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演习结束后，在军团部大院，斯诺坐在板凳上和彭总聊天。斯诺建议要为彭德怀司令员和其他几位将领拍一张合影照片。
“哎哟！斯诺先生，这个照可拍不得呀，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彭德怀对斯诺开玩笑说。
站在一旁的翻译黄华，立即把彭德怀司令员的话译给斯诺听，斯诺站起来，拍着彭德怀的肩膀，跷起大拇指连声说：“OK， OK，还能拿200万现大洋奖金呢！”
两个人的对话，使我们在场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彭总一挥手，招呼院子里几位干部，说：“走，就让他把我们的形象送给蒋介石吧！”
斯诺举起相机，拍下一张6人合影照片。从左至右是：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一军团教育科长我和西方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
斯诺在宁夏豫旺一带前线调查与采访的有关报道，主要集中在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的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中，以真正的红军、彭德怀印象、为什么当红军、游击战术、红军战士的生活、政治课等为题；第九篇《同红军在一起（续）》中，以红色窑工徐海东、中国的阶级战争、四大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者等为题；第十篇《战争与和平》中，以再谈马、红小鬼，实践中的统一战线等为题，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并从而得出结论：“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国战士，他们不久就会取代那些旧式的战士。……已建立了对运用现代技术和战术有经验的一支战斗力量和军事头脑的核心，这不久就会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总之，对于在宁夏豫旺一带前线调查与采访的收获和意义，正如斯诺所言：没有到豫旺前线，“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