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原名闻亦多。他到清华读书时，注册的名字是闻多。当时同学们觉得连姓带名一起称呼不礼貌，故潘光旦等人半开玩笑地劝他在“多”字前加个“一”字，他欣然采纳，并马上去教务处改名字，但被教务处以名字已经上报教育部为由拒绝。闻一多并不灰心，总是说坚持就是胜利。此后，每逢新教员上课点名，他总强调“多”前面还有个“一”字，试卷上也写“闻一多”，每逢发榜或布告上有他的名字，他也总设法加上“一”字。临近毕业，学校终于在毕业证书上正式承认他的新名字，在毕业证书和同学录上都印上“闻一多”。
闻一多一向嗜书如命。就读清华期间，每年暑假回湖北家中，就钻进自己的书房——“二月庐”里看书，很少出门一步，常常是吃饭都忘记了。偶或有亲朋友邻来走动，他连忙捧着书躲藏起来，嘴里直埋怨怎么又来打扰他看书呢。一次，一条蜈蚣爬上了他的腿，家人赶走蜈蚣，他还直怪打扰了他看书。更绝的是，他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却不见新郎。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
1916年，为迎接国庆节，闻一多和同学们演出了一个喜剧。该剧讲述的是一个道士施用法术，将八个怪物叫出来进行赛跑，以庆祝国庆节。怪物陆续出场，其中有茶碗人、半男半女的人、前脸是狼后脸是狈的人……最后一个出场的，是闻一多扮演的大毛驴。大毛驴一出场，伸长脖子，摇摇长长的耳朵，“哦昂，哦昂”地叫起来，似乎对赛跑夺冠志在必得，逗得全场观众大笑不已。赛跑结果，大毛驴果然第一。这出戏还最终获得了全校“最优”奖。而闻一多也因这几声驴叫闻名全校。
1921年，即将毕业赴美的闻一多与罗隆基等人，以罢考方式支持北京高校教师的讨薪活动，学校当局以如果罢考即取消学籍相威胁。闻一多他们不为所动，坚决罢考。最后他们被学校以“自动退学”除名。后来，政府部门和学校为缓和此事，宣布只要他们写一悔过书，即可返校。闻一多他们坚决不妥协。最后学校只得让步，让他们推迟一年毕业，第二年，他们一个不落地都到了美国。
梁实秋将自己和闻一多的两篇评论文章结集出版，人们读后批评的人不少。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对之进行了肯定和赞扬。其时，郭沫若刚出版诗歌集《女神》，在文学界声名鹊起。闻一多得知欣喜若狂，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总之假使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清华远在北京郊区，五四那天，清华的学生并没有参加游行等系列活动。待晚上消息传来，全校震动。同学们的爱国心空前地沸腾起来。闻一多更是兴奋得夜深了仍然睡不着，于是爬起床来，手书好岳飞的《满江红》，跑去张贴在学校食堂门口。第二天一早，同学们看见，情绪更是高涨，纷纷猜测这是谁贴出去的。
闻一多绘画亦如他看书一样专心、投入。据梁实秋回忆，闻一多沉浸于绘画时，长发披散在脑后，全神贯注，如中疯魔，运笔不停，直到作品完成。作画时穿的披衣，一块红，一块绿，水渍油痕满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挡雨全是它。
在美国读书期间，闻一多加入了余上沅、熊佛西等人倡导的话剧活动。他主要负责服装和布景。这是件非常累人的活儿。美国买不到丝绸，剧中需要的几十件锦袍，全是闻一多一笔一画画出来的。这些画出来的锦袍十分逼真，即便是近看，也难以发现色彩的画笔痕迹。一时，这些画出来的锦袍引来不少美国人争相购买。
闻一多在美国的时候，妻子生下了大女儿。家中父母满脑子重男轻女的观念，一开始并没有告诉闻一多，只是后来在信里的角落以极短的几个字提到了这件事。闻一多对父母一向非常尊重，可是这次他很不高兴，立刻回信直言批评父母：“孝贞分娩，家中无信来，直到上回父亲才在信纸角上缀了几个小字说我女名某，这就完了。大约要是生了一个男孩，便是打电报来也是值得罢？”他郑重地告诉父母：“我得一女，正如我愿，我很得意。我将来要将我的女儿教育出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我的希望与快乐将来就在此女身上。”
在徐志摩的推荐和介绍下，闻一多被聘为艺专教务长兼代油画系主任。不料艺专内部矛盾尖锐，没几个月有人就将矛头指向了闻一多，散布舆论说他想当校长。他对这些流言嗤之以鼻，但却不知怎样应对，于是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辞职离开了艺专。
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关头，闻一多加入了提倡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决心为国家主义的实施努力奋斗。他信心十足，态度积极，表示“大江命我做的事我虽自揣能力不够，但仍是不敢辞让”。他写的《大江》宣言发表后大有影响，北大校役将其抄写在墙壁上，并曰：“好极！好极！”同时，民国大学学生的课业中竟然有成段剽窃。他得知反而十分高兴，将此当为喜讯告诉梁实秋，要他“遍告同志，俾得额手相庆”。
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老同学吴国桢时任湖北省税务局局长，吴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向闻一多提出，想到武汉大学兼职做教授。闻一多对吴国桢这种身居官位却又想捞学界名誉的做法很反感，拒绝了吴的要求。
闻一多执教于青岛大学期间，一前来应考的学生作文考得了第一名，而数学却得了零分。闻一多翻看了该考生的作文，为该考生的文学才华叫好，毅然决定录取。这名考生就是日后著名的诗人——臧克家。
在清华任教时，闻一多每每走进教室，多是拿出一支香烟，先向同学们温和一笑说：“哪位吸？”自然没有同学要。于是他点燃香烟，猛吸一口，打开书本，以他极富感染力的男中音开讲。
闻一多有时半夜里会突然起床，妻子问他起来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了。”
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南下路过武汉，任教育部次长的老同学顾毓琇邀请他加入正在组建的教育问题研究会。能在武汉工作离家近，很方便照顾家人，但闻一多觉得加入这个研究会是进入政府做官，所以，尽管老同学再三邀请，他还是拒绝了。妻子得知气得好长一段时间不理他。
刘文典因为外出给人撰写墓志铭，耽误了西南联大的课程。闻一多很能体会联大教授经济上的窘境，但他认为不管怎样，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业。再加上刘文典吸食鸦片，实在有违师表。于是不顾多人求情，在刘文典聘期到后，没再续聘。
陈梦家是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的学生，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师生相聚，自是欣喜，二人常常来往，其乐融融。一次，闻一多在一张便条中称陈“梦家吾弟”，陈回称闻“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狠狠地教训了陈一顿。在这种礼节上，闻一多是不肯马虎的。
一实业家很敬重闻一多，见其家庭负担重，主动提出吸收闻一多入股，不用出资，只要挂名即可。闻一多不愿做官，也不想与经商沾边，就婉言谢绝了。该实业家又提出负担闻一多长子闻立鹤的学费和生活费，闻一多感激得流下泪来，但他不愿推卸做父亲的责任。最后，他决定业余刻印，以贴补家用。
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子女众多，生活十分艰难。在朋友们的劝说和大力支持下，为养家糊口，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刻印挣钱。他刻的印自成一家，很快很多人慕名而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李宗黄也派人送来一方石章，要闻一多给他刻印，还说报酬从优。闻一多听说这人仗势欺人，当场叫带石章的人速速拿章回去。
自从闻一多为补贴家用在业余时间刻印以来，需求者越来越多，儿子闻立鹤对此很反感。一次，闻立鹤质问父亲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罢，静默半天，对儿子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住。”
1944年9月，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来函，号召开展救助贫病作家捐款活动，昆明分会立刻响应。闻一多不仅积极推动这一活动，还带头捐出了刻印10枚印章的收入。朋友们说你自己就是个贫困作家，是救助对象，参与推动这个活动就行了，不必捐款。闻一多答道：“我虽贫困但还没有到要命的地步，有些人是不救助就活不了，而且这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号召，我怎么能不有所行动呢？”
一次，闻一多正赶写一篇文章，小女儿在一旁缠着高孝贞吵闹，使得闻一多无法集中精力，一怒之下打了女儿。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保姆赵妈心疼孩子，也对闻一多表示不满。二儿子闻立雕闻声进来批评父亲：“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面对儿子的批评，闻一多冷静了下来。一会儿，他郑重地对儿子说：“今天是我不对，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就是受这样的教育过来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一次，闻一多看见一个军官正用皮带抽打士兵，他实在看不下去，上前斥责说：“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不料那军官横了一眼闻一多，反而对士兵抽打得更厉害了。闻一多气愤得不能自已，回到家中对妻子说起还火气直冒。妻子说：“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小心气坏了身体。”闻一多气呼呼地说：“不是你的儿子，你自然不痛心。”
西南联大西迁途中，没法理发剃须，闻一多干脆说，不到抗战胜利，不剃须。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闻一多得知，难抑心中的喜悦，直奔理发店，要把蓄了8年的胡须全部剃掉。他可是西南联大最著名的两位美髯公之一（另一位为冯友兰），理发师觉得很可惜，闻一多却像下命令一样，直说：“剃！剃！全都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