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5月，日军乘于学忠率东北军51军、57军入鲁立足未稳，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日军档案中这样记述。
“鲁南地区胶济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山东东南部地区，自徐州会战后，因日军未曾驻兵，致使石友三、沈鸿烈等国民党政府军在该地占有势力，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后，与共军共同在山东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51军自4月上旬以来，分成小部队通过我警戒网，进入沂北、莒县、诸城等地。57军在苏北作战时败退到诸城，但从4月下旬，又进入蒙阴、沂水以北地区。沈鸿烈指挥下的保安师等，部署于上述正规军的外围地区。共军的山东纵队则以泗水地区为根据地。估计泰山山脉以内中国方面总兵力，包括正规军、杂牌军、共军共5万至7万人，结合成联合战线，以图再起。
“第12军决定剿灭上述中国军队，并对该地区进行肃整。”
6月上旬，日军以第5师团为主，配合第21、第23、第114师团和独立混成旅的各一部，对胶济线以南、津浦线以东的鲁南地区发动大扫荡。6月4日，日军从临沂、太平邑、新泰、莱芜、安邱、诸城等地开始行动。6月9日，北路日军攻占莒县、沂水，西路、南路日军占领大店、坦埠、河阳、南麻一线，进一步缩小包围圈。
于学忠率总部机关跳出包围圈，与突围而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会合，山东纵队张经武司令员拜访了于学忠，晤谈一小时，谈完张经武对总部秘书主任郭维城说：“老头表现很好，态度很诚恳。”51军亦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相遇于葫芦峪，互通情报，共同作战，51军军长牟中珩慷慨应承，派1个班掩护山东分局转移，51军114师师长方叔红率部行动时，在冯家场，误入日军阵地前沿，中了埋伏，不幸中弹阵亡。
57军军长缪澄流一听敌情严重，慌忙调来111师333旅，掩护57军军部转移至西山区躲避日军大扫荡。又对屡立战功的112师667团团长万毅不放心，临时抽调331旅旅长唐君尧，暂任112师副师长，专门考查万毅的“左倾”嫌疑，这样111师常师长就直接指挥331旅的两个团坚持反扫荡。
山东省政府一哄而散，县长、区长纷纷弃职潜逃，沈鸿烈本人也换了便衣，躲在民间十余日。
111师政治部主任宋迪玺同样带着政训员们，连带义勇宣传队躲到日莒公路北的山区、111师后方留守处避难去了。尽管这时部队非常需要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地方政府一哄而散，部队筹办军粮都成了问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十分突出，而宋迪玺之流竟贪生怕死，无动于衷。
111师开始在板泉崖阻击由临沂侵犯之敌，激战一日，就率部进入甲子山区打游击，迫于工作需要，常师长急电师后方留守处，调义勇宣传队来到前方指挥部，组成战地工作队，广泛地积极地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常恩多说：“那些家伙跑了，咱们来干。国家的事我们要负责，一定得把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日寇血拼到底。”
洪图记得：常师长发来加急电报，要义勇宣传队到前方指挥部候命，义勇宣传队立即整队出发，越过日（照）莒公路，在黄墩附近找到师指挥部，常师长和陶参谋长在松树林里接见义勇宣传队，刚寒暄几句，情报参谋王大伦前来报告，日军一部正向黄墩开进，常师长起身部署作战，义勇宣传队带到一条干涸的水沟里隐蔽，不远处有一土坎，有士兵眺望警戒，忽然听到炮响，炮弹嗖嗖地在空中呼啸而过，在山坡上爆炸，接着枪声密集起来，统领大行李的副官指挥担架排在土埂上阻击，担架排已配齐轻武器，而非抬伤员的徒手兵，土埂上机枪开火，有人喊：“宣传队散开，快跑！”洪图急忙蹿出水沟，穿过小树林，没命地奔向后山坡，弹火纷飞，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只感到挎包沉，迈不开步子，随手掏出挎包里的东西，胡乱地扔出去，终于到达安全地带，洪图一摸，挎包里仅剩一本《鲁讯选集》，其他队员也扔东西了，而他们扔的是书籍和笔记本。
常师长指定侦察参谋王大伦，率领662团2营侦察前进，于黑夜中钻出日军结合部，安全突围。
常恩多师长还向鲁东南特委书记高克亭要干部，鲁东南特委决定给予支持，特委统战部长崔介，物色一批人选后，召开会议，说：“交代一项新的任务，特委决定派你们这些人去友军工作。57军111师已进驻我区，他们人地两生，困难很多，经过联系，他们要求支持。因此，决定派你们去，帮他们动员群众，安排食宿，救护伤员等等，共同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当即指定李占武、李挣二人带队前往，还指着一个女同志说：“这是李倩同志，她是从67军回来的，有在友军地下工作的经验，组织决定要她同你们一起去。”接着由李倩介绍一些体会和注意事项。她说：“我们以69军独立2旅的名义去比较好，就说我们是该部人员，不愿在家当亡国奴而投奔他们抗日的，一定要统一口径。”她讲了独立2旅的一些具体情况，第二天，大家换了便衣，经过一天行程，到达111师驻地。除带队两个人和李倩之外，还有毕业、于洪亮、刘剑然、王丕争，以后又陆续去了一些人，如徐泽生、郑冷、董慧忱、丁庸、西萃元等。
新的战地工作队就这样产生了，人员最多时达60余人。队长是王维平，民运组长张苏平。大部分在师部，一部分到地方做群众工作，一部分下部队。661团仍是徐惊百带队，王英才、曹成镒、夏红英等人一同前往，洪图因大店要民夫事，给张绍骞团长“书呆子”的印象，就没有前往。孙卜菁另带一批人去了662团。师部负责人周丕炎忽然染上急性肺炎，留地方养病，孟白主动承担护理任务。
111师主力由黄墩突围，拉到日莒公路北前后湖、梭庄一带，又受日军袭击，适大雨如注，山洪滚滚，部队拉手涉水而过，到达分水岭，次日晚，向东过旺岭、黄山口，连夜翻过太青山，拂晓后到达阎马庄，不料进入敌合围圈内，敌人发现山上有部队活动，误以为对其攻击，慌忙开炮，榴霰弹在师部上空嗖嗖掠过，没等开饭，又急忙转移，选择敌隙，再越日莒公路，黄昏时集合部队，常师长讲了话，宣布行军不得喧哗，不准打手电，不得拉民夫，遇有情况，听指挥，不要慌张乱跑等等。连夜来到甲子山赵家，日军又尾追上来，西、南两面都发现敌情，东移铁牛庙、巨峰，再越日莒公路，到达北石场、桑园，敌仍咬住不放，常师长指挥部队一夜间插至莒县城北，城内兵力空虚，相安无事，翌日转至莒县东九里坡丘陵地带，终于寻到战机，日军匆忙出动追击，进入我埋伏圈，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击毁敌汽车12辆，毙伤敌军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日军败退，取得反扫荡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这一段大踏步运动作战时，有一天部队在甲子山东麓阎庄停留，薛秀忽然找洪图说：“李倩大姐动员大家做群众工作，要我们拜干娘密切军民关系。”又说：“我找一家王二婶，你和我一起去吧！”洪图不喜欢拜干亲的俗套，却不过薛秀的情面，就和她一起到村东头一个院落里，见到王二婶，她孤寡一人，不过三十大几，待人热情，说话没遮拦，她瞅着洪图，直勾勾瞅了几分钟，瞅得洪图不好意思，她说：“闺女，这就是你说的要认亲的小哥？”薛秀说：“是啊，他叫洪图，要拜你做干娘啊！”说罢，就要洪图施礼，王二婶拉住洪图的手说：“免了，免了。这小哥的手长的有多嫩啊！”她不停地抚摸，不忍释手，说：“我不想做干娘，闺女你嫁给他，我做她丈母娘吧！”说得洪图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薛秀很大方，说：“干娘，你真会开玩笑！”王二婶盘问洪图家住那里？父母在世不？现在当什么官，有无媳妇等等，洪图一一作答，他二人告别时，王二婶嘱咐晚上来吃饭，她要杀鸡打酒款待他们，薛秀说：“那能叫干娘破费。”说罢就掏出一张法币给她，洪图说：“我一点酒量都没有，一喝就醉。”王二婶笑嘻嘻说：“没事的，喝醉了就在干娘这里将就，一铺坑够咱们娘儿三睡的。”不知想什么，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嗫嚅着说：“小哥睡觉老实不了，要钻到干妹子被窝里，要不，搂进干娘被窝里，嘻嘻！”薛秀连忙打岔：“干娘，你真会说笑话。”洪图慌忙走出院子，他埋怨薛秀：“你怎么找了个疯婆子。”薛秀说：“王二婶爱说笑话，你不要在意。”
没等到天黑，发现敌情，部队立即出发，洪图避免了一场尴尬，薛秀从此就叫洪图小哥，大庭广众，有些顾虑，不好意思叫他，两人见面，就叫得很亲热，洪图对薛秀说：“你并不比我小，怎么叫我小哥？”薛秀耍赖皮说：“我愿意，不行吗？”
（二）
1939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义勇宣传队一度跟随师后方留守处行动。有一次，在莒、日公路北遭遇日军袭击，后方留守处一片混乱，师直属高射机枪连据险抵抗，掩护乱糟糟的后方留守处转移，这个连的排长叶文智，他指挥双筒高射机枪，时而对空射击，时而一阵扫射，身负重伤不下火钱，高呼“弟兄们，狠狠地打，为死难的父老乡亲报仇！”这个远离东北的爱国军人，在这里洒下了他要“披甲还乡”的热血。许多人为之落泪。
一次行军，徐惊百腿痛掉队，洪图陪他一起赶路，徐惊百问洪图：“你对当前形势有何看法？”洪图讲了他对后方机关混乱的不满，徐问：“你看怎么办？”洪图说：“应当依靠组织。”本意是组织起来，克服混乱局面，但词不达意，徐惊百立时兴致勃勃地说：“一个青年人，就是应该依靠组织，有这种想法，是很大的进步，我也想找组织，我们共同找，其实只要思想进步，个人找不到组织，组织上也会找他的。”一席话说得洪图摸不清边际，但他一向对徐惊百很尊重，也没深问究竟。
接着义勇宣传队被常师长电调前方指挥部，组织战时工作队，徐惊百带一个组重返661团，他被留在师部。对上次掉队时的一番谈话，洪图没闹明白的谈话，就这么搁置下来。当然，洪图很是怀念他与徐惊百在一起的那段经历。
洪图在331旅部见到徐惊百，他约洪图到661团去谈话，洪图去了，他领洪图到村外一僻静地方，徐说：“你不是要找组织吗？我已找到了，是中国共产党，你愿意参加？”这一问吓了洪图一跳，反问道：“你在哪里找到共产党？是不是到官帅找的？那里有八路军。”徐说：“在哪里找到的，你就不要问了，不一定就是八路军里有共产党，你说你的意愿吧！”洪图心里七上八落，他向往共产党，但“十年剿共”的恐怖仍萦绕于怀，拿不定主意，吞吞吐吐地说：“我想参加共产党，你能告诉我共产党的党纲党章吗？”徐措手不及，一时说不清楚，约定时间再谈，下次会面，徐没讲党章，讲了党纲，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财产，改善人民生活等，实际是中共中央十大救国纲领，洪图完全能够接受，立即表示同意，徐要洪图写份自传，等待答复，他的经历很简单，没写多少就表达清楚，仅对共产主义忠诚几句话，像有千斤重量，一时难以着笔，他把没写完的自传夹在日记本里，那天他要续写时，却发现一个纸条也夹在里面，上写：
“烈火般的爱情，怎样才能烧到你的心？”
字迹娟秀，这是谁写的？
洪图这时候的心情是政治热情很高，他已顾不到男女私情，把那张纸条撕碎扔掉了，也没想这是谁写的，如不答复会伤了谁的心。
过了几天，在高家柳沟，徐惊百挎着手杖来到师部办事，把洪图悄悄拉到一边，说：“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他交代：由他与洪图单线联系，这似乎十分顺利，多少年后才知，洪图入党有一番风波，宣传队党支部，原来是周丕炎的支部书记，5月大扫荡时，周丕炎患病住地方，由徐惊百接任支部书记，徐惊百与洪图相处一段时间，对他的政治倾向比较了解。加上淮阴地方党的介绍，就把洪图列为发展对象，111师工委亦同意宣传队支部的意见，上报到山东分局，却受到批评，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不在友军中发展组织，为何不执行？111师工委为此作了检讨，山东分局以“下不为例”批示给111师工委，从此，洪图成了一名幸运儿，最后一个被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洪图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并无入党要求，只因一句词不达意的话，给他带来参加中共的机遇。
1939年9月，661团奉命调郯城、临沭一带，归57军直接指挥，661团开拔前，徐惊百找到洪图，告诉他：“你的关系将转师部。”具体接关系办法是：明日早晨持《烽火报》扯去一角，在圩门口接头，有人问你：“工作忙不？”你答称：“不忙”。就接上关系，洪图感到很新鲜，不料徐惊百又来通知：“接头暗号取消，自有人找你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