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
然而雍正信心十足。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他的特务情报组织遍布十分广泛。各级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信。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官员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2 斩草除根——“抄家皇帝”让腐败无处躲藏
在雍正初年，全国一片抄家之声，贪官污吏无处可逃，只得想尽办法把亏空、挪用国家的钱粮补齐。雍正知道，在这方面不狠不行，自己退一步，便满盘皆输。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雍正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
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发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
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雍正坐在养心殿里，看着全国的各地的特派专员转来的奏折，又看着内务府银库每天提供的报表，心里松了一口气。吏制整顿以后，眼看着国库的银子越来越多，仓库里的粮食也堆积起来，雍正的心里踏实多了。
3 整顿民俗——打击民间拜金主义
整顿吏治及亏空后，又开始整顿社会风气，每个具体事情都有严格的规定，就差规定每人每天可以吃几碗干饭了，不过你可不要背后说他的坏话哟，小心血滴子！
雍正初年，赌博、乱收杂费、婚丧奢靡等现象十分严重，雍正又把他的目光投向这里，逐一开着整治这些恶劣的社会风气。
雍正帝为刹住赌博之风，他接连颁发谕令，告诫官民“赌博之风，败坏品行，荡废家赀，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可悉数。”雍正四年（1726）九月，他通过内阁颁发谕旨：“赌博之事最坏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习此，必至聚集匪类，作奸犯科，放僻邪侈之事，多由此起；若读书居官之人习此，必至废时失事，志气昏浊，何能立品上进乃向来屡申禁饬，而此风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著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悉行严禁，不许货卖，违者重治其罪。”雍正五年（1727）九月，雍正帝就此事再次下谕内外臣工：“禁止赌博者，所以戒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此乃“正德厚生之要务，实切于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时未必即能醒悟，于是谆谆训诫，至再至三。”他命令各省地方大员，不仅要把禁赌之谕出示省会州县，还须遍传乡村庄堡偏僻之区。雍正六年（1728）三月，雍正帝又下谕强调：“赌博一事，乃应行严禁，万无可宽者。”他把禁赌与端正民风、安定社会联系起来，其谕令接二连三，或循循善诱，或厉声斥责，充分表明了他对禁赌的重视与决心。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清朝犹然。清世宗雍正帝把禁绝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治吏安民的内容之一，倾力整顿，颇见成效。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奉天旧例，民人贸易如有车辆出口，需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收银16钱，大车一辆收银32钱，每年都收1700两左右，此项银两均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出口的猪羊亦照每口3钱收费，这一陋规沿袭已久，竟成定例。由于官吏的勒索，致使周边地带物价极贵。此事被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闻奏报，雍正帝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杨超曾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羊出口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雍正帝夸赞他办理得“甚属可嘉”。在许多地方，官员规礼长期盛行，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东西上司一旦收受，属员势必加征税课于民人，并且日后遇有请托便难拒绝，其害极大。在雍正帝的谕令下，各地规礼尽行裁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