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雍正看到的一份奏报，说各个地方都有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名曰聘礼，实系纳财。多者二三百金不等，少者四五十两为率。此在士夫之家犹措置之匪易，况乃庶民之辈。”为此，一些民人“或称贷出息，囊橐为之尽空，或卖舍鬻田，产业为之荡费，或男家措办无力，鳏旷终身，或女家迁延日久，架词骗告，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奏折反映了当时婚事大操大办的民风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这自然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为扭转民风，树立“婚姻勿尚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命朝中九卿为满汉官员和兵民制定了婚嫁礼仪，各有礼数，“毋得僭妄”。接着，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做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10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4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品官用本官执事，限用6盏灯、12个吹鼓手，庶民限4盏灯、8名鼓乐人。雍正帝常常训诫臣工：“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俭黜奢的内容之一。
4严于律己——雍正鼓励大臣指出“朕之过”
有些皇帝对待别人的过错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然而对待自己的过错，往往要换一副嘴脸了，但雍正不一样。
有一次，雍正叫“在京大臣官员科道等轮班条奏”，目的是“欲广见闻以资治理”。一位汤御史的条奏，被雍正训斥为“甚属鄙琐，不可见诸施行”。汤御史一面表示“醒悟悦服”，一面又奉承说：“皇上如太阳之光，臣如灯烛之微耳”。雍正针对汤御史的歌颂，发表了一通很有见识的理论。他说：“尔言不然。太阳与灯烛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不应分别光之大小也。日间太阳能照，至于昏夜则太阳无所施其光。赖有灯烛之光以补太阳之所不逮。天下至广，应务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处与不能周知之处，尔等能殚其忠诚智虑，以为赞助匡勃，正如太阳之有资于灯烛也。灯烛之功，岂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其间耳。倘借奏事之名。以为营私之计，则是燃灯烛于朗日之下，欲以烛火之微与太阳争光，其为暗昧极矣。此则可羞可愧之甚，诸臣所当共以为戒者也。”封建时代，称颂帝王“智烛千里”、“明察秋毫”者很多，颂为太阳者也有不少，所以帝王所居之地有“日下”之称。雍正并不反对把他比做太阳，而且也以“朗日”自诩，但他认为太阳与灯烛“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不应分别光之大小。”这个看法，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也就达到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峰。尤其是他厌恶那种借称颂太阳之名“以为营私之计”的人，更为他的议论增加了光彩。汤御史的谀词，不但没有得到青睐，而被作为反面典型加以批评，这的确是雍正的好的一面。
如何对待过错，雍正有过不少的论述，他常常训导臣工“过而能改则无过”，“过而不改方为过”。难能可贵的是，雍正对“朕之过”也有一个较为实在清醒的认识，而且，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还有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雍正三年（1725），浙江有个叫王钧的道员表示，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得知后批示：让他捐，他若是不捐，朕便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了，让他出钱消灾好了。王钧本想捐献银两修工程，没想到挨了皇上一顿臭骂，惶恐不安中，为博得皇上的信任，表示四万之外再捐六万两银子。这次，雍正看了王钧的履历，在了解情况后，作了世人难以想到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得很，把他当成马钟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雍正叫浙江巡抚傅敏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告诉王钧，并下旨劝这个道员不要捐这十万两银子了。最后王钧百感交集，还是坚持捐出了修西湖的四万两银子。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雍正责骂百官有些如同儿戏，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知错后能够公开认错。
雍正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十一年（1733），湖北巡抚王士俊有奏折谈到：“止知有君，不知有人。”雍正就此批复：“虽但知有君，当观君之是非；便不知有人，亦当审人之邪正。”雍正认为，“君”和“人”都有对错之处，这还是比较客观实在的。雍正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能够坦率地认错改错，并一再要求朝臣直言“朕过”，这本身就需要有抛弃虚荣面子的勇气，讲求务实的精神。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雍正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反虚的思想。的确，雍正的务实，不仅在清朝皇帝中，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雍正以务实精神兴邦国治天下，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思考是颇多的。尽管雍正务实反虚有某些局限性，有其封建帝王不可逾越的篱笆，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雍正的务实思想，在虚诈成习的封建官场有其闪耀火花的可贵之处；雍正高扬求实反虚的旗帜，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雍正推出的一系列务实反虚的举措，在康乾盛世的历史长河中作用独特，意义重大。正是雍正以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治国安邦，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末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积弊，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康乾盛世”，虽然没有“雍”字，雍正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
5 伴君伴虎——雍正朝僧人参政结局天差地别
据说雍正皇上的佛学修养造诣很深。他有一些这方面的朋友，有的僧人成为他的幕僚，受到他的礼遇；有的却丢了身家性命。
雍正还有几个御用高僧，是为他出谋划策的亲信。传说，雍正的很多政治方针，许多个案的谋划都与这些和尚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雍正很迷信。佛教、道教、民间的鬼神他都相信。尤其对佛教情有独钟。他即位前的府邸就如同一所殿阁重重的寺院，供奉佛祖，香烟袅袅。雍正三年，改名为“雍和宫”，后来成为名闻遐迩的喇嘛寺。他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佛教僧侣颇有来往。他当时曾宣扬佛家的出世思想，但只不过是为他积极谋位作掩护。
登基后，他仍继续尊佛，把雍正君臣都比做真仙真圣，是到凡间为百姓做事来了。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公开招了十几个门徒，经常谈佛说经，甚至干涉佛教内部事务。与此同时，有些佛教僧侣也参与了政治。其中，西岳华山的住持长老文觉禅师，曾被封为“国师”，在宫中直接侍奉雍正。雍正处理军机大事，常请文觉发表意见。文觉足智多谋，往往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见解，深受雍正赏识，并成为雍正的心腹。雍正意欲除掉恃功骄横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个重臣时，就把他的智囊文觉请来商议。雍正对文觉开门见山地说道：“今有大事和禅师商谈。朕自登基以来，隆科多与年羹尧权重骄横，逾越礼法，深恐他们泄露天机，怎么办好？”文觉答道：“圣上有所不知，只要师出有名，待机而动，不怕过河拆桥。要除此二人，只需如此这般，易如反掌。”说着，站了起来，对雍正一番耳语，雍正频频点头称是。后来，果然依照文觉之计清除了年、隆二臣。文觉从来不公开露面、当众表态。他虽无官无品，却有权有势，朝内文武大臣都对他敬畏有加。雍正十二年，雍正命其往江南朝山，所到之处，地方官都以王公规格迎送，仪卫尊严非同一般。
还有一个京师大觉寺的住持和尚性音，也是雍正十分器重、引为知己的人。其人佛学造诣很深，常常语出惊人。雍正即位后，性音到庐山隐居寺修行，四年后圆寂。雍正曾追赠其为国师，赐谥号，并将其著述收入藏经。然而，数年之后，雍正竞削黜其封号，从藏经中撤出其著述，让人大惑不解。据推测，可能他参与了雍正即位前的许多最高机密，其先荣后黜的经历与年、隆二人相似，如此结局就不足为怪了。据说雍正还有一个佛门高僧超盛和尚。雍正曾亲自为超盛讲解佛旨，夸奖他听其讲经后能“直蹈三关，洞明妙义”，超过所有同辈僧人。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后，雍正命他去执掌法席。因是自己耳提面命的高足，自然在密谋大事上，免不了让他参与其中，只是无人知晓此中隐秘罢了。
雍正皇帝有着反复无常的性格。据说有一次雍正看戏，戏文唱的是常州刺史刘儋打子的事。曲技皆佳。雍正龙颜大悦，赐戏子食物。戏子恃宠，随口问道：“敢问今日常州府为何人？”雍正顿时变脸，大怒道：“尔一戏子，安可擅问官守！”立毙杖下。有一个道士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件雍正手书的给地方大吏的密谕，他亲自抄了九份。内容如下：“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这个朱谕没有署年月，然雍正八年（1730年），他身患重病，这个密谕大约是为此而发；他急需高明的医生。正由于这种需求，道士贾士芳与雍正再结缘法，并因而丧命。贾士芳原是京中白云观的道士，怡亲王胤祥认为他“精通医术”，把他荐给皇兄。雍正召见后，感到他虚诈不实，就打发出去了。贾士芳于是浪迹河南，很有名气。浙江总督李卫慕其名声，为执行雍正的密谕，再次把他推荐出来。雍正命河东总督田文镜将贾士芳送到京城。贾士芳开始给雍正治病，大显身手，疗效甚高。雍正十分高兴，寄字给宠臣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一变为受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哪知九月间雍正突然将他下狱议罪，十月即行处斩，连家属也遭到惩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贾道士给雍正治病，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诵经咒，只听他念道：“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雍正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心想：我这个至尊的皇帝，不过是老天的骄子，还听命于天地神灵，你一个外方的道士，居然要天地神鬼听你摆布，这不是亵渎神明吗！你不就是大逆不忠的反贼吗！当然要捉拿问斩了。贾道士未卜自家生死，当然算不得什么异人；雍正帝大耍君威，喜怒无常，也绝非厚道之君。贾道士的遭遇，倒是正合“伴君如伴虎”的俗谚的。
八 雍正喜好
1 张弛有度——铁面皇帝的另一面
雍正皇帝也许是政务搞得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只有和这些小狗们在一起，他才觉得安全，而这些能得到皇上喜欢的小动物是多么让人嫉妒啊！这个神秘的皇帝身上有平常人的一面。他显得不再遥远，不再高高在上，不再冷酷，他有时也许会在我们中间偶尔露出一副淘气的笑脸。
大家也许想不到，被誉为“阴狠”“冷酷”的铁面皇帝竟然有些同世俗中人没什么两样的喜好，很难想像一个严厉的皇帝摆弄这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时眼角眉梢流露出的喜爱之情。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在私生活上的另一面。
雍正有玩狗的嗜好。不仅从全国各地物色名犬，而且还通过当时的传教士从国外引进一些宠物。例如雍正特别喜欢的一条名叫博美犬的小狗就是从外国引进的。博美犬又叫波美拉犬，因其外貌和松鼠十分相像，故又称松鼠犬。最早产于北极圈一带，后来传到欧洲几个国家。雍正二年，一名葡萄牙传教士拜见雍正时，便进献了一只博美犬。此犬高约20 厘米左右，全身长满橙黄色的毛。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尾巴向背后翘起，上面长着稀而长的尾毛，随着走路的动态感，尾巴一摇一摆，甚是可爱。雍正将起留养在宫中甚是宠爱，时常逗它玩。宫中养着各种各样的狗，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进口的，雍正为了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可费尽心思为它们起名字，诸如百福狗、麒麟狗、虎皮狗、豹头狗、造化狗等等可谓是花样百出，稀奇古怪。这些小东西也算是进了福坑里，比有些人的待遇还好，雍正对这些小狗的关爱是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