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工业——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阿多诺从对音乐的研究开始进入哲学，又在克尔恺郭尔和尼采思想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行他对大众文化现象的历史批判。之所以在这里把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现象的历史批判，其中不仅包含着对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且也需要对大众文化现象的历史过程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深刻的历史分析。阿多诺做到了这一点。
文化工业是制造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拜物教的一个最强大的工具！这是阿多诺在大众文化研究中探索现代社会宗教形式的一个重要结论。在《启蒙辩证法》这部论文集中，他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作为宗教的基础虽然已经不再存在，但现代宗教的基础已经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力。文化工业的基础是千百万人都参与了文化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无论如何都需要用统一的需求来满足统一的产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制定出了生产的标准，进而使消费者接受这些标准，于是形成了现代文化工业统一的生产模式，它不仅体现在电影、广播和杂志等制造现代文化系统的工具上，而且也体现在政治、体现在现代生活的审美意识、体现在建筑规划等领域。从宏观的城市化过程到微观的生活的角落，整齐划一的形式反映了人们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文化模式，因此，阿多诺痛心地指出：“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21）而且，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公众态度，也在名义上和实际上支持着文化工业体系。那么，这种文化工业体系的基础，制造现代拜物教的真正基础是什么？
一、文化工业生产——制造同一性的权力之资本逻辑
文化工业体系的建立与政治领域的变化相一致，文化工业的一致性，恰恰预示着政治领域将要发生的事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的产品，其间的价值判断及其所形成的区别，并不具有质上的差异性。表面上各种不同的产品，“并非取决于主观因素（我以为，此处应该是主体的因素更为恰当——作者注），而取决于消费者的分类、组织和标定。”所以，“批量生产的产品不仅具有不同的质量，而且也有一定的等级次序，这样，完整的量化原则也就变得更加完备了。”（22）人的存在被技术化地区分为不同的群体，并且通过标准化的消费程序而被图式化地规定在社会消费的不同层面。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投资文化工业的资本决定，“资本已经成为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23）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阿多诺对现代工业社会向文化工业生产转向，并由此而发生的个人主体性的消亡以及严格意义上社会约束结构的瓦解的洞察，经由对政治经济的社会批判而实现。然而其哲学的深刻底蕴也表现在对审美和文化心理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观念的虚假实现的分析之基础上。事实上，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消费和大众消费的价值观，在阿多诺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24）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随着工业化生产而形成的交通、通讯技术的普及，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商品堆积已经通过强大的商品推广手段——由电影和广告技术实现的商品现象（营销策划、大商场、品牌意识等）而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观念。这种流行文化的思维开始持久并严密地支配着生产和大众消费领域而成为主流意识。在阿多诺撰写《启蒙辩证法》时，这种现象初露端倪，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才真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导致了主体及理性的丧失。阿多诺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揭示出了现代主体及理性的死亡的意义。
阿多诺对理性及主体问题批判的形式主要是从心理批判揭示出主体在事实上的无能或非存在的现实。由于资本的权力推动的文化工业生产是建立在对人的需求的标准化分析基础上，因此自我的虚假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通过外在的个性差异（通过物品而体现的）而得到表现，例如，阿多诺指出：“从根本上说，克莱斯勒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好奇心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幻觉而已。鉴赏家们之所以能够指出各种产品的优劣，只不过是为维持竞争的假象和选择的范围罢了。”（25）因此，这种外在的差异性标注的人的等级的区别，只是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阴谋。从实际上看，社会权力对文化工业产生了强制作用，商业机构也拥有着我们无法摆脱的力量，因而使人们对这种控制权力产生出其一种人为的假象。阿多诺认为，这种表象化的现实控制了人们的意识，以至于人们对文化的内容往往按其形式化的过程来理解，作品本身的意义并不是由听众和阅读者生产出来的，“人们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把它们配备好。文化工业的发展使效果、修饰以及技术细节获得了凌驾于作品本身的优势地位，尽管它们曾经表达过某种观念，但是后来却与观念一起消融了。当细节赢得了自由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反叛，从浪漫主义时期到表现主义时期，细节都宣称自己所表达的是自由，是对抗组织的一种工具。在音乐中，单纯的和声效果消除了对整体形式的意识；在绘画中，各种色彩的强调削弱了构图的效果；在小说中，心理描写变得比小说框架更重要。而所有这些，恰恰是文化工业的总体性所带来的后果。”（26）文化工业实际上导致了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虚假的“自律”主体在现实上的无能，甚至于根本是消除了人的主体存在。在这种伪主体中并不存在传统哲学所称的理性及其能力，在文化工业生产中，人类的理性只不过是受制于社会表象和权力关系的一种心理表现形式。阿多诺在对文化工业背后的权力关系透视中，揭示了制度化和同一性逻辑的理性主义对主体的征服，主体成为被征服的牺牲品。文化工业制造了意义的同一性和客观性形式，同时也构造了总体性的秩序理性，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同谋。
从传统哲学中可以看出，理性具有如下的功能，即形成统一性、制定秩序，理性具有客观化和控制力与工具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意义相统一，存在于本体论的概念逻辑的整体性之中。技术化成为文化工业制造理性秩序的普遍性工具，而上升为社会权力，然而其背后支持的，却正是现代资本的强大力量。对资本力量的剖析，正是阿多诺文化批判的基础。
观念控制的作用并不是直接地由资本决定的，而是通过制造观念的方式，让现实成为观念的延伸，这才是文化工业的奥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已经揭示出资本消解主体的存在的作用。而文化工业通过制造表象化的观念，直接消解了主体的心理结构，而把文化工业制造的幻想直接移植到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心理中，重新建构起表象化的虚拟心理现实。这种对主体的消解实际上是通过生产出标准化的心理拟象而让大众无意识地接受这种虚幻的现实。所以阿多诺要说：“整个世界都要接受文化工业的过滤。”（27）文化商品生产者通过制造观念世界的过程把现实转化为理想化的存在，而且把过去的经验当作生产中的“准则”，从而制造出没有想象和思考空间的虚拟景象，以此建构大众的精神世界。而文化消费者则因为想象力和自发性的思考受到障碍，不但造成了如前面已经分析的听觉的衰退，而且还导致了精神能力的丧失。大众通过对文化商品的消费，已经被动地从文化产品中接受了期待的内容，而不是主动地进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揭示出工业社会的力量控制了人们的心灵：“每一个娱乐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为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28）人类成为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这一结论，宣告了人类作为被生产出来的同一性存在的现实特点，即经济生产制造了人类存在的生活。所以，德国学者维尔默指出：如果说启蒙理性取代了神话，如果说这是启蒙辩证法，那么当理性统治工具演变成为蒙蔽人的东西后，承担着理性的人也成为多余的。个人被缩减成为习俗反应和职能方式的连接点。启蒙时代的泛灵论赋予事物以灵魂，而工业化则将灵魂变成了事物。（29）对于这一点，虽然后来的法国思想家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但阿多诺的结论，是从文化工业的领域透视到技术理性的作用而形成的，与后来德勒兹直接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对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的思路有所不同。
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阿多诺把同一性的主体看成只是暂时地与工具理性相关，而在随后到来的社会中，主体对后工业社会拒绝融入的姿态看成是主体的倒退过程。同一性逻辑是启蒙理性不可或缺的中介阶段。这为阿多诺后来营造乌托邦式的拯救奠定了理论前提。因为对阿多诺而言，启蒙和理性并不是在破坏性的辩证法中产生，启蒙哲学并没有真正理解辩证法的实质。因此对阿多诺来说，辩证法的重建正是他在文化工业中揭示出的哲学任务。阿多诺看到：“娱乐工业也借助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词汇和语法”（30）也规定了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文化工业中，这种语言又以似乎早已经存在的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在生产领域表现出自然理想的形式。“它的影响越有力，就会形成越完美的技术，用来消除成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31）文化在这里也成了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样，成为可证明的，用来衡量产品性质优劣的标准。因为，这种文化生产是在“贴着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了支配性意义的话语逻辑。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无疑是模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货币所具有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的实质，文化产品的消费需要个性化的实现，诸如不同作品所体现的风格，然而它恰恰是伪装着的力量。文化产品的风格，有着能够吸收和消费的惊人的生产力，它有如恶魔般一样，模糊了不同文化习俗中产生出的各种风格的界线。从而导致了“在文化工业中，真实风格的观念似乎变成了支配的审美等价物”，因为“人们经常把风格看成是审美的规定性，看成是似水年华中的浪漫梦想，风格的统一性不仅是基督教中世纪的统一性，而且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统一性，在每种情形里，它都表达了社会权力的不同结构，而不是那些受到普遍性遮蔽的被压迫者的模糊经验”（32）。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绝对权力，那么在文化工业中的支配权力也必然要表达资本的控制，这是文化工业兴盛的最深刻的基础。同样，也是制造人类同一性的力量——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因此，文化工业的作品表达的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即不但要把真实生活生产出来，而且要使这些形式派生的审美意识得到实现，使艺术作品具有超越现实的因素。
从新音乐研究到文化工业批判，实际上是阿多诺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他在承接了卢卡奇等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后，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切入对社会现实的剖析，从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新型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消费生活，进而走向了否定辩证法的哲学解构。
二、娱乐中的审美：在重复中祛除的真理
在传统的艺术中，审美有着较为稳固的基础，即是艺术语言所构造的崇高的意义。但文化工业中的艺术，则是为了强化生存意识。艺术语言所决定的审美的崇高意义已经被资本的力量所包围，而在真正的审美中，能力并不是直接、自发形成的。
派生的审美意识和能力在文化工业中就是一种模仿！然而，它成为一种绝对的模仿，在真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在形式与内容、内在和外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所形成的矛盾的消解不只是纯粹艺术上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种社会秩序以及对等级的遵从。人们思考的工业化状态、图式化的结构、索引和分类的概念意义，就是工业化的结果。所以，“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升华为一种商品类型。”（33）商品类型则消解了艺术本身的审美特性，把审美意识从崇高的意义变成空洞的无意义之物。阿多诺批判艺术的商品化形式从外部祛除了真理的意义，又在内部运用谎言重新建立起虚假的真理。因为在他看来，审美体验需要通过哲学来得到解释，艺术的目的不是它的情感效应，而是意义本身。在阿多诺看来，如果只是将艺术作品解释为某种概念，不等于已经理解了艺术品，而只有当我们置身于它的内在运动之中，用耳朵并且凭借自己的思考重新谱写乐曲，用自己的眼睛作画，用自己的语言感官参与言说时，我们才真正理解了艺术作品。因此，审美活动需要的是我们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共同构成意义的逻辑，它表现为解释、批判、评论以及再生产、吟诵或运用感官参与的审美体验。它可以扩充我们的感知、概念以及交往的能力。通过审美体验实现对艺术作品的再生产，创造出全新的作品。这种从康德哲学中借用的审美理解，不仅是审美的效应，也是把认知、知觉、情感能力的扩充当作审美的条件。我们通过艺术作品可以打破已经僵化的习惯性的感知和思考方式，可以通过对作品的体验而生产出新的意义。按照阿多诺对审美生产的理解，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需要通过思想在文本中循环、流动、旋转、汇集和跳跃，从而在打破人们传统审美意识习惯时表现为原有的重叠和汇集的内容被震裂为碎片。打破原有的完整性使艺术作品的意义表现为碎片化的存在。同时，正因为艺术作品的意义被生成，原有艺术作品的必死性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按照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的分析，艺术作品越接近于纯粹的事件，艺术的必死性就越明显，“但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也多少具有这种事件的特征，它在表演和审美体验的不可回复性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因而一部作品本身就有可能在被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只剩下化为灰烬的躯壳。”（34）通过打破作品的完整性，可以使死亡作品在被碎片化的过程中得到新的意义，从而唤醒作品的生命，然而这种生命不是原有作品意义的简单延续，而是通过创作新的作品而延伸原有作品的意义。这种审美意义上的异质性生成被阿多诺用来反对文化工业的辩证法。
阿多诺指出：“分工本身就是真理：它至少把文化的消极作用表现出来，因为文化是由不同领域构成的。同时，这种对立的局面几乎不可能将轻松艺术纳入到严肃艺术之中。或者把后者纳入到前者之中。不过，文化工业却极力想促成这种事件。”文化工业把不同领域的文化形式拼凑成一幅全景画面，使不同领域的文化、不同性质的文化服从于同一目标，服从于一套虚假的形式，构成了文化工业的一种虚假的整体性。这种虚假的整体性，就是通过技术的方法生产出消费者的心理秩序。以流行歌曲为例，娱乐业把它当作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是单一性的，没有相对立的标准。文化工业谋略通过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文化机构来满足大众的文化审美消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现代经济制度共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和管理的重要工具，而经济制度无法达到的效果却通过文化工业方式得到了实现。文化工业为消费者制造了玫瑰色的幻想，但却只是停留在虚幻的故事情节上。阿多诺把经由现代文化工业而设置的审美意识斥责为背弃的诺言，即并不是对艺术中意义的提升，而是实际上的压抑！文化工业在对美的复制过程中，有条有理地制造了现代商品化艺术的偶像，从而出现了矛盾着的意义。即用愉快的否定代替了狂喜和苦行所发现的痛苦；用不惜代价来满足欲望，文明发展的持久的否定性在文化作品中得到了表现，并强加给了消费者。
三、文化生产的整体性——同一化的人性
阿多诺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中指出：“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会将娱乐全部剥夺掉。”（35）文化工业制造了消费者的总体的心理结构，而这种结构与社会进程完全隔离。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快乐需求是文化工业生产的结果，而工业则把主体当成了将作品分派给大众的手段。创作也是文化工业复制的一个重要环节。阿多诺在此挪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的说法，把商品生产的过程用文化生产方式来改写，就是公众愚蠢化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智力增长的速度。文化工业不但把人变成作品分派的手段，而且消解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工业把社会生活中的力量通过文化产品而传递给消费者，因而，“文化工业把人当成了类成员，当成了一种实在。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而且，工具理性的观念通过文化商品而表现出“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因素，人们完全变成了社会为行使某种职能而不断加以培训或肯定的产物”，机遇和计划“可以使人人平等”（36）。阿多诺揭示出，在文化工业生产中，人的存在的同质性现象的机制就在于工业本身：“所关心的就是，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和雇员。事实上，工业已经把整个人类，以至于每个人都变成了这种无所不包的公式。”（37）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中得到了再现和延伸。因此，在阿多诺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文化工业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过程本质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非人的生产。这种同质性的工业生产，在人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同一性的过程，但阿多诺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并不一致，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但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却是资本主义终结的最后一站。可见，阿多诺通过对文化工业生产的同一性批判，透视到了资本主义彻底崩溃的最后手段。阿多诺注意到，现实生活使大众丧失了道德，而只能通过强加的规范来展现文明，从而造就了疯狂的理性，文化工业在这种状态下也帮了一臂之力，实际上这说明了人类已经无法摆脱残酷的生活境遇，人们从身心疲惫到把疲劳向劳动力转化，实际上已经耗费了人类存在的最后意义。其结果就是人类对自身的无情的嘲弄，当父权制的权威完全消失后，人类受控制的意义成为一种受虐的姿势，人们只有放弃了抵抗，顺从社会力量，才能从文化商品中体验到快乐和幸福；但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的强力与个人能力的消失，使人最后退化为无个性的、无意义的、动物般的存在。
因此，文化工业生产出的人，其个性是虚幻的，所谓的个性也是按照标准而被生产出的。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个性在资本主义时代从没得到过实现。究其原因，个性无非就是“普遍性权力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38）。阿多诺的分析中含有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语素，它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理论相一致。即资本主义“社会所依凭的每个人，都带上了社会的烙印：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却是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产物。”（39）这种社会的产物，就表现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进步，个人也发展起来了”。然而这种发展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技术已经在从儿童到成人的成长过程中彻底改变了人类”，而且，“个性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4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存在分割成商业生活和私人生活，并且可以像抽屉一样把它们分别地存入，而成为矛盾着的对立的两极，一方面热情洋溢，一方面专横跋扈。个人的被割裂的特征构成了人的原子存在，从而也是文化工业取得成功的奥秘，即大众化的偶像的生产就是为了实现个性的私下满足。
文化工业遮掩了人的异质性存在，这实际上是阿多诺在批判文化工业时所揭示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矛盾性的根源。因为文化工业是通过制造产品和推进消费的方式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同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阿多诺看到了在消费科学和技术能力发达的时代，文化工业可以凭借市场的销售和广告媒体的宣传制造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而且随着技术人员的喜好和品味而生产出新型意识形态，但却被赋予“非意识形态”的面具。这种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本身是“经过非专业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的加工和制作，是由一些貌似客观中立的技术专家设计出来的。”（41）文化工业技术化的特征就在于，文化工业产品经过商业加工和技术化处理后，被完全按照工业和商业要求的规格、形式和尺度进行大量的复制和生产，因而文化产品就变成了被工业和商业过程改造的标准化、同一性、规格化和形式化的商品，借助于工业技术的加工，文化工业产品被大规模地生产，并依据生产经营和管理规则，通过强制性的心理接受方式，成为消费对象。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的性质及其特点都从属于商业利益的要求；相应地，当大众接受这些文化工业产品时，他们的文化程度和鉴赏能力也使他们很自然地满足于产品的外观和形式，而丢弃了其中的内容和意义，而且大众即使想努力接受其原有的意义，也因为自身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的限制而无法超越。这样一来，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文化工业产品就只能停留在其外表和形式的层面。而文化工业的真正结果，就是使启蒙的辩证法进入了蒙骗大众的阶段，理性的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广告和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联合起来了”，“对有效性的需求使技术发展成为一门心理技术，一个专门用来制造人的程序。”（42）虚假的同一性的人性因此就在文化工业中被生产出来，成为完全由文化工业的驯服手段制造出来的虚假的存在。
第三节 消解的本体论与异质性的存在——对《否定的辩证法》的解读
一、否定的辩证法——星丛的逻辑
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意义的理解，一直以来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研究者们不断探讨着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阿多诺本人的学术生涯中占有什么地位。阿多诺未完成的《美学理论》通常被思想家们尊奉为阿多诺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实际上，《否定的辩证法》作为一种从根本上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哲学绝唱，终结了一个时代，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先河。”（43）开辟后现代主义思潮理论的虽然不只是阿多诺一人，甚至在关于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讨论中并没有把阿多诺排列其中，但阿多诺延续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并把它引向对全部哲学的批判，应当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路人之一，这种评价并不为过。阿多诺以自身的语言方式解构了西方现代化思潮的基础，使其成为德勒兹等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旗帜。
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生产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虽然阿多诺的分析丝丝入扣，但支持其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则需要在哲学中得到揭示。其使用的理论方法从对启蒙的批判过程中就一直被遮掩着，直到《否定的辩证法》才得以昭然若揭。启蒙辩证法的立论基础是工具理论。从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开始，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研究的学者们的深入探讨，到阿多诺的时代，已经形成了对技术理性进行的全面批判。所以阿多诺把研究的视界从对文化工业批判延续性中，进一步深入到对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探讨。
我们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与20世纪40年代的《启蒙辩证法》相比较，可以发现阿多诺在理论出发点上的提升。在《启蒙辩证法》中，自然作为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必然导致启蒙的工具理性。即工具理性一旦征服了自然界，必然会将权力转移到人的社会生活。这就表现在通过对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首先是以技术结构塑造人的肉体和灵魂。同时，异化的理性以机器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因而，在社会生活中机器化的表现方式不仅是生产中得到实现，还进一步延伸到了政治机器、意识形态机器，理性成为经济结构的手段，物化为法律和各种客观性的组织、机构。工具理性还实现了社会生活过程的过分早熟现象以及与此相应的贫乏和单一化的人的发展。所以，在《启蒙辩证法》中主要面对的是工具理性对自然、社会和个人的征服。人类在从外部控制自然的过程，同样也形成了从外部控制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过程。虽然文化工业指认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从物质化的商品生产转到了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但控制文化工业生产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但人成为对象，而且把人的生活外化为第二自然。
与黑格尔的同一性思想不同，马克思早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已经揭示出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异质性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视野中的人并不是古典人本主义思想中按照社会总体性确定的“类”存在，而是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意义。所以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存在的个体性特点，看到了作为第二自然存在的个体性内在包含着主体与主体生存条件的双重畸变的特殊现实，探索了这种畸变发生的经济现实，从而在理论上更接近于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视阈。因此，我们说阿多诺凸现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思想的第一个特点主要表现为阿多诺确认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平等交换主体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其作为“原子”般存在的无力的状态；一方面是伊壁鸠鲁式的原子般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则又是处于高度健全的社会管理体制下的存在，两者间的矛盾性构成了主体自身异质性存在的现实。阿多诺思想的第二个特点表现为从第二自然的意义上指认了主体的被生成性意义。这种生成并不是个体人在社会的直接性意义上的存在，而是由商品交换的规律构成的主体存在。而连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是交换规律，所以作为资本的物与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人都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假的主体！马克思在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揭示了抽象对现实的统治。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放在经济学论域中进行剖解，并揭示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也就是由原来的宗教观念转换成为受交换价值的统治。阿多诺在这里，也通过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看到了交换价值仅是头脑中的一种构造，它是现实社会中的幻象，然而却统治着现实。这一点，是阿多诺对他在《启蒙辩证法》中表述的思想的一个发展。他在其中曾经指出，商品交换越来越具有了偶像崇拜的性质，它一成不变地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商品拜物教，现在已经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然而它是非实体性的（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不能被直观地感知，却是由中介的幻象呈现出来。主体的被生成性的意义在这里就是由幻象生成的，并且受它支配和控制。因而也是主体的非主体性实质。阿多诺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逻辑中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分裂的界限，试图把辩证法从受客观性强暴的历史渊源中拯救出来，把客体的辩证法真正变成人的存在的辩证法。因为在阿多诺看来，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主体和客体的分离是不能还原于人类甚至还原于绝对孤立的人来消除的。今天流行的是人的问题甚至源于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的纯形式规定着始终不变的可能的回答，即使这种不变性是历史性本身。”（44）消除了这种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二元逻辑，可以避免在理论最后走上由人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规定。因为阿多诺把任何总体性都看成是一种暴力的过程，而真正实现解放了的人类必然不是一个总体，所以，总体性这个古老的神话般的指示器，背后隐含着的是非强制性的暴力和奴役（这一点，在后来德勒兹的思想中，也得到了分析和批判）。所以，阿多诺把从总体性出发和主体性原则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展开批判。阿多诺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造就的人的同一性，也反对从实证主义的工具理性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他的哲学力图避免使人再次成为奴役自然的主人。他指出，否定物化决不应该以“哲学帝国主义”来并吞异己物，“早期卢卡奇渴望重新到来的有意义的时代正如他后来证明它只是资产阶级时代一样，也是物化、非人制度的产物”（45）。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的不同特点。阿多诺在前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批判启蒙时代以来，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同一性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泛滥，而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已经从批判中形成了新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他自己哲学的范式的转换。即试图通过《否定的辩证法》建立一种非架构意义的“星丛”般结构的“力场”，消解了中心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交往模式。按张一兵先生的理解，是“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与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46）。这种消解除了中心的思想，必然需要其哲学前提，然而传统的本体论观念是与此相对的。因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消除传统同一性的本体论逻辑，以实现异质性共生同存的场阈。
二、差异的非同一性——颠覆的形而上学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瓦解的逻辑，它要消除传统的同一性逻辑在人类意识中的长期统治，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基础，阿多诺称其为形而上学的西洋镜（47）。从希腊哲学开创的对世界万物的统一性的追问，到柏拉图的理念论时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出发点，而后经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到近代的基督教的上帝，直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统一的本体世界实际上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思想源。直到笛卡尔哲学（德勒兹把笛卡尔哲学作为突破统一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第一个阶段提出来的，但是在阿多诺看来，康德哲学才是思想突破的第一个环节），才开启了对上帝存在与人的存在的提问。但是真正在思想上引领哥白尼式革命的，是康德哲学通过对自在之物与现象界的分离而提出的先验自我的主体性。可是康德哲学在经过了费希特和谢林以后，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又画上了句号。“阿多诺把这种以主体性吞噬对象的情形称之为‘唯心主义的狂怒’”（48），这一评价无疑是把阿多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特点给表达了出来。在这一点上，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阿多诺把尼采、叔本华、胡塞尔以来一直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都称之为是不过以新的花样张开同一个血盆大口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表现。“今天，任何理论都躲不开市场。每一种理论都是作为处在相互竞争的意见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提出来的”（49），这种相互竞争的可能性就是阿多诺的哲学“力场”。而阿多诺的异质性观念就是在这个力场中实现的超越的东西。
差异的非同一性逻辑，是长期遭受非议的哲学概念的觉醒的产物。因为今天的任何哲学“都不能对残酷的事实牵强附会，像解剖学上的病例或物理学上的实验那样展现它们。”（50）这是阿多诺针对实证主义为社会提供的拜物的观念、虚假的总体性知识而进行的分析，说明了一切概念，甚至是哲学的概念都涉及非概念的物，阿多诺把概念与现实相联系，并指出它们都是现实的因素。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必然性观念迫使哲学运用概念，从而使概念丧失了应有的意义。阿多诺在揭示了概念本身的虚无性后，指出概念并不都是自给自足的，当概念本身和一个非概念的整体纠缠一起时，唯一使它同这个整体相分离的方式就是物化。阿多诺认为概念是辩证逻辑中的一个因素，然而非概念就依靠自己的意义而成为“中介”。阿多诺认为，作为归类于概念之下的实物的抽象同一体将要脱离传统的本体论，改变概念的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这也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阿多诺把它称之为概念的觉醒，其用意是明确的，即概念无法包容万象，任何概念都是有限的！事实上，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并不都是源自理论本身，而是来自与哲学相异质的外物（这一点在现象学和齐美尔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印证）。因为任何客体都不能完全被认识，任何知识也无法真正实现对一个对象的总体观念。所以，当哲学试图从真理的无限性意义上把握对象时，总会出错。哲学总会出错！阿多诺给哲学下的断言宣告了无所不包的体系化哲学的破产，严肃的哲学被戏谑地解释为玩笑和游戏的因素。这完全是由于思想家虽然知道思维与对象的间距，然而又在理论上掩盖这种间距所导致的异质性而产生的结果。当英雄把其用盛开的羽毛遮掩着的陋处被人们撩起时，小丑的角色和样态就不可避免地显现了出来（读到这里，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备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51））。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喜剧般的效果，就是在其概念的同一性中，“概念为了再现它取代的模仿，别无其他方式，只能在自身的行为中采取某种模仿的东西，同时又不放弃自身。”（52）
阿多诺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指出：从启蒙时代以来，“那种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符合的理性已经粉碎了封建和秩序和这种秩序的思想反映形式，即经院哲学的本体论”，然而“在资产阶级思想自身不完全解放的阴影下，资产阶级意识肯定害怕被一种更先进的意识所废除……因此，资产阶级的自主性在理论上扩展成一种类似于它自己的强制机制的体系。”（53）体系哲学诞生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及其封闭性的理论特点的表现，因而也就最终归于同一性的公理体系，以实现其存在的合理性。当代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从抽象的公理转向了现实的抽象，即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所构成的同一的体系。然而，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自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基础被它们的不可能性所纠缠着，每一种体系都必然注定在下一个体系中被消灭。阿多诺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揭示的方法指出，体系哲学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适应性过程就在于：“为了保持同样，为了‘存在’，这个社会也得不断扩展、进步、推进它的边界，不尊重任何界限，不保持同样，人们已经向资产阶级社会证明，一旦它达到一个顶点，一旦在它自身之外不再有可利用的非资本主义领域，它自身的概念就会强迫它自我消灭。”（54）
消灭体系哲学，实现个体经验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对概念的把握，这种努力已经在柏格森哲学和齐美尔、胡塞尔以及舍勒等人的现代哲学中得到了运用。特别是柏格森在其关于时间形而上学的理论中，追求一种在空间化的时间里的自我意识。但是，阿多诺指出，纯粹的时间不会带有自己的内容，完全没有时间性的偶像的知识只是空洞的逻辑，追求意义的哲学转换成为对认识基础的纯粹形式时，就会转向对偶像化的知识的接近。因此，现代哲学虽然力图排除传统的思想因素，使思想内容非历史化，但“无时间性，即是资产阶级精神也许为了挽救自己的必然灭亡而追求的目标是这种知识幻想的顶点”。虽然柏格森厌恶用概念的运动预言生命终结的资产阶级的无时间性，但这仍然只是精神的经验，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否定观。
阿多诺从对近代哲学历史的整理中廓清了辩证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把差异的非同一性辩证法的观念建立在自海德格尔以来的存在问题的探索中。应该说，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中包含着的反主观主义的因素的识别是对康德以客观性掩盖主体性的一种揭露。但是，海德格尔绕开了传统哲学中把主体性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用以遮掩社会客观性的事实。海德格尔热衷于使本体论观点摆脱客观主义，使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摆脱实在论，从而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活意识。然而只有存在着主体，主体“在场”之处才能解决存在对主体的奴役。因此，海德格尔对存在的信仰、从批判的预感中派生出的世界观实际上已经退化成一种存在的奴役。
追根究底地探讨本体论的起因的话，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可以追溯到胡塞尔的关于范畴直观形象或本质直觉的现象学理论，只有借助于胡塞尔的思想，海德格尔的存在之结构才能被展现。所以，阿多诺指出，海德格尔强调的存在是观念本身产生的东西的理想。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不同，前者把自己的哲学保持在劳动分工的范围内，但又企图把科学比赛的规则直接用于对这些科学有批判意义的东西上。所以胡塞尔的哲学就形成了矛盾着的状态，即试图在一种精神内部的事物和一种与意识的内在性相反的事物之间摇摆的思想。海德格尔则摆脱了胡塞尔思想的矛盾，他忽略了胡塞尔哲学的合理的因素，同时掩盖了柏格森哲学的缺陷，而把两种分离的、独立的认知方式相并列，他启动了范畴的尊严而把认识批判和前本体论的问题连同它们的合法性一起清除了。
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做法却是“向思维逞暴”，即当海德格尔在明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他要求把对主体性的记忆从设定的存在概念中清除出去。海德格尔的存在设定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本身，存在使人把生存作为自己的本质。这种存在意识所设定的秩序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拒绝对忘却的存在的讨论。即是对脱离人的客观性的问题的拒绝。从这个意义上看，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也是试图建构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相异的活的功能性的、意向性的关系存在！即存在的不是实体，也不是纯粹的观念，而是一个现成的主体和现成的客体之间的现成的关系，即海德格尔的“此在”。它是被规定的存在。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在“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中，一切质的要素都被碾平了，这些要素的总体可以是类似于结构的东西。制度形式的力量越是广泛，它们禁锢的并按其想象来扭曲的生活就越混乱。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归在上层建筑名义下的东西并不是理想的透明画”（55）。胡塞尔的哲学放弃了相对主义的方法，因而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实际上复活了本体论的观念，然而是通过外在的方式实现的。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外在性就是物化，海德格尔的思想无非是精神物化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则是物化的现实！于是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实际上在为精神与现实的物化探寻一个共同的，然而是不可返回的起源！
参照社会分工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阿多诺指出，要对需要进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不是直接依靠供求关系、依靠需要来推动的，因为需要不是不可变动和不可引导的，需要本身在资产阶级分工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所以说，如果认为只要需要出现就应该得到满足的假象和幻想实际上根源于同样虚假的意识。“只要这些需要是他律产生的，它们就是分有了意识形态。”（56）尊重物质需要，同样本体论需要也具有现实性。但是这种虚假的需要意识却导致了人们把不可能达到的事物当作可以达到的来理解，人们在物质上无法实现的需要被无意识痛苦地精神化了。精神化的需要必然要求人们消除物质上的不满足心理。而且，如果人们的需要纯粹是主观上想象的，那么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思想就愈发混乱。从对需要本身的本体论分析来看，需要是真实和虚假的混合物，真实的是想要正当事物的思想。因此，传统的主张不能根据自然状态而只能根据文化标准来鉴别人的需要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主张在社会生产关系及其恶的不合理性中要根据精神的需要，根据对被压抑的东西的替代品的批判的就成了批判本身（这一点，说明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思想的软弱性）。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时，就已经对需要和社会分工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物质生活的需要，而把贫乏的生活作为精确计算的尺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虚假的道德学说本质上是合谋，而人的需要发展则必然要求实现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结合。因此，阿多诺对需要的本体论批判实际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把资本主义的拼死挣扎和自我保存的企图合二为一的努力，这种本体论的设定，是将一个受到全盘毁灭之威胁的社会骗局形象，设计成一种一成不变的框架。哲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共谋，就正是阿多诺揭露的，也是海德格尔哲学的真正目的。
虽然海德格尔主张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思考存在的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对存在的思考就成了一种空洞的要求。阿多诺尖锐地指出：在海德格尔存在理论的最核心部分并不存在着存在的意义，虽然它一方面表现为拯救的知识，但它却是“统治的知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衰微导致了世界丧失形式的现状，那么对这一现实的哀怨就是呼唤重建一种约束性的秩序。主体的被规定的存在——此在，实际上给出的是这种他律性的秩序来自于外部。阿多诺指出：“就这种关于丧失形式的看法不只是纯意识形态而言，这种丧失不是主体解放的成果，而是这种解放失败的结果。”（57）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启蒙时代以来的发展，只是导致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原子化的存在，并没有为实现个性发展创造出突破性的结果。相反，海德格尔的哲学只是一种潜在的唯心主义，它与文化工业填鸭式地给大众带来的基本愿望相一致。阿多诺指出：“纯粹的为他的存在、商品特性的原则，为了普遍的等价和可比较性，这种原则到处都使质的规定性贬值了，它的倾向是把一切事物都降低到一个水平上，然而这种商品特性——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间接统治——却巩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被监护状态”（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