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文艺界领导的楷模
童萃斌
2010年是夏公诞辰110周年。我作为长期在文联工作过的老同志，在缅怀夏公时，感受最强烈的一点是，夏公不愧是文艺界领导的楷模。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像他这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艺界领导；是他的高风亮节，是他的身体力行，是他的人品和人格魅力，为我们文艺界树立了一座丰碑、一个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
一
让我们来重温夏衍1991年秋写在《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中的这么一段话：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50年代两次去捷克，情况大致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读到这里，我们这些文艺界的“过来人”更有谁不感慨呢？！都说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界人士的桥梁，夏衍从首任“华东文联主席”，到复出后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这“桥梁”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急流骇浪的冲击！然而，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始终不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始终不变，这是多么地不容易呀！
在著名的《武训传》事件中，夏衍不但代人受过，承担领导责任，自己做了检讨；而且在《人民日报》发了毛泽东亲笔改过两次的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的前提下，他也只在上海开过两次电影界的一百人左右的会，基本上没有搞运动。当然，单凭他一个人是顶不住当时那么大的压力的，好在有周总理和陈毅的撑腰。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夏衍：“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做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陈毅也找夏衍谈了话：“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5月23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在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夏公团结和保护了多少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从《武训传》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夏公同许多老同志一样，惨遭磨难，目损肢残。但他才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所谓的“结论”上还留着尾巴时，一见到《人民日报》的袁鹰，仍然像过去一样关心报纸的工作。他反复地说到两件事，建议报纸注意：一是要澄清所谓“文艺黑线”问题，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文艺界大是大非搞清楚。二是要纪念那些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摧残致死的文艺家，清除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替他们恢复名誉，他说这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在谈到这两件大事的时候，他神情肃穆，语调凝重，却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灾难。他这两条建议，对动乱初定后的报纸文艺宣传，实在具有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作用。他还亲自写了一大批怀念和悼念文章。如《忆阿英同志》、《悼金山同志》、《忆健吾》、《韬奋永生》、《忆达夫》、《纪念郑正秋先生》、《怀念袁牧之同志》等等。他更关注一些长期被冷落、已经鲜为人知而实际上对革命、对人民有特殊贡献的人。《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过他的《一个被遗忘的先行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和《回忆杨贤江同志》。还刊登过他一篇短文，回忆他在30年代受周恩来和潘汉年的嘱咐，单线联系隐居当时上海法租界里的一位秘密共产党员杨度。人们都知道杨度是当年袁世凯的“智囊”人物，有名的保皇派，若无夏公此文，谁能想到他后来思想转变得那么大，竟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战士！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众电影》2000年第10期登载过一个小故事，题目叫《夏衍与严月娴》。
严月娴自1925年至1955年，共参加拍摄近50部电影，其中不乏进步佳作。在夏衍的印象中，严月娴是一个热爱电影艺术、多才多艺的好演员。
银行职员毕云程是影迷，喜收藏电影说明书和电影资料。1982年春，经电影界朋友介绍，他慕名拜访严月娴。严月娴终身未嫁，那时孤身独居上海，解放初期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5年因种种原因辞职，从此惜别影坛，在家赋闲，生活不免拮据。交谈中，她向毕云程吐露了无所事事的苦闷心情，说看到改革开放欣欣向荣，在家坐不住了，渴望出来工作，晚年为社会奉献余热。毕云程是热心人，为她奔走呼号，但无着落。一天，毕应邀出席电影界茶话会，听到一个消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在北京一次会议上谈及30年代初期他曾改编过一部电影故事片《春蚕》，剧中女主角名叫严月娴，还说一直牵记她，不知她还在不在上海，近况如何？这是上海一位与会者亲耳听夏公说的，所以在茶话会上传递了这个消息。散会后，毕云程直奔严月娴住处。严月娴听说夏公还想着她，不禁一阵惊喜。但她很爱面子，不愿主动求夏公帮忙为其安排工作。毕云程也认为自己是小人物，攀不上身居高位的夏公，何况夏公不认识他。思来想去，毕云程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征得严月娴同意，由毕出面，致函夏公。字斟句酌，言词恳切，信中大意说：久闻夏公大名，今日冒昧致函，转告一事。严月娴孤身一人，目前仍住沪上，在家赋闲，生活仅靠海外妹妹接济。夏公伸出援手，当能助她摆脱困境。她已年过花甲，重披歌衫已难胜任，能否推荐她到上海文史研究馆任职……不到一周，上海文史研究馆派人登门拜访严月娴，送来三份表格，郑重地对她说：“本馆已决定聘你为馆员。”正巧那天毕云程到严家作客，他为严月娴代填了表格，次日送出。三天后聘书送到严家。严月娴约毕云程到她家见面，激动地说：“来人说此事是夏公出面，在信上批了推荐意见，转到上海有关方面办成的。”毕云程笑着说：“我猜想此事也是夏公促成的。他很了解你，而且一直关心你啊！”严月娴眼含泪水，赞叹地说：“是啊，夏公高风亮节世人皆知，提携后进有口皆碑。当年我主演《春蚕》距今已有49年，他还记得住我，今日又帮了我大忙，我不知怎样感谢他才好。”
1985年10月23日，严月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68岁。一些电影老观众说，在二三十年代影坛上，严月娴曾是位颇有影响的女演员。她去世太早了，真有点可惜。毕云程对笔者说：“她虽非高寿而终，但晚年得到夏公的关心，精神上有了极大的安慰，她生活是很愉快的。弥留之际她曾对我说，夏公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二
说起夏公的高风亮节，人们可以“听其言”。
夏衍在回忆录中说：
乔冠华对我说过：“性格就是命运。”这对我说来似乎还有一点道理。十年浩劫伤残了我的躯体，但这不仅没有改变我的性格和信念，从噩梦中醒来，相反地似乎还增添了我的勇气。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几次大难不死，也许可以说是侥幸，但久经折磨而未改初衷，这是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抱着坚定的信心。我暗自庆幸“文革”末期（1974年初到1975年秋）在独房中得到了读书和反思的机会。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竟会持续十年之久？我从苦痛中得到了回答：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十七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进步的东西也要反掉，60年代又提出了“兴无灭资”、“斗资批修”这样不科学的口号。十七年中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早已经被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岿然不动”！1957年以后，人权、人格、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讳的、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于是，“无法无天”，戴高帽游街，罚站罚跪，私设公堂，搞逼供信，都成了“革命行动”。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我还是以屈原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本书的结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们更可以“观其行”。远的不说，单从他在家乡杭州所做的几件事来说吧。
1981年5月23日，夏衍以81高龄拖着“劫后余生”的病体，携儿赴杭州旧居忆故园情，会旧时友，慰游子心。这天，报社的两辆轿车早早地在新新饭店门口停好，刚刚下楼的夏衍发现周围围了一大群人。说了一句：“怎么，衣锦还乡呀？”
随行的省文化厅的沈祖安连忙解释：“大家都是闻讯赶来的，没有通知过。”
“要么，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夏衍从来都认为在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官和民不仅是应该地位平等，而且当官的应该为人民服务，一向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这时他有些生气了。
结果，只有一辆轿车悄悄地驶进了庆春门外严家弄……
此后，他每隔几年便来杭一次，或去大学校园与莘莘学子座谈，情切意浓，感人肺腑；或将自己从国外所得奖金捐给故乡，促成教育基金会的诞生；1989年，夏衍还把毕生节衣缩食而收藏的102幅珍贵书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博物馆，尤以“扬州八怪”的作品和白石老人晚年所作的《贝叶秋蝉图轴》为珍贵。这些珍品上都钤有“仁和沈氏曾藏”一枚闲章。而当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公厅主任齐燕铭给他篆刻的原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衍一字之改，足见其品行之高洁。正如他一再表示的，“这些收藏都属国家的，我只是代为收集而已。”
而对于他的杭州旧居，有关部门曾就修缮之事征求他的意见，夏衍表示反对。后因要将旧居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他才表示同意，但要求“不要突出我个人”、“也不要奢侈”。惟一提及的是后院的两棵树：“那桑树是为采桑养蚕用的；一株枇杷树，树叶是煎煮后用来治咳嗽的。”
三
繁荣文艺创作是文艺界的主要任务。夏公几十年来力排“左”、右干扰，不怕被戴上“离经叛道”、“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大帽子，为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辛勤耕耘和灌溉。
电影《五朵金花》的作者赵季康，曾一度回到家乡浙江，在杭州市文联任专业作家。我因工作关系（时任杭州市作协秘书长）到过她在莫干新村的家。尽管她当时的心情还没有从“文革”中遭受迫害和婚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但言谈中还是忘不了在夏公亲自提携和指导下成功创作《五朵金花》的情景：
1959年初，文艺界掀起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十分注重这些为国庆赶出来的作品，对送上来的作品亲自过目，当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后，对当时电影界存在的政治口号太多、缺少美感和轻松愉快的状况很不满意。他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找来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是否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夏衍说：“我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但可以推荐一个人来写。”
夏衍要推荐的那个人就是赵季康。赵季康是浙江嘉善人，16岁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曾任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记者。1960年转业到作协昆明分会任专业作家。她的作品多反映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笔调细腻委婉。
不久，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根据夏衍的指示将赵季康、王公浦夫妇叫到昆明，在作了一番简短的说明后，对他俩说：“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快编个故事，要是编不出来，国庆就赶不上了。”
“一个礼拜？这么短时间能写出来吗？”赵季康听了有些急。好在她和丈夫早在1955年曾经去过大理，赶过“三月街”，不到一周便写就了电影《七朵金花》的提纲。
剧本交到夏衍那里，夏衍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就某些故事情节及艺术表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赵季康说：“这个剧本可以拍3部电影了，一部电影只有105分钟，你应该心中有数，剧本拍成电影还得花大力气改编。”赵季康于是又对剧本进行了大幅修改，把原来的“七朵金花”改为“五朵金花”，减去了“水库上的金花”和“采茶金花”。夏衍看了修改后的剧本很是满意。不久，《五朵金花》的剧本就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并获得了好评。
剧本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导、怎么拍了。中宣部和文化部将执导《五朵金花》的任务交给了长影导演王家乙。夏衍叮嘱王家乙：“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
王家乙看到剧本后，为慎重起见，他又带着作者赵季康及作曲家雷振邦一行五人来到大理看外景。在大理古城住了四五天，王家乙却怎么也找不到拍电影的感觉。作曲家雷振邦问赵季康：“能不能把对话改成对歌？”
赵季康一听精神一振，说：“可以啊！”并即兴朗诵了一首：“阳雀飞过高山顶，留下一串响铃声……”
雷振邦一听高兴了：“太好了，真是太优美了！”
王家乙听了赵季康的朗诵，情绪也一下子上来了，说：“好，好，就按这个调子写。”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赵季康思如泉涌，一口气写完了《五朵金花》中所有的歌词，雷振邦又花几天工夫为歌词谱好了曲。
《五朵金花》这部影片拍成后先后在中外46个国家放映，有的观众，包括贺龙元帅，看了10遍也不厌。当时的陈毅副总理每次出访最喜欢带上这部影片。
美丽的七彩云南给了赵季康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但伴随着残酷的政治运动，这片美丽的红土地也给赵季康留下了心灵中难以痊愈的伤痕。1978年，赵季康孤独地离开了她曾经深深爱过又深深恨过的七彩云南，回到了家乡浙江。1984年，53岁的赵季康独自到了美国，开始了旅美写作生涯。
在那个非常年代，不仅赵季康，许多无辜善良的人们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五朵金花》的主角扮演者杨丽坤，在政治运动中惨遭迫害，身心俱残致精神错乱，从此活在一个寂寞的世界中，永远离开了她喜爱的荧屏。
如今，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五朵金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2000年在全国“百年最佳影片”评选中，《五朵金花》被评为10大影片之冠。
夏公作为文艺界领导的楷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