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是胖了，还是瘦了？皮肤还是那么白吗？要知道，她曾经被人叫做“洋瓷娃娃”的呀！
今天凌晨，快下班的辰光，我在报馆办公室突然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阿兰。阿兰！我大吃一惊。我不信，追问她，她仍说是阿兰；我仍不信，她说见了面不就信了。
是呵，见了面不就信了！我应约赶到约会的地点——玫瑰餐厅。拿眼睛睃了睃四周，没有见到阿兰，看了一下腕表，我早到了半个钟头，太心急了。一听到是她，我的心就像琵琶一样，跳荡不已。她是我旧日的初恋情人，分别20年了，毫无音讯。这下突然跑到香港来了，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电话，在我心灵深处捅了个洞，往日的情思喷涌如泉。
我觅了个僻静的卡座，坐下，要了一杯矿泉水。
她的声音怎么有点沙哑？阿兰的声音不是这样的，她的声音很脆、很甜的，她曾经是文工团的演员，能歌善舞，话音像脆卜卜的水晶梨，甜润地流进听者的心田。所以，我乍听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感到陌生，不肯相信。
现在回头一想，实在是自己缺乏常识，或者说自己是太过沉湎于过去了。想想看，20年韶光流逝，树都多了几圈年轮，自己也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眼角也添了好几道鱼尾纹，就不许人家声音有点变化？
这地方真够雅静，透过落地玻璃窗，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海峡此岸和彼岸闪红耀绿的万家灯火。矮矮的窗台，并不妨碍视线，窗台上摆着一列盆栽，最触目的是鲜艳欲滴的红玫瑰，正好与店名相配衬，起了点题烘托的作用。只可惜是塑料做的假花。不过，在柔和的灯光下，塑料玫瑰花上，泛着迷离的梦幻色彩，仍十分宜人。
在这种环境里，最宜怀旧，或者对着情侣倾诉心曲。这时，隔邻的座位上，有一对年轻的恋人，喁喁而谈，情意绵绵，我忽然想起蔡枫华的《绝对空虚》——“夜店一个角落里……”唉！他谈他的情，我只有怀旧。
阿兰是从艺校毕业分配到我所在的县文工团的。我是团里首席小提琴手（来了香港才改行爬格子）。她来了不久就跟我们一道下乡演出。
一天晚上，在一个山村的晒谷坪上演出。村民把小学的课桌搬来，在上面铺上木板，搭个临时舞台。天幕是晒谷的竹席，台的四周竖起四根毛竹筒，插上松柴火把，点燃了作为照明。
夜空，高邈而湛蓝，月亮明晃晃地洒下清辉，远山像兽脊在月色下起伏蜿蜒。坪上挤满了黑压压的村民，人声嘈杂。在这样的地方演出，风清水冷，比起聚光灯下，空调中演出，那是别有一番诗意的。
阿兰跳的是新疆独舞，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其中一段由我用小提琴单独伴奏。乐队席旁，无遮无拦，村民围着探头探脑，七嘴八舌地议论者。
“喷喷，那手臂真白！可能是假的，哪有那么白的肉？”
“瓷做的。”
“瓷做的怎么会动呢？像蛇似的，没有骨哩！”
“那一定是涂了白垩。”
“你有胆上去扭一把不就清楚了？”
一阵嬉笑声在身边腾起，我勃然大怒，被他们干扰得走了神，琴音也走了板眼，阿兰也乱了舞步，乱了大套。
演出完毕，她哭泣着，冲着我大吵大闹。好不容易，我等她气消了些，悄声地对她说：“你何必那么认真呢？”我心里想，他们其实并不在欣赏你的舞姿，而在评头论足，但我没将听到的讪谑的话告诉她，只是说：“其实他们并不懂什么节奏。”
谁知阿兰一听，竟大声指责我：“你对贫下中农什么态度！”好家伙，上纲上线了，害得我做了好几天检查。
当然，我不该说那种话，农民没见过城里的白小姐，好奇，议论几句也没什么，但，团里也不该对我揪住不放呀！
阿兰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我挨整，便觉得十分过意不去，找机会接近我。
人生有许多偶然，男女之情是最大的偶然。坏事变好事，接触多了，我们之间竟渐渐萌生情愫。
文工团的行军路上，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落在后面，好说些悄悄话。
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我们已经和队伍拉下了一大段距离。山路上，山花烂漫。阿兰突然跑上一道斜坡，采撷了一捧野玫瑰，举到面前问我：“哪枝最俏？”
我凝视她遮掩在带露的山花后面的俊俏的面庞，笑道说：“花枝后面那一朵……”
“你真坏！”她羞红了脸，举花撵我，用花束追打我，敲在我的背上、肩上、头上，花瓣洒落如纷纷红雨……
“先生……”
恍然听到有人轻唤，侍应小姐伫立一旁，她也许唤了好几声了。我痴痴地从沉思中醒：来，咿哦连声。
“要点什么吗？”
怔了怔，我说：“再来一杯矿泉水。”
“净饮白水呀，要不要一些别的？”
“我等的人还没来，等来了再点吧。”
侍应小姐嫣然一笑，又为我端来了一杯矿泉水。看了一下腕表，已经超过约定时间半个多钟头了，她还没有来。是路上塞车？临时遇上急事？又或者是来过了，没发现我？我在心里做着假定和否定，如果来过了，不可能见不到，这地方不大，进来兜个圈，准找到。八成是塞车或者有急事，耽误了时间。
等待，是最无可奈何的事。现在只好是既来之则安之了。
我和阿兰的爱情有花无果。正当我们进入谈论建立“二人世界”的最后阶段，“文革”爆发了。在那“上帝也疯狂”的日子里，哪里还敢谈情说爱，人世间的爱只剩下阶级之爱。糟糕的是，我有海外关系，成分是“华侨工商业”，属于“狗崽子”。阿兰的家庭背景比我更黑，她父亲是老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个狗崽子怎么能结合？生下了狗孙子不是为反动阶级传宗接代，制造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分子了吗？
那年头流行的观念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打地洞”。
阿兰终于抛弃了我，嫁给了进驻文工团的工宣队副队长，她希望改变下一代的成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虽然痛不欲生，但又没勇气自杀。
在她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我给他们送去一套红宝书作为贺礼。
不久，文工团解散，我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改造。阿兰因“嫁作工人妇”，被照顾留在城里。从此，天各一方。
但是，初恋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思念着她——即使是后来我也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又举家移居香港。20年过去了，许多事事物物都已改变，唯独此情不变。没料到，阿兰不仅成为我的心魔，而且成为笼罩着我家庭的阴影。
我的妻子什么都好，漂亮、大方，“进得厨房，出得厅堂”，就是妒嫉心重，是个“醋坛子”。
一天，她偶然发现了我夹在钱包里的一张阿兰的玉照。
“你还在想她？”妻子责问。
“不要多心嘛，想她也没用！”我说。
“那为什么还要把她的照片随身带着？”
“不过是无意间发现这张照片，塞在钱包里，忘了拿出来。”我敷衍着。
“20年了，你真心对她，假意对我。”妻子竟嘤嘤啜泣起来。
“嗳嗳，你别胡闹嘛，孩子都大了，让他们瞧见要笑话的。”我递给她纸巾，“隔着罗湖桥，她来得了吗？”
“来了怎么样？”
“根本没影的事，你叫我怎么回答？”
嘿，现在居然接到她的电话，梦幻成真，等一会儿，阿兰就会奇迹般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重逢的一刹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你好！”我站起来，伸过手去，握手，“请坐！”不不，这样太老土了，我应当表现出绅士风度，热情、潇洒。是隔着台坐，还是让她坐在身边？坐在对面可以端详，而且方便交谈；坐在身边则亲热些……我设计着见面的程序，真想即刻就见到她！
她是怎么申请来香港的？一家大小，还是只鸿孤燕？来了多久，住在哪儿，生活安定了吗？
我始终没有恨过她，她不是薄情寡义的人，我们的分手，不是她的过错。我们的遭遇不过是那场历史悲剧的小插曲。
政治掺人了爱情，爱情就变了味。我和现在的妻子一直没办法投契，感情上似乎存在着一种说不清的危机感。我们俩都是情场的失意者。她也是因为家庭出身是“反属”而被男友“划清界限”，抛弃了。后来，经人介绍，嫁给我。第二个孩子刚出生几个月，就跟我移居香港。
她的心头有一块心病，我的心灵也有一道创伤，二十年也无法痊愈。
心病难医，政治制造了多少心病！
我在报馆工作，过着晨昏颠倒的“爬格子”生涯，妻是白领丽人，早九晚六，能够舒心惬意地相处的时间并不多，甚至连床笫之欢也很少。
因此，就爱情而言，我只对阿兰付出过真爱，而对现任妻子的感情却是“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
香岛采撷不到野玫瑰，花店里却可以买到每天从外埠空运来的鲜丽的玫瑰，我对它情有独钟，家里的盆栽，独沽一味，摆了好几盆玫瑰，有时对着它可以呆上半晌。
妻呢？也有她的癖好，独爱夕阳，有时坐在窗前，凝视港湾浑圆的落日，也会呆上半晌。
我猜想，也许她和我一样，是寓物寄情？
阿兰是知道我钟爱玫瑰的因由，若不，她怎特地约我到玫瑰餐厅会面。
玫瑰餐厅，是有名的情侣餐厅，人进人出，过眼尽是成双作对的俪影。
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超过约定的时间2个多小时了，阿兰怎么还没来？我枯坐着，越来越感到不自在。
我忽然觉得滑稽，是在演一出《等待戈多》么？戈多永不会出现。
旧梦不再，我为何沉迷不醒？
我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来也好，不来也好，都不等了。
结了账，匆匆离去。
第2天，刚到办公室，正好电活铃响了，接听。
“喂，哪一位？”
“我是阿兰！”啊，又是她！
她不待我开口就说了一大堆道歉的话，说是昨天突然有急事失了约，千对不起万对不起：“今晚七时整，玫瑰餐厅，我一定准时到！”
“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阿兰，我的梦该醒了，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吧！”没等她作出反应，“咔嗒！”我挂断了电话。
晚上，正好我轮休，回到家，甫入门，妻子兴高采烈地迎过来：“达令，今晚我们出街吃晚饭。”
“今天你好像特别高兴，好，上哪儿？”
“玫瑰餐厅！”
唁！怎么也是玫瑰餐厅！我吃了一惊：莫非她知道我与阿兰的约会？
“阿兰不会来的。”妻咭咭地笑着，“那电话是我一个女友假扮阿兰打的，对你一个小小的考验，你不会怪我吧，嗯？”
啊，原来如此！醋娘子的馊主意。怪什么呢？有爱情的酒也就有妒嫉的醋。如果不爱你，鬼才对你紧张哩！
妻深情地说：“你梦醒了，我的梦也醒了，我们重新开始！”
我高兴地嚷：“好！玫瑰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