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邓小平借毛泽东谈到文艺问题之机开展文艺界的整顿。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编剧反映“四人帮”给该片罗列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康生感到了局势的变化。他急忙与江青一伙划清界限：拒绝江青探望，把江青气得大哭大闹，她可能还未体会过被人落井下石的滋味吧；主动询问、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向毛泽东、周恩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等。但这些投机行为并不能掩盖他犯下的罪恶。12月16日，他在京病逝。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得出《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同年，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悼词”。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把康生的骨灰迁出八宝山骨灰堂。曾经得意一时的康生当然无法料到这样的人生结局。
虽有康生的背叛，但“四人帮”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以各种方式、手段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加以攻击，并伺机发起凌厉攻势。
8月14日，毛泽东与人谈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虽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四处滥用自己关于《水浒》的评论而气愤地批评是“放屁，文不对题”，但“四人帮”并未因此而收敛。
因而，在国庆过后，虽有中央专案组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向郭小川宣布审查结论：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但回到北京的郭小川却不得不再次离京，避居外省。
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的郭小川，1955年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当时36岁的他因为在一次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大会上慷慨激昂的发言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留下“很有战斗力”的印象。之后，郭小川调至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第二年，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可是，没想到在作协工作时，他发现丁玲等人的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结果到了1959年，郭小川就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因为他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他被迫作检讨。1960年春，政治气氛开始缓和，毛泽东听说郭小川的事后说：“应给这个善于思索、富于幻想、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
1962年10月，郭小川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的记者。于是，他采访北大荒、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撰写《军垦战歌》影片解说词、写下反映大庆油田的通讯《怎样突出政治》，1965年又采访庄则栋等，写了《小将们在挑战》等著名通讯，影响很大。
不久，“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批斗、抄家，责令写交代材料。被作协机关造反派揪去，勒令其打扫厕所。随后，他被送往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因帮助武汉军区撰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电影解说词，一炮打响。各大军区纷纷效法，派人到“干校”借调郭小川。
1971年的一天，正看电影的江青突然发现银幕上出现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大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郭小川只好重返“干校”。1974年底，“干校”大部分人返回北京分配工作。但路过北京时，郭小川被禁止下车，直接被转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
于是，他“静静地”“享受”在静海县“团泊洼干校”的日子。到了这一年的9月，他写下《团泊洼的秋天》：
秋风象（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是啊，他说的是“明春”，而在“今秋”的9月至11月，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这些看法：“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11月，毛泽东针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说：“小平偏袒刘冰。”“四人帮”趁机诬陷邓小平，全盘否定邓小平的工作，并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下旬，“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翌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由邓小平主持的只持续了9个月而被迫中断的整顿，不仅在当时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四人帮”针锋相对，而且也成了之后改革的一次大胆试验。
不过，郭小川的“明春”虽然直到1976年秋才到来，但毕竟还不是太晚。1976年10月18日夜，身在河南林县的郭小川枕着“四人帮”覆灭的喜讯迷迷糊糊进入梦乡，忘了熄灭手上的烟……在这个迎来“春天”的秋夜，他在烟雾中离开。
【共和国台历】
战犯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自1959年9月17日至本年3月19日，在押战争罪犯全部释放。
蒋介石
4月5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台北病逝，终年88岁。当天，国民党召开中央临时全会，增设主席一职，由蒋经国担任。
时传祥
5月19日，时传祥由于被严重摧残，医治无效而逝。由于与刘少奇握手，1966年，江青说他“是个工贼”。陈伯达附和：“时传祥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呼应：“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后周恩来出面保护，被送进医院治疗。
第二次登顶珠峰
5月27日14时30分，中国9名男女队员登上珠穆朗玛峰。此次登顶，测量出世界公认的珠峰高度为8848.13米。其中4位队员在海拔8700米处，架起一道世界最高的金属梯——银梯，被各国登山队员亲切地称为“中国梯子”。2005年10月，中国公布：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8844.43米。参数：峰顶岩石面高程测量精度±0.21米，峰顶冰雪深度3.50米。原1975年公布的珠峰高程数据停止使用。
对“文革”的评价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婉拒：“由我主持写这个决定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福特访华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问中国。
1976，试看天地翻覆
1976年，犹如黎明前的黑暗。
共和国在这一年的所有巨大不幸，从1月8日开始了。
周启才在1月8日上午10点左右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上午9点57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逝世。汪东兴让这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带上他已经起草完的讣告和悼词初稿，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同中央办公厅的李鑫一起修改。事实上，讣告和悼词周启才在1975年11月就已经起草完毕。
周恩来逝世后遭遇了两条路线在“待遇和规格”上的博弈，其本质还是两条路线的博弈。
关于由谁致悼词的问题，就更加显示出“接班人”这一关键所在。江青提出连人家自己都认为不合适的王洪文；而叶剑英坚持：小平同志最合适。
1月19日，邓小平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延用一贯的封面版式风格，一张硕大的头像。右上角的封面标题为：“中国：朋友还是敌人？”而左下角却像赌注一样押了下去：“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此后邓小平又7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由于邓小平、叶剑英、周启才的坚持，周恩来的悼词最后还是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为毛泽东所认可。年高病沉的毛泽东没能参加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他最后一次既修改悼词又参加追悼会是在亲密战友陈毅去世后，那位和他一样有才情的儒将，生命停止在4年前的1月6日。
在江青等人的严重抵制下，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活动，由5天6万人被减缩成3天4万人。那些本想来吊唁却被拦在门外的人，后来排满了从北京医院经台基厂大街沿长安街通往八宝山的道路。所谓“十里长街送总理”实际长度是30多华里。不过，人们还是觉得1月11日寒风里的送行太短暂，于是在两个月后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至于这年清明节前北京市民收到了不许在清明期间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种悼念活动的禁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