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证明，腐败与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在那些政府控制重要资源并广泛介入的领域往往会产生更多的腐败，所以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防治腐败的利器之一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的市场化。同时以完善的市场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和政治行为。
——2013年3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腐败祸国殃民，毒害社会，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中国对此更是有深刻认识。有人称，二十四史大体就是24个腐败如何亡国的故事。然而，虽然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政府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先后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反贪局、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局，但总体上腐败问题没有得到根治，腐败向各个层次渗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痼疾。李光耀认为，未来中国出错的可能性是20%，最可能出问题的领域是腐败和反腐。李光耀说：“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担忧就是贪腐的腐蚀作用以及贪腐在公民中激发的反感。”
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不久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出了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深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去我国反腐的主要思路是处罚，而李克强总理总结过去的思路之后更进一步，直指腐败的根源——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这种思路对防止腐败发生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当然，防治腐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任何单一的措施都是不大可能奏效的，相信一些新的方法还会逐渐进入最高层的视野。
干预经济的权力：腐败的温室
清除腐败现象，是任何社会政治生活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关键一环。20世纪的政治发展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有效地抑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也决定着社会的长治久安。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长期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他提出：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在法律上通过了也很难实施。哈里森点明了腐败行为对一个变革社会的危害性，这种分析对不少社会是适用的。所以说，能否抑止腐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王沪宁，《反腐败——中国的经验》）
古今中外，好像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完全没有腐败。在风清气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了刘青山腐败案，在以舆论自由、监督严厉著称的美国也有市长马拉诺受贿案，但是，好像当下的中国腐败案比较多，既比改革开放前多也比欧美国家多。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在于拥有干预经济的权力！李克强总理说：“腐败与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确是真知灼见。
腐败，说白了，就是把权力进入市场变现。一部分人拥有权力，同时又存在着市场，这些权力拿到市场上出卖，腐败就发生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之所以腐败现象比较少，很大程度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权力，没有市场，无法交易；西方国家腐败现象相对较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市场发达，政府权力较小，又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能交易。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根本不知道市场为何物。所有的经济活动，有些甚至谈不上经济活动，就是基本的生产、投资、消费等，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所有的盈余都归国家，国家有权无偿划拨。这样，权力根本找不到市场。举个例子，假如甲是一家国有工厂的厂长，现在国家正在分配生产坦克的配额。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作为工厂的厂长必然要争取配额，因为配额就代表着利润。比如说，多生产一辆坦克这家工厂就能多赚100万元，那么厂长当然有动力行贿，一辆坦克他可能愿意行贿50万元，毕竟之后还有50万元的赚头啊。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甲几乎没有行贿的动力。试想一下，甲争取到了10辆坦克的配额，工厂多赚了1000万元。年终一到，大家高高兴兴准备分钱的时候突然发现，这1000万元是国家的，不能分，分了就是侵吞国有资产。不要说行贿的动力，估计甲连生产的动力都没有，压根就不想要生产配额，因为生产了自己的工资也不会涨，不生产自己的工资也不会降。
西方国家则是另一个极端，这些国家市场大得没边，政府小得没边，即使政府有些权力，在干预经济的时候这些权力也得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权力很难换成钱，也就没有腐败的动力了。以最有代表性的美国来说，最初到美国的英国人是因为不堪忍受英国的宗教迫害才远渡重洋的，因此对政府权力有着极大的戒心。美国在建立之初简直就是一个松散的邦联，联邦政府管不了州政府，州政府也管不了公民，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连货币都没统一。在建国后的100多年里，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政府权力极少涉及经济领域。这种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一直到大萧条才结束。大萧条让大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但即使这样，美国政府在干预经济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每次干预之前，政府和国会、国会两党之间都会吵得一塌糊涂，而且即便干预也得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比如美国的政府采购，那都得严格根据招投标的程序办事，哪级行政长官也不能随意改变。
吴敬琏先生指出中国的经济面临四大体制问题：一是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政绩考核标准仍然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三是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事权”）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得不努力运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四是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这四个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政府干预经济。大家可以看出，只有权力与市场并行，并且权力可以干预市场，腐败才有可能大行其道。而中国现在正是这样一个状态：计划经济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但又转得不彻底，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权力对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当前社会生态中，要警惕各种所谓的“资本主义”：一是官僚资本主义，一是权贵资本主义，一是裙带资本主义。这三种伪“资本主义”最大的天敌是市场。如果不根除他们，将会阻隔甚至断送中国来之不易的30年的发展成果和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改革。
腐败的重灾区：被干预的市场经济领域
就在上周，中石油系统又有5名管理层人士被有关部门悄然带走。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龙德，他上月底刚刚接替被调查的李华林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接近中石油高层的权威人士日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上周四晚被带走的5人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集团”）、中石油股份，以及中石油旗下的华油集团，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新一拨的被调查人员，还是只是协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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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接近中石油高层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此次被带走的5人中，3人来自中石油集团和中石油股份，分别为中石油股份副总裁孙龙德，中石油集团总会计师、中石油股份董事王国樑，中石油集团规划计划部总经理吴枚；另外两人来自华油集团，其中1人为华油集团总经理王文沧。（2013年9月9日，《北京青年报》）
石油是我国严格管制的领域，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内石油产业的整个产业链都设置了严格的管控，包括勘探、加工、储运和销售。直到20世纪80年代，石油工业部一直严格掌控着我国的石油行业。之后，虽然撤销了石油工业部，但相应地建立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三大石油公司，成为中国石油市场的三大垄断寡头。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对石油上游环节的准入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获得中央政府颁发特许勘探许可证或开采许可证的企业，才能成为专营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商。民营企业即使在国外采了油，也需要过中石油集团和中石化集团这道门槛。石油行业的终端——成品油的价格不是由市场竞争形成，而是由发改委定价。种种的干预使得石油系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2009年7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因受贿1.95亿元，被判处死缓。2013年8月，中石油相继有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因贪腐被抓，连身居正部级实职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都涉及其中。
浙江省高级法院6月21日就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进行二审裁定，维持宁波市中级法院此前对许迈永作出的死刑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