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断这个问题，我发现有一个简捷的途径，生存选择对两性有非常相近的压力，因此两性的共同性特征通常都是生存选择的结果。而性选择对雌雄两性形成选择压力差异是非常大的，两性不同的外在或者内在特征一般都看成是性选择的结果。
科学家甚至仅凭动物的体形和外在特征就可以判断这种生物的性规则和繁殖策略。例如，雄性海象的体形比雌性海象庞大许多，科学家可以断定海象是多妻制的，雄海象之所以进化出如此庞大的体形，是因为在交配中遭受的选择压力大。我们设想有一群海象雄性若干只、雌性50只，假如雄性具有较为平等的交配机会，争取交配没有计谋可言，仅凭力取，比如说体力排名前40名的可以留下后代，只有10只遭到淘汰，这样对雄性海象体形的选择压力就比较小。若交配权非常集中，只有排名前三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权，它们下一代就都是最大的三只雄性海象的后代。虽然雌性小海象也都有一个大个子的父亲，但是，在子代中，个子最小的雌性照样可以生儿育女，而雄性只有排名前几位的才有这种机会，于是很多代之后，就会形成雄、雌海象巨大的体形差异。这和赌博的道理是相同的，要想赢得大的奖赏，就需要花大本钱。
伟大的达尔文当然不会疏忽这个逻辑，他相信雌雄之间若存在差异，主要应该归因于性选择：
任何动物的雌雄二者如果具有相同的一般生活习性，但在构造、颜色或装饰上有所不同，我相信这种差异主要是由性选择所引起的：这就是由于一些雄性个体在它们的武器、防御手段或者美观方面，比别的雄性略占优势，而这些优越性状在连续世代中又只遗传给雄性后代。然而我不愿把一切性的差异都归因于这种作用，因为我们在家养动物里看到有一些特性出现并为雄性所专有，这些特性分明不是通过人工选择而增大了的。
对一群雄海象的统计表明，4%的雄海象获得了88%的交配权利，剩下的96%雄性则只获得了12%的交配权。位于支配地位的海象收获如此巨大，所以在进化竞争中所支付的成本显然就会比较高。同时，考虑到近前利益，争夺交配权的斗争也非常惨烈，在交配季节，雄海象为了争夺几处优良的海滩，会打得皮开肉绽。
狮子和老虎的亲缘关系非常近，甚至它们之间还能交配生出后代。由于它们的生活环境不同，老虎生活在森林里，群居不会得到狩猎的优势，所以喜欢独处；而狮子生活在草原，群居让它们得到食物的代价更低，因此演化出了群居的习性。于是，雄性狮子交配中竞争强度就比老虎大，这是雄狮和雌狮外形差异巨大而老虎的外形雌雄则比较接近的原因。
如果群居动物是杂交型动物，即使是位次很低的也有交配权，也可能留下后代，这种情况下，体力的竞争就转化成暗中的潜规则的竞争。大猩猩和黑猩猩都是群居动物，前者是多妻制的胜者通吃交配规则，后者则是诸侯制度的交配方式，位次的也仍然具有交配权。
于是，在黑猩猩中，竞争在争夺卵子的过程中展开了。这种争夺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人海战术，精子多的一方获得和卵子结合的概率要大。这样一来，黑猩猩的体能竞赛就转化成睾丸竞赛，尽管黑猩猩的体重只有大猩猩的1/4，睾丸重量却是大猩猩的4倍。而大猩猩则没有这个必要，只要在群体中位次越靠前就能留下越多的后代，不需要采取人海战术的方式争夺和卵子的结合权。
总之，若是性选择导致动物的进化，必定会留下明显的性特征。人类相对于古猿和他的近亲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脑容量的变化和智力水平的提高。在贪财和权欲这一点上，男女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所以恩格斯的名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句话应该是对的。如果男性和女性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通常都是和性选择有关。
《流星花园》里面的杉菜始终拒绝道明寺的追求，美作劝杉菜答应道明寺，他说：“道明寺是我们几个中最能打架的。”这句不经意的台词，其实暗合了进化论的原理，擅长打架、具有攻击性显然是男性区别于女性的特征（大约相当于第二性征）。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特性是性选择的结果（生物学家也有人认为攻击行为另有原因，在此不详述。我则认为至少从男女的差异性这一点上看攻击性是和性有关的，自然界雄性的攻击性是多么的普遍！），所以街头的小痞子总是领着漂亮的女友，“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是再正常不过的。
进化在很多时候会和我们的主张冲突，让我们感到惋惜，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我随手举了一些有趣的例子，这些例子都不是从其他书上抄下来的。进化论比我们知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趣得多。当你明白了进化的道理之后，你明白的事实真相不会比我少。只要明白了，关键就找到了，就像杜拉克所说，我不告诉别人怎么做，只说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已经足够了。
权力、地位、财富对生存的意义可能比对性的意义更直截了当。炫耀如果有利于改善自己在群体中的排名，从而有利于生存，而不仅仅是为了性，那么为何不去炫耀呢？任何一次饥荒时，财富状况都是生死攸关的，而狩猎、掠夺和战争中，具有权势的人显然生还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自然选择也倾向于权力、地位、财富这几种东西。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既不像基因比例差异那么小，也不像表面上所拥有的权力、财富或者行为差异那么大。多达30亿个基因中，只有少部分的基因在某些形状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有10个贪财基因是最贪财的，那么有两个贪财基因的人贪财程度只有最贪财者的20%，我们不能把其余的30亿个基因也计算在内，从而得出人与人之间贪财的程度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形象的说明。
基因技术很容易用来确定犯罪现场到底留的是谁的毛发，却不能根据基因断定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将来的前途，因为单独起作用的基因是少数，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尚不是很清楚的联动基因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模糊的观察而不是精确的分析是一条捷径，要确定一个人的脾气禀性看他的父母似乎是很有效的。
对人类基因分析表明，尽管种群数目庞大，可基因差异却相当小，据说人类之间基因的差异比一群黑猩猩之间还要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在的人类都是时间不太久远的少数人的后裔。对线粒体的分析表明，现在所有的欧洲人都是远古时期的7个女性所生。对日本人的线粒体分析也表明，当今的日本人仅是少数几个人的后裔。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掠夺、战争、瘟疫等，很显然的事实是，不管是哪种原因，都是距今并不久远所发生的事。
尽管人脑的进化是过去300万~10万年的事情，可我们并不能再把注意力平均分配到300万年里，我们必须重视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社会性选择”对人性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黄帝和蚩尤的战争极为关键，但在生物进化的历程中，这只是短暂的瞬间。但二者谁胜利了并留下了后代，他们的性格对现代中国人整体性格就是非常关键的。这里我们没有涉及文化的影响，仅就基因而言就是如此。
由此，我们把历史上溯到6 000年或者10 000年前是有必要的。据考证，800多年来，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有约1 600万人；而14世纪统治英国的爱德华三世现在的子孙可能达200万以上。在农业出现之后、甚至是阶级社会出现之后这短暂的时期，拥有财富和地位意味着繁殖和生存的优先权。
从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到欧洲各个时期的富贾，几乎没有哪个不是妻妾成群。平民百姓即便是非常幸运的能够娶妻生子，在频繁的饥饿和战争里，能够生存的可能性也不大。阿Q是对的，任何人只要上溯的历史稍微久远一点，就可以找到他曾经荣耀的祖先。6 000年在人类进化600万年的整个历史中，只占0.1%的比重，可是这段时间里，权势、地位、财富对于生存竞争和生殖竞争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这短暂的瞬间，对权势、地位、财富的选择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代人可能相当于远古时期的一百代人的选择压力。
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男人好色是容易的。要对贪财、权欲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却困难得多。根据我的感觉，财富和权力虽然都对生存和繁殖有利，却不至于在自然选择的情况下，进化到如此的高强度。
按照平滑演进思路对无法确认的问题，做了加权处理之后，答案就清晰了。对老鼠的人工选择为这种假说提供了间接的证据。科学家选择脾气温顺的老鼠和富有进攻性的老鼠，经过了20个世代，温顺者就变得相当温顺，富有进攻性的则相当勇猛。驯化动植物也只有短暂的历史，由于人工的选择（早期的选择强度也不高，大多数情况也不是刻意的精细挑选，而是择其弱者先吃掉的无意识选择），就可以进化得如此之快。
文明社会的短暂历史相当于对现在人性所具备的特征进行了有意识的“人工选择”。我们把人类有文明以来的历史看做是权力和财富的历史并不牵强。在短暂的文明历史中，拥有权力和财富，在战争和掠夺中，在阶级社会的剥削中，显然对生存和繁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进而可以推断，把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于这些人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望是高强度的，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妥。
由此，我们认为，我们都是王公贵胄的后裔，而王公贵胄必然对财富、权势、地位等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才是他们能够获得这些的重要原因。基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求助于性选择，也不必苦苦追寻现在人类特性对远古人类生存而言的意义，就可以大致知道“人性为何如此？”，因为我们的祖先是如此这般的—好色、贪财、热衷于权力。
炫耀是基本的人性
位置感是人类组织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总是寻求表现位次的方式。
一般认为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个词来源于凡勃伦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最早的译著把这个词翻译成“明显消费”，后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招摇式挥霍”等。“明显消费”好像并不符合中文的习惯，同时也过于平淡，但不久我就发现了这种翻译方式的好处，在很多的场合下，“明显”更能贴切的表达作者所要表述的真实意图。
经济学家凡勃伦也许不懂进化论，至少在《有闲阶级论》中，他没有试图用进化论的方式论证他的理论。由于他提出了炫耀性这个概念，而这一点又被进化论者和性联系在一起，阴差阳错，凡勃伦又成了用性来解释人类诸多行为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