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49年5月到12月，整个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状态。而到了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就达到6416万元，比上年增加12倍还要多，为缓解当时全国财政紧张状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对上海产供销体系进行重新建构
作为一个既定的目标，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现在却面临着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进行改造，具体从哪里作为切入点，这些都成为当时非常具有技术性的经济命题。此时陈云的思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国家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成品销售的方式来实现对制造业的实际控制。从1949年10月开始，中财委便开始着手成立三家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负责各地特产产销的全国性土产公司；二是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供应与销售的全国性纺织公司；三是对华北贸易总公司进行改组，将之分为11家专业公司，在这之中又分为以内地调剂为主的粮食、百货、煤铁和盐业、花纱布公司，以出口为主的土产、皮毛、猪鬃、油脂、蛋品公司，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一家进口公司。各家公司各司其职，同时各专业公司还在中小城市按照交通要道和经济区划设立其下属的分支公司，以便于干部和资金的统一调度。
由此一来，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都已经全部处于国营化的垄断之下，从而使得私人企业不能够从事相关的流通业务，违反者将以“投机倒把”罪名惩罚。据有关研究数据显示，从1950年4月开始，江浙一带的各县都成立了供销合作社，对于春季和秋季的蚕茧收购业务进行统一代理，不允许私商在此期间向村民进行收购，这一举措彻底截断了上海各私营纺织企业的原料供应渠道，迫使它们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业务。
当政府控制了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之后，再对金融业进行彻底的国营化改造，通过两头堵的方式，迫使中间的制造企业无法动弹，由此以来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胚胎便初步形成了。对此陈云认为，对流通的控制必须包括对金融流通和商品流通的控制，“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1]。如此庞大的商品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年，它在新中国前期的发展中对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其本身存在的体制障碍最终影响了经济运作的效率，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就在上海纱布大战前的一个多月里，中财委于9月24日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大宗商品计划调配会议。这次会议对全国各地当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年收成、收获量，各地区当年收购棉花的具体计划及部署情况，现有收购机构之组织状况及干部数量，各地区公私纱厂纱锭数、全年需棉量、粗细锭子的比例，私人棉商及小贩收棉花的情况，群众自用及手工纺织全年需棉量，各地区棉纱棉布全年需要量等具体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排查和计划，并且形成了“每年必须召开一次棉花大会”的制度。
随着会议的结束，全国的粮棉源头被真正地控制住，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随即在各大城市建立起来。为了让上海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顾准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他迅速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并且命令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行收购棉花，自行销售成品，所有产品必须实现统购统销制度。他还自下而上成立了一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使之与花纱布公司相互配合，同时取缔全市所有的私营运货车，成立上海搬运公司，负责具体的搬运事务，这一公司成为了交通运输局的前身。
中财委于1951年1月4日颁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所有公私纱厂自织的棉布和自纺的棉纱，必须由国营花纱布公司进行统购。为此商业部还专门规定了棉纱的分配、销售以及加工办法，由此一来，私营棉纱厂的生产便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这一制度建立还有一个重大意义，那就是严密而广泛的国营计划管理体系使得所谓的纱布大战、粮食大战从此绝迹。
3.用创造性的方式将所有的外资公司驱赶出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新的经济体制，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如何退出中国市场是一个全国颇为关注的事情。
为了能够逼退外资公司，顾准采用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使用税率。利用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后建立起来的地价税体系，进一步提高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对于征收地价税，没有人能够提出反对的理由。由此一来，严格的征收使得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他们应当付出的地价税。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撤走了。顾准还曾经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2]
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经验很快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得到了推广，外资企业纷纷离开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大部分的外资企业非常不情愿，但仍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以当时英美烟草为例，它们是外商在中国最大的烟草企业，通过协定计算的方式它将所有的资产转让给了中国政府。根据这样的一纸协定，英美烟草的资产价值与其还没有支付的债务和捐税相抵消，也可以说，在这家公司离开中国之时，它们没有带走一台设备。
在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之中，自上海开埠以来，百年的历史时光，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城市管理者。作为共产党人之中的一个典型，这位年轻的财税局长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公文和布告，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进行协商和周旋。所有的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对于这样一位革命家充满了无限的敬畏之情。
可以说，顾准在上海实施的三项措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弥足宝贵的借鉴案例。也正是他的这种实践精神，为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相纸之父林希之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它的创始人便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还在汕头市创建了“太古南记行”。1946年，林希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于化学系，在读书的时候，一位外籍教师在他面前讥诮中国工业的落后，林希之的心灵被深深地刺痛了，从此之后，他立志要为中国的工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1948年，林希之带着自己的满腔热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汕头，从此便开始了专心致志地研究感光化学实验的工作。当时他的偶像是在1880年发明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照相历史的美国著名企业家乔治·伊士曼。
怀揣着对祖国化学工业的期盼，林希之和几个朋友，在简陋的条件之下建立起了“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有创世纪的气质，这就意味着林希之要带领朋友们创造中国化学工业的新世纪。此时的实验室设备还非常贫乏，为了解决实验室经费不足的问题，林希之便制作一些西药卖到药房，以补充当时急需的研制资金。
上海解放之后，虽然林希之的许多亲戚都逃往了外国，但他却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作成功了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在此之后的1953年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正式成立，林希之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当时的工厂只有15人。此后，他们将汕头市永安街的53间民房全部买下来，在这里面弯弯曲曲地安装了60米长的挂杆式干燥道，1.1米宽的相纸涂布机，同时还安装了超级压光机、钡地纸涂布机、压花机等生产设备，年产照相纸35万盒。
随后在1954年7月，为了响应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号召，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了公私合营，此时林希之还设计研制成功了“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从而取代了简陋的“石灰吸湿干燥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955年4月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张人像胶片。1956年，组织研制成功了黑白胶卷、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黑白电影正（负）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正片。
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照相感光材料严重依靠进口的局面从此得到了扭转，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相纸和胶卷实现了出口并远销国外。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在林希之的倡导之下，先后成立了汕头感光化学专科学校和职工业余学校。1959年轻工业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感光材料专业会议，宣告我国照相感光材料工业的形成，生产列入了国家计划。
正是林希之的首创精神让中国的相纸工业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迎头赶上，开创了中国化学界的新纪元，为之后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说，在相纸领域，林希之功不可没。
注 释
[1]. 引自《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2]. 引自吴晓波：“折骨为烛——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三期连载。
第二节 工业化的初创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中国开始了“一五”计划。苏联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随着“156”工程的开展，中国逐步建立起了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为中国后续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在这一时期提出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带来了资金基础，农业在这一时期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和“一五”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国务院的重要组成部门，也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它成立于1952年，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伴随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立，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底，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有效地遏制住了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从而稳定了市场物价，恢复了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除此之外，人民政府还基本上完成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确立了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绝对领导地位，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
1953年，新中国以发展国民经济为目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一五”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制定的，它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也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五年发展目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该计划还规定：在五年内全国经济、文教建设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属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和副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到1957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将有一半转变为公私合营，三分之一左右农户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年内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三分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依靠新中国自己的力量，以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最终，这一计划的绝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就已基本完成。在建设方面，五年内经济、文教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达到491亿元，超过计划14.9%。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急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包括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冶金设备、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新的工业部门，纷纷在我国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