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识字求学
我刚三岁多，母亲就开始让我识方块字了。母亲还准备了方块字盒，我兄弟二人各有一盒方块字。方块字背后有彩图，就是叫我们看图识字。开始时，每天识4个字，以后逐步增加。后来，每天要识十多个字，一直到把这盒方块字认完。次年，我5岁了，刚好三姨夫参加二次革命湖口起义失败归来，便由他在父亲公事房厢房里教我们弟兄二人读《论语》。《论语》是古文言文，三姨父的任务就是教我们一段一段读，用朱笔圈点，对不认识的字则重点讲和读。回忆起来，我读是读了，但书中的意思却一点不懂，只能生吞死背，唯唯诺诺说是。不过，一个收获就是认识字了。他每教一段，便要求死读硬背。第二天早上再背给先生听，如出了错，必须重新再读再背。这种读书方法，事后想起来等于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以后大一点了，父亲给我又请了名师来家教《孟子》，读《诗经》，无奈都不解文义，味同嚼蜡。《孟子》虽有一点故事，仅仅一小段儿，引不起我的学习兴趣。直到后来，1920年我当时进入南昌有名的戈氏学馆（私塾），学的是《大学》《中庸》，还是讲的大道理，一点也不懂，如山东人说的“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戈氏学馆老师讲的是自编的中国史、西洋史，都是讲古代的，我也觉得格格不入。倒是在练习写字方面，我有一点点兴趣。特别是学馆老师指出我们过去写、读的错别字、音。
还有怪病的事。记得六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那时，家里住在山区的德兴县城，住在县衙府里。不知怎么搞的，我一到中午，便会从脚下开始，长出一颗一颗绿豆大小的红疹，一直向肚皮上发展。这种红疹，如针刺一般痛不可忍。以后大哥也同样生红疹了，不过他比我要轻一些。发红疹以后，十分疼痛，坐卧都难过，如针刺在下身。但是发作一阵后，疼痛又会悄悄消失，到吃晚饭时光，痛苦全部消失，照常可以行动。可是，第二天中午起，又开始疼痛，天天如此，从开始疼痛到消失，需一个下午时间。当时父亲在县城请遍了名医，甚至赶到乐平县找了一个大医生到德兴为我兄弟俩治病，但都找不出病根来，也说不清楚病因病理，大都各开各药，当瘴毒治疗，收效甚微。后来，有一个乡村医生诊断说，这不是瘴气造成，而是吃坏了什么东西，他开了清血止痛除毒的药，而且从山里挖来一种草药，每天洗下体。这样，疼痛慢慢好了一些。大哥好得很快，不过二三个月就恢复正常了。但我的病情却持续了大半年。最后虽然治好了红疹，但却落下了两腿瘫软的怪毛病，不能行走，进出都要人背负，而且骨瘦如柴，像是得了软骨病和脚气病。父亲又广求名医，最后得出的药方是进补。于是大吃驴胶、虎骨等药。因为当时德兴深山有虎伤人，公家奖励猎虎者，经常有人抬虎来县城请奖，当地药店也炮制了虎骨、驴胶等名贵药，正好满足了我的需要。每天晚上，父母吃炖品时，都会给我安排一碗，猪蹄筋或者是鹿蹄筋（德兴有鹿），有时里面会有特地从南昌买来的“哈土蟆”（东北名宝，实际上是一种干蛤蟆），炖得稀烂，用鸡汤为底汤。尽管我不愿吃，但母亲非逼着吃，还要吃干净。就这样，半年多下来，不要说出房门，就连床也很少下，好在两个丫头菊英、菊仙小心服伺，连洗澡也由她们动手。小便她们送上尿壶，大便把我抱到母亲的马桶椅（掀开桶盖，内有马桶）上。吃饭也是由她们把托盘送到床上，我靠着栏杆吃。只是，这半年不准许吃荤腥。巧的是，那年9月间，城外马王庙有庙会，大演神戏，因为当时我身体日渐好转，便准许叫游福（管家）背我去看神戏。一连十几天，我可高兴了。不过，哪里是去看戏，我只是叫游福抱我坐在旁边的饮食摊上大吃零食，什么油炸的麻圈、油饼，煮的桂花汤圆，还有煎饼糖糕等，吃得口里流油，大饱口福，不亦乐乎。十几天下来，我心情特别愉快，身体也迅速康复。驼子王妈告诉祖母说：“二少爷逛庙会，菩萨帮了它，身体强壮多了。”
这一病大半年，才恢复了正常，可以走路了。期间，不要说读书，连识字也停了。家迁到分宜后，请了名师曹仁仓来家，才开始正规家塾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