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国何罪，竟遭拘禁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开枪屠杀声援的工人、学生十余人，伤无数。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纷纷起来支援，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运动持续了三个多月，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
1声援沪案，抵制仇货
“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党的领导下，江西省城——南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声援沪案，开展反帝宣传与示威游行。当时，以南昌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江西青年学会、教育会、商会等群众团体组成了“沪案交涉江西援会”，立即开展了声援工作。一方面，在全市开展宣传、抵制查禁仇货；另一方面，派遣专门人员分赴各县进行宣传发动组织工作，如赵醒侬同志派往永修、德安；邹努同志派往新淦、吉安；方志敏同志派往横峰、弋阳；曾天宇同志派往万安、泰和等地。我当时是赣省中学的一名出席学联的代表，分配到沪案后援会（以后简称后援会）调查股工作。前一阶段是在市区逐店逐户宣传抵制仇货和调查登记仇货，后一阶段是已逾登记期限实行查禁。我被派驻牛行车站查禁仇货队，负责人是一中总务主任姜维祥老师（也是我的地理老师），队员近十人，其中有医专学生吴凤鸣等人。七月十二日那一天，我由牛行车站回家（家住东万宜巷），听江边查禁队一个同学说，德胜门外李怡昌（大商人，在洗马池大街上开设了一家最大的绸布商店）下沙窝货栈内进了大批仇货，已经查明确有其事，所进的不是绸货，而是英商哈德门香烟和美孚煤油。于是同往报告后援会兼学联的调查股长杨大膺（上饶人，心远中学学生、学联执委），立即组织了调查与搜查工作，果然查获私进仇货香烟仓库，而且数量很大，当以检查队名义查封。很快就通过联席会议做出决定，将李怡昌暗囤仇货，全部予以没收，当众焚毁示儆。并且决定就在十三日晚间搬到囤货附近的下沙窝坪地上进行烧毁。由于学校已经放假，杨大膺、姜铁英和检查队员分别到各校留城学生或是学生家里邀约串联，在吃过晚饭后全部到下沙窝集合。当时，我还以为通知不够普遍，到的人可能不多。出我意外的是，当我吃过晚饭出来，天色还未昏黑，下沙窝坪上已聚集了上千学生，闻风而来的还络绎不绝。不久，杨大膺先来了，见面就知会我，听说会有军警前来干涉，可能会出风险。但我们激于义愤，强暴何所惧，哪怕出风险。好在今晚学生来得多，人多力量大，何况经过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没收烧毁程序，合理又合法，正义属于我们。接上后援会、学联的干部先后来到，在仓库前由姜铁英主持开了一个小会，确定仍按原计划执行，只是要加强戒备，分了一下工，加强了警卫力量。于是，就下令搬运香烟，边搬边烧，就这样，开始行动了。
揭开封条，打开库门后，只见一个长方形又高又大的仓库，堆满了大半仓库的哈德门牌香烟，大箱装，几等人高，堆得很高。每个大木箱足有四五尺高，搬运可不容易。我们就爬到高处，推了十多箱下来，搭成阶梯，再一箱一箱移下来。移下来，要用大竹杠、粗烟草绳（拔河用的那么粗的绳），四个人扛一箱还相当吃力。就这样，移的移、扛的扛，扛到沙坪上，堆成一个小山堆。不一会，有人从另外一个库房里找到几听美孚油（也是仇货），刚好派上用场，放在烟堆上，用石头敲开一个洞，煤油就自然流出来。这样，就开始点火，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学生越来越多，群众也闻风前来看热闹，坪上人山人海，如同闹市。烧的正在烧，扛的还继续在扛抬，人们心情是多么激愤，痛斥奸商卖国，有的拍掌称快，有的赞烧得好，奸商受到应有的惩罚，大快人心。
2军警伸魔爪，学生遭拘捕
烧烟刚开始，就来了警察分驻所长及警察十余人，劝阻我们不要再搬再烧，我们置之不理。接着该警察所又派来大批警官警士，拥在仓库前，阻止搬运。当时就由杨大膺、姜铁英和查禁队员向警官们交涉，据理力争，一是奸商私囤仇货，罪有应得；二是经过联席会决议处理，坚持继续执行。圈子里的同志在和警官辩论，围在圈外的学生则大呼“严惩奸商”“一定要烧”的口号。负责搬运的学生，继续搬运，继续焚烧。不久，又来了一群武装警士簇拥着一乘大轿来到，下轿的原来是一个穿戴着整整齐齐金边制服的警察所长，二话不说，向着我们高声大骂，说我们无法无天。当我们再次说明我们烧烟的理由，他怒气冲冲地说：“虽是仇货，但仇货早已由中国人出了钱，今天烧的是中国人的血汗钱。”并强横地说：“不准烧。”一边要烧，一边不准烧，就在仓库前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搏斗。毕竟学生人数众多，拦也拦不住，抢也抢不掉，仓库里是拥满警察，学生进不去了，但已经搬出库房门前的香烟还是很多，原来四个人扛的，现在是几十个人簇拥着扛走，拦了这一起，另一处又是这样扛了走，所长也只有瞪着眼看着。就在这样相持时期，突然后面群众高喊：“军队抓人来了。”马上，群众纷纷向前面或左右散开。果然见到大批武装士兵到来，快接近仓库，竟成散兵线向我们包围过来，只听到拉枪栓的声响，大叫“抓住他们”的口令。被警察包围的人群，大都急行挣脱，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也就在同时，警察也开始在拉住几个参与谈判的人，但也只拉住一个杨大膺，其余的也被挣脱。我当时是站在杨大膺身后，当丘八冲过来时，就被抓住。偌大的广场，这时，除了几个被捕的学生外，就都是军警了。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明目张胆地派遣大批军警，围捕学生，在南昌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事后，才知道奸商不仅贿赂了警察所，而且花了大量财物串通了督办方本仁，经过周密的部署，下了这一毒手。目的是保住这一批仇货，阻止当时抵制仇货的风潮。
3督署大堂改法堂，军法处长审学生
七月十三日晚，一支如虎似狼的军队，架着我们这几名青少年“罪犯”，前呼后拥，从下沙窝经德胜门进城，快步通过当时最热闹的大街，向督办公署飞奔。顿时，街上店铺急急关上店门。偶尔有几个大胆的人站在街头，也都以惊异的眼光注视我们。当把我们带进督办公署后，就让我们在大堂前走廊下站着，虽然不再拖着手捏着衣领，可是还是一层又一层的丘八把我们围住，似临大敌，如获要犯。这时，我才喘了一口气，看了看被俘的难友，原来连我一共六个人，有的人我还不太熟悉，但都是学生，后来得知这六个人是：
杨大膺——心远中学学生，学联执委，后援会调查股长；
邹努——第一师范学生，后援会宣传股干事；
熊成——私立启新中学学生，出席学联的代表；
吴立藩——医专学生。
陈裔麟——圣公会办的宏道中学学生；
陈步翔——赣省中学学生，出席学联代表，后援会调查股调查队员。
实际上烧烟的主要责任人物大多没有抓住，要算只能算两个半，两个是杨大膺、邹努，我只能算半个。熊成参与了争夺战，算是挨上了边。而吴立藩与陈裔麟，特别是陈裔麟，完全是个道地的“参观员”，竟也被抓起来。反正是学生，军阀也没抓错。
在大堂走廊下，在被登记姓名、年龄、在校情况后，等了好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烧烟豪情逐渐被惊恐所代替，说不尽的苦辣滋味，深夜寒气也不时袭来，脚都快站麻了。当大堂灯光大明，传呼“过堂”，一场奇突的“审讯”开场了。
今晚，督署大堂成了法堂，堂上摆着两张长桌，算是公案吧，公案后坐了一个肥头胖脑的军法官，后来知道这人是督署军法处长，旁边坐了一个像是书记录事之类的小官，两旁侍立着手持驳壳的武装马弁，真有点像城隍庙里的阎罗殿一样。审讯是逐个进行，叫一个，审一个，审完一个便被罚站在公案的另一端。因为在走廊下已经有人分别探询过我们的名字、校别，经过研究列出了审讯名单。自然，事前谁都不知道谁先谁后，反正每个人都要过这一个审讯关，谁都是破题儿第一遭被审讯。
首先，杨大膺被传上堂去审讯，接上审邹努。他们两人审讯时间相当长，特别是邹努，时间更长。大概因为一个是调查股长，烧烟的重要人物之一；另一个是宣传股员，可能犯上了“戴红帽子”的嫌疑。我们在走廊下，离公案较远，堂上的情况能看到一些，也能听到一点，但听不清楚。杨大膺的抗辩的声音很高，可以听出一些，理直气壮的雄壮姿态，我们在下面看得一清二楚。影响到我，也减少了一些惊恐的心情。接上审讯熊成，他是条粗汉子，性格倔强，说话是大喊大嚷，可能是由于他“出言不逊”，问官脑了火，竟被喝令跪下，他更不屈不挠，而且放声大骂，咆哮如雷，马弁拉扯，他竟打了起来。问官也无可奈何，只有喝令：“押下去！”不了了之。然后就先后审问吴立藩与陈裔麟，问讯时间不长。最后轮到我，简单地问了问我的姓名、住址、所在学校、所任职务，仅仅问了我“为什么烧香烟”，就没有再问。这时，天近拂晓，军法官频伸懒腰，打呵欠，可能是审问疲倦，也许是黎明前的寒气袭击，概括地在审讯名单上批了几个字，吩咐了一声：“带回卫队营，由卫队营看管。”就这样结束了一场所谓“审讯”。从此，我们一行六人，就成了督办公署的阶下囚，活生生地受了一个月的监押。
4漫道花厅成牢房，且看“优待”变幽禁
被押到卫队营，天色大明。不久，就把我们转移另一座孤零零的大厅里，就在旁边一间长长的小房里，已铺好四张床，分配两人一个铺，还有多余的一张是值班卫兵睡的。四周静悄悄的，门口、屋前屋后都有岗哨。这里就是督署的西花厅，竟成为临时监狱。大概，这位方督办，不会理家，不善交际，宽敞的花厅空空洞洞，阶前杂草丛生，桌椅满积灰尘，像是过去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这次废物得以利用，派上了关押学生的用场。这里比监狱更保险，室内有值星班长，屋前屋后有岗哨，即使溜了出来，只有一个大门，门卫森严，再也休想逃出。更有一个妙处，那就是江西教育厅长朱念祖对我们的六个校长讲：“督办并没有为难他们，让他们住在西花厅里，吃当官人的伙食，生活安排得不错么，而且不久就会让他们出来。”原来，我们并不是坐牢，而是在督署作客。多么新鲜，多么动听啊。记得我们被抓的那个晚上，不知道朱念祖是怎样知道的，曾经跟踪我们来到了督署。到后院必须通过大堂，我们看到他摇头摆尾地进去，等会出来时，又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先前我们还以为是来保护我们，后来见他又这样贼头贼尾地溜走，使我们大失所望。事后听校长们说，在囚禁期内，朱厅长确曾保过你们，却是督办不允许。事实上，朱念祖的进署，实质上是确定关押我们平息爱国风潮的大计，还口念弥陀唱赞歌，真不愧是当时人称的“老狐狸”。
来到西花厅后，首先，由卫队营长亲自宣布几条戒令：不许越出西花厅，不许会客，不许对外通讯，不许看报……指定铺位，我和邹努共一铺。要我们写条子回家或校里，把衣服、被子、日用品交卫兵带回来，也同意我们带书和纸张笔墨来。刚好，房中有一张长长的大条桌，说是乒乓球桌么又不像，乒乓球桌没有那么长，而且宽度不够。反正可以派上吃饭和看书的用场。饭是一日两餐，由大厨房送了来，比家里的饭菜好，饮用食用的水都由大厨房定时供给。正是，吃饭不花钱，饭来伸张嘴，真不简单。但有一条，那就是与世隔绝，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见窗前蒿草长。
狱中生活，说是与世隔绝，其实也不尽然。钱能通神，许以实惠，看守一样能给我们送信、取信、取物、买东西。反正看管我们的只有一连人，天天见面，经不起我们的宣传，大都成为我们的同情者。越出规定的事虽不会做，生活上的要求，大多可以满足。另外，后门还是有的，我们之中转弯抹角也还找到一些小官吏如书记差遣之类的给我们传消息、带物品。我的一个住在藩署后墙的亲戚（我三妹的婆家），第二天就找了一个书记官送水果糕点给我，这不仅与朋友共享，而且也与看守士兵共享。这样，禁区中一样可以有路通内外。
至于不许会客，也不完全是。被关不久，不知怎样，居然允许我们会见了六校学生代表团，我校也来了两个同学，据说是几经周折，才获许看望我们。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也使我们知道外间事。他们告诉我们：
（1）学联被封了，后援会停摆了，头头们都逃到外地或隐蔽起来了，因为听说督署还在缉捕主犯。
（2）六所学校校长以一师校长黄光斗为首联合起来了，经常联合到教育厅找朱念祖想办法保释学生。这次能来看望我们，也是他们一再向朱厅长请求的结果。
（3）以六校为主，还联合了其他一些学校，秘密组织了援助被捕学生会，研究营救事宜。还通电外地，督促学校营救我们。他们的到来，就是其中之一的措施。
（4）告诉我们广东政府知名人士及江西在广州的革命人物先后来电要方本仁无条件释放爱国被捕学生。而且，广东的报纸已把这些通电登载了出来，大造了江西当局拘捕、迫害进步学生的舆论。
他们随带了一些食品、现金和书籍交给我们，真是使我们感激万分，热血沸腾。
此外，还有一天，方本仁的儿子（在湖北家乡读中学，假期回家）也来到我们这房中闲扯，但此人讷讷寡言，来后又没有深谈，而且怎样也扯不拢。是学生同情学生还是督办的怀柔政策，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反正，也算是一个不速之客吧。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督办在关押我们之后，还派人来做“教诲”的工作。记得被关不久，就冒出来了一个差遣（差遣好像是一个闲散官职，有事就出差，没事吃闲饭），说是过去当过中学教员，来和我们交朋友。说是湖北人，与督办是同乡，现在闲得无聊，特来和我们谈谈，消磨时间。他也真健谈，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瞎三话四，他姑妄言之，我们就姑妄听之，偏偏他是个牛皮筋样的人，几乎天天来。上午来了，下午又来，缠个不停。不仅谈谈而已，我们正在看的书，他也翻看，看后又乱发一通议论，既像传教士，又像侦探，我们深有戒心。有一次，翻到一首诗中有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大发谬论：“无定河边多少国民党人牺牲，落个抛尸河畔，娇妻苦守空幛。”我们请问他此诗写于何时，弄得他瞠目结舌，无词以对。但他还是厚着脸皮，老缠着我们。但我们也不想过分使他难堪，虚与周旋，提高警惕，敬鬼神而远之。后来才知道是督办派来开导我们的，既然得不到什么结果，也就罢手。后一时期，再没见到他的影子，听说出差去了。
尽管是受拘禁，但丧失自由，随着时日的消逝，越来越感到难过，漫漫长夜何时旦？
5烈火炼金，初显曙光
在拘禁期内，我倒体会到狱中生活还是有点意义的。
每天，早操成为习惯，看书几乎是占用了绝大部分时间。上午看、下午看，我的书你看，你的书我看，看个不停。真让我读了不少的好书。晚上灯光差，大家漫谈还是可以的，谈谈读书体会，即使坏书也给我们带来营养。这一时期，是我一生读书最多时期，既不能到外面溜达，又无事务纠缠，每天，从早到晚，就是看书。也是我思想开蒙，知识发芽时期。邹努是我的益友，又是良师。本来我曾经听过他激昂慷慨的汇报讲演，佩服他的学识。这次不期而遇，结成难友，同睡一铺（以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一直是和他同铺），他爱护我，我尊敬他，格外亲切。他读过很多书，古今中外的书，浏览了不少，加上政治理论水平高（在狱中我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分析能力强。他当我看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和《江亢虎讲演录》后，立即给我讲析，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分析得有条有理，令我口服心服，使我茅塞顿开。他后来介绍我看了一些从他学校里取来的进步书刊，既有阐述社会主义的论述，而且有批判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的文章，从李大钊、陈独秀到张君励、吴稚辉，一直到曾琦、李璜、江亢虎等人的生平与主张，系统地给我介绍，理论结合实际，纵谈国内、国外的形势，指出青年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使我大梦觉迷，受到莫大的启发，在我的眼前逞露出真理的曙光。从此以后，由于邹努引路，我开始走上革命征途。
其他四位难友，由于经受了磨难，对于军阀官僚政治，无比切齿痛恨。杨大膺和熊成，也经常和邹努接触，通过漫谈、学习，在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吴立藩与陈裔麟也有一定的进步，但他们在钻研医学与外文方面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一个月的苦难生活中，使我们六个人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深厚的友谊，并肩作战，同获进步。狱中出友谊，狱中炼真金。
6走出监狱，投奔革命
被拘禁在督署，整整地待上了三十一天，终于在八月十三日，一行六人，同时离开了监狱。记得十三日傍晚，卫队营长来说督办叫你们去。把我们领到一个月前审案的大堂上，教育厅长朱念祖带领了六校校长（心远学校长熊育钖未来，教务主任代）站成一行在那里等着，方本仁站在当中对我们说：“你们的校长来保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朱念祖却弯腰屈背地代答：“谢谢督办的恩典。”我们虽然闷声不响，心中却都迸出了个“屁”字，二话不说，他们谈他们的，我们转身回牢房收拾行李，分别回家或回校。事实上，五卅惨案风潮在全国范围内都已平息，高压任务已经完成，目的达到了，再把我们供养起来大可不必。事后还了解到，党在我们被捕后，组织上做了大量工作，广东电报和所登报道，都是党所采取行动，由于方本仁本人已有投靠南方政府之心意，因而放了我们。后来事实证明，由于方本仁靠近南方，不久把督办的宝座也转移给蔡成勋，被北京免了职。
没有意料到出狱以后，我们这六个平凡的人（虽然杨大膺早已出名，但在社会上地位还很低），居然成了当时的英雄人物，备受学生的欢迎，甚至于校长、老师也会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先是一师学生为首自动组合的盛大欢迎会，接上黎明中学、赣省中学、第一师范又单独为邹努和我开了欢迎会，会上充满激情，激动得我连话也说不出来。
历史是永远前进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党的领导下，六个受难者，毫不退缩，继续前进。杨大膺去北京升造，在北京学运史上有着他的贡献。寒暑假回南昌，仍来学总和我们一起工作。在邹努带动下，我参加了CY，和邹努在一起改组南昌学联，成立江西学总，把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阶段。熊成参与了南昌学联的改组，并和我一起建立江西青年互助社，可惜他在北伐军攻城前夕遇难。吴立藩与陈裔麟也继续搞学生会工作，在学业上进步很快。南昌学生在新的学联领导下，又迈着更大的步伐前进。
爱国有罪，竟遭拘禁，天理何在？“早岁频忧国事艰，声援沪案烧仇烟。横眉冷对千夫指，怒斥军阀袒洋奸”。这是我事后偶成诗一首，衬托了我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