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呼唤着人们对骑兵的高度重视
武士圆脸，狰目咧嘴，头戴盔帽，身着高圆领紧身衣，穿长裤，左手执缰，右手作持长柄兵器状；武士所骑之马具有蒙古马的特征，战马全身披甲，整个造型是北魏的骑兵战斗装束。从整体形象上看，马上士兵是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样子威风凛凛，随时准备扬鞭策马投入到战斗中去。北魏政权是由拓跋鲜卑族建立的，王朝初创之时多用骑兵，保留着本民族的原有风貌，入主中原后渐渐汉化。
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起20个少数民族政权。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由于战争的激烈和残酷，需要对士兵和战马加以防护，甲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当时武士和战马使用的甲都很精致，《晋书·赫连勃勃传》载：勃勃命叱干阿利“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可见对铠甲和兵器制造水平要求之严。只有高质量的铠甲兵器才能具有更强的防护作用，将伤亡减少到最少，以便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南北朝时期的军队装备包括两种：人马都披铠的骑兵和装备简陋的无铠甲步兵。前者是军队的主力，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先锋。马和士兵都披甲是受外国军队装备影响的。安息帝国时期的骑士头戴兜鍪、骑在披着马铠的战马上。萨尔马泰军队也有鱼鳞形的人甲和马甲，整体形象与十六国以前在我国流行的甲骑具装很像。史书中将马和士兵都披甲的装备称为甲骑具装。据《宋史·仪卫志》载：“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即人和马都披甲。人铠开始很早，但马铠却稍后。我国最早的甲骑具装俑1988年发现于北京朝阳十二台乡砖厂1号墓中，时代不晚于前燕。马胄与草场坡和北魏司马金龙墓陶马所披马铠形制相同。马铠由面罩、护颊板、护唇片和身甲组成，以铁销连接，活动自如，还可折叠，有的还使用了铆接技术。当时的人铠是两裆铠，“一当胸，一当背”，肩上用带前后扣连，有的带有护肩。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最早的马铠出现于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战国墓、荆门包山楚墓均发现皮马甲。东汉末年，马铠的形制已经比较完备，但不很普遍。曹操在《军策令》中感叹道：“（袁）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说明当时军队装备有马铠的骑兵数量很少。到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马铠成为军队较为普遍的装备，常常是数以百计、千计甚至万计，如《晋书·桓宣传》载：“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甲骑具装的普遍使用使整个骑兵的攻击力和防护力得到了极大提高，是当时军队的核心力量。慕容鲜卑由弱到强，最后建立前燕政权，骑兵，尤其是装备有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匈奴统治者刘耀的卫队就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甲骑具装骑兵部队。
甲骑具装是伴随着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进入中原的，而这种新型先进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可能是吸收了安息的技术。考古发现的甲骑具装资料很多，主要有：云南昭通东晋太元年间（386—394）霍承嗣墓壁画的人马都披甲的形象，河北北票北燕冯素弗墓，西安草场坡1号墓，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太和元年，公元484年）、元熙墓（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山西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元邵墓（建义元年，公元528年），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武定二年，公元544年）、磁县东魏赵胡仁墓（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山西祁县北齐韩裔墓（天统三年，公元567年），陕西咸阳底张湾北周墓（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以及河北景县封氏墓都出土有甲骑具装骑兵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