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全性的担忧还在于，当客户部门把秘密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用在他们的报告中时，并不会提及秘密情报局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担忧在1940年8月初竟然成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安东尼·艾登（陆军大臣）抱怨自己“没有得到来自法国的任何情报”；而首相丘吉尔却收到一份皮尔斯将军的报告，说他的私人代表，一名法国自由特工陪同夏尔·戴高乐将军造访了布列塔尼（这当然是由秘密情报局一手策划的）。——戴高乐将军于1940年6月逃到伦敦，并在这里领导法国自由运动。丘吉尔召来孟西斯，“对他在德占区情报工作的失误进行了一番严厉训斥”。孟西斯反驳说，“实际上我们得到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丘吉尔暗示“有人密谋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指示孟西斯把“所有的报告交给莫顿上校”，由莫顿呈交给他本人。孟西斯即刻把一批报告交给莫顿，对此，莫顿在5月18日不无感激地说道，“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更重要的是，首相或许“很感激这些情报”。孟西斯也得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搞好关系。并且“为了避免出现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出示从秘密情报局报告中选出的一些重要情报，而外交大臣对此却闻所未闻的情况”，孟西斯承诺一定让外交大臣事先充分了解。[347]
这就是这一制度的起源，这之后的战争中由孟西斯本人亲自向丘吉尔提供原始情报，同时将秘密情报局的报告送往唐宁街十号的德斯蒙德·莫顿处。但是，正如孟西斯后来回忆道，从那时起，“一个红色的小盒子”（只有他和首相有钥匙）每天早晨会被放置在首相的床上，“里面装有在过去24小时中所有有关报告以及由国家密代码学校拦截到的情报”。一张由丘吉尔主要私人秘书埃里克·西欧德写于1940年9月的便条清楚地记录着：“每天来自‘C’的这个小盒子就放在首相的桌上，等着首相重新锁上。”这些盒子上注有“仅由首相本人亲启”的字样。“这个标记，”西尔补充道，“并不是单纯的伪装而必须认真看待。”且不说这些情报提供得多么准确及时，这些盒子里装的情报来自英国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有关德国情报的恩尼格玛译电文——这反过来有助于在孟西斯和丘吉尔之间建立一种密切关系，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秘密情报局的声誉。1941年春，休·道尔顿（经济战略大臣）指出，丘吉尔认为孟西斯“很优秀，他总是召他前来”。[348]
三军各部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并不是单向的，秘密情报局并不愿意跟中央情报部门合并，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1940年9月发生在达喀尔的那次严重事故之后引发的指控就是证明。当时，一支自由法兰西远征军，虽然得到英国一支小型海军舰队的支援，仍被当地的法国军队击退。这次的军事行动失败是由于自由法兰西和在伦敦的波兰人泄密所致[349]。另外，当初曾假设达喀尔守备部队以及塞内加尔法国殖民政府愿意倒向自由法兰西这边，一些人指责秘密情报局未对此发出事实与此相反的警告。孟西斯对此很愤怒，说：“并没有人要求我们获取达喀尔地区的情报。”他假想这些“必要的情报”显然是由“其他来源”提供的。他暗示，如果预先一个月通知他，他就能提供达喀尔本地情报，无论如何，维希政府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计划，因为他们的耳目“遍布”整个伦敦。他认为“就此对秘密情报系统包括秘密情报局提出指控是不怀好意”。[350]
卡多根十分同情孟西斯的遭遇：“正如我所知，达喀尔事件策划之初既没有咨询或通知过秘密情报局，也没有咨询或通知过外交部。”但显然首相是在寻找替罪羊。卡多根让其私人秘书亨利·霍普金森向内阁大臣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转达了秘密情报局的辩护。布里奇斯询问丘吉尔的首席参谋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但伊斯梅并不理解孟西斯并指责他不坦诚。他断定有“一个赋予秘密情报局了解事情动态权力的常务安排。‘C’随时可以亲自过来，要么派人到本办公室来讨论事情……看文件”。他补充道，联合情报分委会“对达喀尔远征行动知根知底”，并且三军情报局局长（均是委员会成员）在秘密情报局都派有代表。最后，他提到秘密情报局有责任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更主动一些。他说“一个情报部门只是在被要求收集情报时才着手采取收集情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是“始终保持对可能或者待定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了解，并且采取措施获取相关情报，而不是等待具体命令”。虽然承认“政府部门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其“分内事”，但布里奇斯认为，“对于该由谁主动来获取情报不应存在误解，这显然是很重要的”。布里奇斯无疑（事实上）意识到孟西斯可能对伊斯梅犀利的批评做出糟糕的回应，认为“最好”不要“让C看到”这张字条。他表示应该“谨慎地查询以确定大家都理解了这一情况”。[351]
达喀尔事件激起的争论暴露出秘密情报局与其客户之间存在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任务由谁派遣以及由谁采取主动决定情报对象——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秘密情报局在作茧自缚。对于C，这个掌握着最大机密的人而言，这个机构本身的神秘性及其颇受争议的责无旁贷的工作方式，似乎应当是“无所不知的”。伊斯梅批评的实质是秘密情报局事先不仅应该能够获悉达喀尔计划，而且应该早就推测出事件的结局。然而卡多根则站在孟西斯的这一边，他辩护说，尽管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同意C该“亲自去”内阁办公室“弄清楚对方的想法”，但“这并不等于会出现他所认为甚为理想的充分合作”。对于三军情报局局长派驻代表到秘密情报局，伊斯梅表示，仅仅是在“这三个局长对这些代表毫无保留时才能令人满意”。尽管他承认“无需命令获取情报是孟西斯的工作”，但“随时满世界跑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他能选择在正确的时间集中精力处理重要问题，那肯定会有帮助”。这也并不全是孟西斯的错：“如果孟西斯有责任去持续询问可能采取什么计划，那么我认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计划制订者也有责任去信任他。”[352]
争吵到最后似乎以一种秘密情报局局长期青睐的非正式方式解决了。卡多根对伊斯梅说，显然大家的情绪不再那么冲动了。同时，孟西斯也与伊斯梅“谈了很久”，向他保证他现在同联合情报分委会保持着“最好的联系”。“在谈话的最后，”据布里奇斯说，“伊斯梅告诉C，如果他对发生的事件没有足够的了解，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很好”，霍普金森在给布里奇斯的信中这样记录到，这无疑表明外交部对这件事已经释怀。[353]
无论孟西斯怎样改善与联合计划参谋部以及战时内阁大臣的关系，陆海空三军对于秘密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仍是抱怨不迭。这在1941年3月秘密情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得到了证实。卡多根特意召开这次会议以“弄清各情报局局长是否对秘密情报局的行动有自己的看法”。不出意料，他们各有看法。首先他们担心德国有可能侵略英国。虽然空中侦察及窃听的情报有所“改善”，但“仍然缺少特工传回的最新情报”。虽然“提供了一些模糊且笼统的情报”，但“不能获得侵略军离开港口的有关日期和时间”，陆军部“对此十分担忧”。孟西斯说主要困难涉及通讯。首先让特工潜入欧洲德占区存在困难。他说空军部“已倾尽全力”，并且他正与海军部“进行联系提供合适的快艇问题”。至于地面组织，其在比利时的工作还是“令人满意的”，孟西斯希望“一两个月后”在法国有大量的无线电发报机投入使用。“由于挪威间谍的轻率之举”，挪威方面的情报出了问题，但好消息正从斯德哥尔摩传来。荷兰是“最薄弱的阵地”，且存在来自荷兰流亡政府的“阻碍”。在巴尔干，孟西斯说德军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占领已经严重干扰了情报的传递。至于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已经做好准备对抗对这些国家的最终入侵”，但他警告说“无法保证这些计划能实际发挥作用”。
当受到斥责说有关意大利的情报提供“不足”时，孟西斯说“最大的困难源于有关法国情报的脱节”，但他表明“他与维希法国情报二局的关系正在改善，且希望从那儿得到更多的情报”。外交使节在德军占领的欧洲“从美国线人得到情报的可靠性也受到了关注”。对于会议的大多数内容孟西斯所能做的便是模糊地承诺境况会变得更好。至于美国方面，他“希望有所改善”。“迄今为止很难获得来自北非的情报”，但“通过在突尼斯安装无线电发报机，情况发展令人满意”。关于苏联军队动向的情报“变得更加顺畅，且已采取措施改善来自远东的情报传输，但同时也出现了十分棘手的困难”。为回应“从德国港口未获得任何关于德国海军行动的情报”的批评，孟西斯说，这“很大程度”归咎于无线通讯的缺乏，“这在战前就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现在也未见改进多少”。
尽管整个会议中孟西斯都处于防守立场，但结束时他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秘密情报局所面临的困难上。这些困难是由于特别行动的“不断推出和扩大”而引起的，而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行动大都不是孟西斯所希望的”。这里“存在优先权、间谍职位竞争、通讯、交通、渠道等问题”。孟西斯说服委员会同意让卡多根向外交大臣建议，“必要时”可向内阁建议，敦促“赋予”情报工作“优先权”，而不是特别行动工作[354]。尽管事实上外交大臣在这一阶段没做出任何正式决定，但孟西斯澄清了一个普遍问题。这将或多或少影响未来几年秘密情报局在英国战争中的地位。
特别行动和特别行动处的成立
在战争初期，大部分“特别行动”——主要包括破坏和宣传活动——是由秘密情报局内部的劳伦斯·格兰德掌管的第九处统筹策划的。但是在1941年3月期间，正如孟西斯对秘密情报委员会所讲，执行“特别行动”经常与收集“秘密情报”相冲突。举例来说，任何一次轰轰烈烈的破坏行动都极有可能激起敌方强烈的安全反应，从而危及较少戏剧性、更具持久性的秘密情报活动。并且，在秘密情报局内部，特别行动和秘密情报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因有关人员的个性而恶化。而说起格兰德，因其想象力和热情，其出谋划策的能力明显超过他的管理能力，很多人都对他大手大脚地在各种各样的项目里投入经费表示担忧。在1940年3月，汉基却客观地认为并不能这样评价他。而同时，秘密情报局的克劳德·丹齐却对格兰德提出疑问，怀疑他是否能与组织其他成员“协调和合作，而不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行其是”。1940年5月到9月期间，卡多根对此事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格兰德和他的工作进行了评论。陆军情报局局长博蒙特·内斯比特说，格兰德特“有天赋，热情，善于游说，但是我认为他性情不稳定，不值得信赖”。空军情报局的阿奇·博伊尔说，他是“昂贵的奢侈品”。格拉德温·杰布是所有人中对格兰德批评最强烈的。他分明带有调侃的口吻写道，格兰德的判断“几乎总是失误的，他知识面虽宽但却表现出令人震惊的肤浅，他负责的部门在许多方面都成为笑柄。他一直在说谎，而且丝毫不感到羞耻”。杰布虽然承认格兰德“宽厚并受员工爱戴”，但是“让这样一个人来对付德国总参谋部和德国军事情报处，就像让一个男演员骑上一头驴来攻击一支装甲部队一样”。[355]
1940年6月末，由外交大臣参与的高级会议对整个问题进行了评论，当时，事实上孟西斯与格兰德断绝了关系。一份用铅笔写的非正式的会议记录表明了孟西斯对于违抗命令的下属的恼怒：“‘C’说责任对他意味着很多。‘D’[格兰德]认为他的观点就是‘C’的观点。D的伟大的观点。在方案实施之前不要征求意见……方案还不足以做出权衡……但是C不能控制他。”
1940年夏天，“特别行动”的管理部门进行了重组。9月，一个新的组织——“特别行动处”，在休·道尔顿的领导下成立了。休·道尔顿是新任命的经济战略大臣，他[根据其回忆录]接受丘吉尔的指示去“点燃欧洲之火”[356]。杰布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这个组织接管了秘密情报局的第九处——军事情报研究处（陆军部下属的特别行动分支机构）的余部并且负责管理“颠覆性宣传”活动。秘密情报局尚未得到正式通知，而将第九处移交给新组织管理这一行动已经实施并且迅速完成。尽管孟西斯抱怨此事，但是他9月4日告诉杰布，他欣然接受这种改变，并且无意继续负责管理破坏和颠覆性活动。然后，他有先见之明地提到“经营两个利益紧密交织且各为其主的情报部门，存在着严重不利因素”。弗兰克·纳尔逊，先前在伯尔尼为秘密情报局的Z组织效力，现受命管理特别行动，格兰德作为他的副手。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这项任命最终未能实施，因为格兰德很快被解雇并被转移到印度做普通的职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