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清明节来临了。我与章丹风带着儿孙们去上坟，先上父亲、弟弟和我两个双胞胎姐姐的坟，后上母亲和二叔的坟，再匕婉玉和我与她的四个儿子的坟。我的孙子孙女，他们从没见过这些早已去世了的亲人。他们叽叽喳喳就像麻雀一样聒噪。六指儿与小闯儿，在坟墓边捉迷藏。我的脑海里却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让我悲从中来。我给每一座坟墓除草，坟前放一束映山红。虽然我与他们阴阳相隔，但我与他们仍然能够默默交流。我能听见父亲与我说话的声音，听见母亲咯咯的笑声，听见弟弟长的叹息，听见婉玉的哭声和四个儿子的嬉戏声。
章丹凤和儿子媳妇们，在馒头山采了许多野果子和野菜回家。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家里已经没有米，只剩下一些地瓜了，饥荒怎么越闹越厉害呢？都说是自然灾害，可我们这儿的自然灾害现象并不严重。但已经开始缺乏食物，营养不良，不少社员还患上了浮肿病。其实，我们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小风林说：“刚刚还在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怎么眨眼就像噩梦一场呢？”我向小风林“嘘”了一声，示意他别大声嚷嚷。这么些年来，我的胆儿已经非常小。我真的怕树叶掉下来，砸破头了。
回到家，我屁股还没坐稳，章珍妮和海云妯娌俩，为抢一碗地瓜糊吵得很习。章珍妮说：“你别太霸道，你的静儿已经吃过了。我的平儿饿得哇哇大哭呢！”海云说：“明明是一人一份，你怎么要拿我们的？”妯娌俩为孩子的食物眇闹着，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我冲着她俩大喝一声：“住嘴，吵什么吵？”
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怎么穷得连地瓜糊也吃不上？我突然想把我藏着的两幅吴雪雷的画儿，拿出去卖了换点粮食回来。吴雪雷已去世，我想他的画儿应该能够换个好价钱。我决定进省城一趟，找找我的那些老同学，把画儿卖出去。第二天一早，我坐船出发时，章丹凤说：“最好能买一些吃的回来。”我说：“只要能把画儿卖了，我就想办法买些粮食回来吧！”
我很快到了省城，我找到了那个在书画社工作的老同学。我说明来意，要把吴雪雷的这两幅画儿卖出去。他皱着眉头说：“现在是自然灾难年，城里和乡下一样闹饥荒。饭也吃不饱，谁还有钱买画儿’？”我说：“城里总还有人欣赏画儿吧？你看看那幅《牡丹图》，确实非常不错。若不是家里一家大小等着吃饭，我还不肯卖呢！”老同学说：“看在我们老同学的情分上，我买了吧！十五元钱怎么样”我说：“少了一些，能否再增加几块钱？”他说：“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了。”我说：“这样吧，我们农民没粮票，你就贴补我几斤粮票？”他说：“我们城里也在闹饥荒，什么都要票，哪有多余的粮票给你？”我说：“那你就再添我几块钱？”他顿了顿说：“好吧，我贴你两斤粮票吧！那可是我瞒着老婆孩子给你的，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接过他给我的一五元钱和两斤粮票，心里相当满意。我来不及与他聊什么，就向他道别了。道别后，我想他一定不会自己买我的画儿，说不定一转手就赚我一倍的钱呢？
在一个饮食店门口，我为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买了两只肉包子。
我一边吃一边走，倏地我手上另一只肉包子被一个飞奔而来的小伙子抢走了。我一惊，顿了顿喊道：“喂，你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可他老早逃之天天了，我只好自叹倒霉。
城里的商店一派萧条。我跑了好几家食品店，全部店内空空。粮站均无大米，只有面粉和地瓜。我买逍两只肉包子用去一两，只剩下一斤九两粮票了。我思来想去还是买了面粉。虽然只是一斤九两面粉，但我非常自豪又非常沮丧。坐在船上，我像个富翁一样。船客们的眼睛都像饿狼那样，紧紧地盯着我的面粉袋；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面粉袋内，只有一斤九两面粉。
下了船，我提着面粉袋，迎面碰上了严家辉。我们就像仇敌和冤家一样，狭路相逢又尖刻虚伪。他说：“长根，大家都在挨饿，你倒是日子过得不错嘛！”我说：“家辉，好日子总不能都让你过了，也得让大家过过。”他说：“自从成立人民公社的那一天，好日子就是大家过了。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马上会过去的。”我说：“哦，但愿如此吧！”我没再朝他看一眼，管自己笔直朝前走。心里想，我今天落到这般地步，都是被你害惨的。
章丹凤见我只买了一斤九两面粉，心里闷闷不乐。她说：“这么一点点能塞谁的牙缝，只能给孩子熬面糊糊吃了。”我说：“在这困难时期，总比什么粮食也没有好一百倍。”那晚我正和章丹风商量着，如何把这一斤九两面粉和仅剩的一些地瓜配合野菜省着吃时，大队突然组织丁一个检查队，来到我家里。他们说这是专门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现象的检查队。我知道这一定是严家辉看见我背着面粉袋，以为我里面是一袋子的粮食而专门对付我的馊主意。我顿时气愤得双腿打颤，咬牙切齿；更让我气愤的是傻傻也在检查队中，她见到我忽然像陌生人一样，令我十分蹊跷。更令我蹊跷的是，她毫不犹豫地将我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砸碎在地上说：“自然灾害年，不能私藏食品开小灶，一切归公”章丹凤与傻傻是冤家，她气愤地抓住傻傻的头发说：“我们家哪来的粮食私开小灶？”两个女人顿时斯打起来。我没劝架，任她们厮打得脸上、手上都被抓出血来。
一斤九两面粉最后还是被检查队全部搜刮了去。两个媳妇看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气愤得破口大骂。但骂也没有用，全家人只能又吃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以及社里每人每天配给的二两五钱口粮。
有一天，我的胃痛变本加厉，并且烧灼般蔓延到全身，妁烤着我的感官和肌肤。我晕晕乎乎地倒下了，全身发软地瘫倒在地上。冷汗奔涌而出，眼睛也开始模糊起来。我知道这酷刑般的疼痛一半来自饥饿。章丹凤见我这样，让小风林和小抗敌把我抬上床后，说：“过几天，等你病好后给在上海做生意的章荣初写个信吧！”可是我不答应，章丹凤骂我道：“死要面子，活受罪。”但我宁愿吃野菜，也不愿写信求他。
全公社社员都喊饿，饥饿就像一把刀子切割着我们。我们不少人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邻居豆芝得了水肿病，家里每天眼泪汪汪的。
我挪出一些地瓜丝给她。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豆芝接过地瓜丝，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我两个媳妇见我挪孩子的地瓜丝给豆芝，心，晰里就很不舒服。她们当面不敢说，背底里叽叽咕咕骂我。
到了年初，公社把从前每户人家按人员分配的自留地（共产时收回），还给了我们。这样我们的日子就好起来了，但依然十分贫困。社员一天挣不了几个工分，而一个工分只几分钱。我们家有八分地，春耕一开始我就在自留地上，种了早稻和蔬菜瓜果，再不敢浪费土地种那些吃不来的花草了。
那天，我正在自留地上锄草，傻傻与桑果儿从我身边经过。桑果儿喊我许伯伯，傻傻却三脚两步地朝前走去。桑果儿已经八岁了，正与六指儿在荻港小学读一年级。除了傻傻，无人知道桑果儿是我的儿子。
我望着他们母子远去的背影，心里酸酸的。那种痛苦无以言说，只能深埋心底。这年我五十五岁了，傻傻也四十三岁，章丹风四十六岁了；我们都是中年人了。许多岁月一去不返，世事沧桑都刻在我们的脸上了。
他们走远后，邮差给我送来一封信。那是章荣初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去北京受到薄一波的接见，让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同沪后，他先整顿了荣丰纱厂，接着全面整顿他所有企业。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他已经把全部企业转为公私合营企业，并逐步地成为国营企业，完成对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这个乡巴佬农民，除了佩服章荣初的发展相勇气，便有一种想逃之天天的感觉。我知道，我们再不是小时候的小伙伴了。面对章荣初，我一个摘帽“右派”感到无地自容。
由于自然灾害，高阿兴隔了两年才把水娟接回来。自然灾害后，水娟也许是因为饥饿，整个人瘦了许多，身材显得非常苗条了，还有她脸上的白癜风已经痊愈了，只剩下脖子上的几块。如果穿上中式农领的服装，或者围上围巾，那么她就是一个十足的美人儿。这让高阿兴非常快乐，却让他母亲雪梅格外恼火，但婚礼还是照常进行。阿兴没有违背誓言，得到了水娟父亲理发师徐传荣的信任。婚礼上，谁都没想到这个十足的美人儿，就是从前脸上民满白癜风的水娟。都说白癜风是皮肤科的疑难之症，大家为她治好了白癜风而惊讶。我为这对新人祝福时雪梅喝得醉醺醺地拿着酒杯过来。我以为她是来祝福儿子和媳妇百年好合，却不料她将一杯白酒朝水娟脸上扑去。水娟顿时傻了眼，阿兴趁人不注意，赶紧用手帕替水娟擦干脸上像露水一样的水珠。但水娟脸上的笑容，仍然变成了恼怒的目光，不过水娟克制着，没有声张。
民兵队氏高大年与亲家理发师徐传荣，都没有看见刚刚发生的一幕。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聊天。高大年笑着说：“咱们是亲家了，以后我上你这理发不用钱了吧？”徐传荣说：“这事儿小菜一碟，你尽管来，保证不收钱。”他们有说有笑，最后凑上几人划起拳来了。他们玩得很开心，仿佛这场婚礼是专门为他们聚在一起玩儿的。
阿兴与水娟的洞房，是从前阿兴的单人房间，只十三平方米大，但水娟只要能与阿兴在一起，并不在乎房间大小。婚礼结束，阿兴与水娟洞房后，阿兴害羞得不敢触碰水娟的身体，倒是水娟大大方方。这晚他们整夜没睡，他们是在欢快中探索着度过的。
豆芝和李小龙，都没有参加阿兴与水娟的婚礼。豆芝的水肿病已经彻底好了。她想，当年她看准水娟不会错。女大十八变嘛！如今这朵蚌花插到阿兴的牛粪上，而自己的儿子波波却死得太不值钱了。人生哪有过不去的坎？为什么非要寻死呢？豆芝想着想着，又泪流满面了。她无处发泄深藏在心底失去儿子的疼痛，便又冲着李小龙骂起来。
李小龙一向忍让妻子，但这一次却反常了。也许他看到阿兴圆满地娶了水娟，而自己的香火却没有孙子传承。他变得暴躁起来，不安起来，而且也痛恨妻子起来了。他把多年压抑着的话，一股恼儿地吞吐出来道：“都是你，不是你硬要那样做，儿子会寻死吗？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他妈的，你还一天到晚在我这里骂骂咧咧，你当我是什么？你个臭婆娘，看老子给你点厉害。”李小龙说着拿起一根皮鞭，鞭打起妻子来了。豆芝先是一惊，后是狂叫和哭泣。但因为他们吵惯了架，几乎没有人围到他们家门口来。我只在房间里，远远地听他们的叫骂声，但越听越不对劲，才打开家门走过去。我看到李小龙就像一头疯牛一样，而豆芝已被打得鼻青眼肿，手臂上留下条条伤痕。我使劲夺下李小龙手中的皮鞭，说：“你别发疯了，她是你老婆，快扶她起来，上床去。”李小龙这才放下手中的皮鞭，扶豆芝上床。
这年国庆节，正是建国十二周年。我们公社作为农民代表，第一次派社员参加省城的国庆游行。严家辉的儿子严发财参加了，高大年的儿子高阿兴参加了，还有傻傻等一些社员都参加了。我们家因我是摘帽“右派”，家庭成分不好，小风林和小抗敌，都不能参加国庆游行。这让他们有一种失落、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特别是小风林内心很要强，见了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抱怨。我知道他不像严发财，凭着老子当官的关系当上小队长，而是凭着实干精神，当选为小队长的。但他不能参加省城的国庆游行，心里窝着一股气，给我使脸色。我知道这都是我摘帽“右派”问题的缘故。我心里很难过，有一种对孩子们的深深的歉意。
国庆节的第二天，海云在家里产下一个八斤重的男婴。家里又充满阳光了。尤其是小抗敌，高兴得在地上连翻跟头。他盼望生一个儿子，儿子终于盼来了。我给小抗敌的宝贝儿子，取名州“许宝儿”。，这宝儿比六指儿月子里，要壮实得多。他晚上也不太哭，吃了睡，睡了吃，白白胖胖。章丹风为又添一个孙子，打心里高兴。
小闯儿已是六岁的小姑娘了。静儿和平儿也都是四岁的小姑娘了。五个女孩儿，在家里就像三只花蝴蝶。她们从这个房间飞到那个房间。她们不像男孩子那样玩泥巴，斗蟋蟀。她们喜欢捉蝴蝶，捉蜻蜓，喜欢在田野上咯咯笑着飞奔。她们的笑声就像铃铛一样，回旋在山谷与河流。那一天，我带着三个小女孩儿去镇上玩，站在十字路上看汽车叭叭地开过。小女孩儿雀跃着招手，她们也要坐一坐汽车。我就带着她们从街的东边坐到西边。下车后，我意外地遇到了从前与我两次在周民党牢房同住一室的难友王新建。他反背着手，低着头走在街头若不是我的小闯儿撞到了他，他停下来骂道：“小，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我还真认不出他来。他见足我和孙女们，说：“啊，是长根啊。孙女都这么大了。来，我们一起去茶馆喝杯茶，聊聊天。”我略略踌躇之后说：“好吧，我们聊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