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儒下》篇记载：儒者说：“君子打了胜仗不追赶逃兵，对手落入陷阱，拉开弓不对他们射箭，敌车走入了岔路则帮助他推车。”墨子回答说：“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没道理的跟有道理的走，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走。说不出理由的必定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依从。这怎么会相争呢？如果两方暴人相争，战胜的不追赶逃敌，落入陷阱拉弓不射，敌人陷了车还帮助推车，即使这些都做了，也不能算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上除害，兴师诛伐之，战胜了就将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赶逃敌，落入陷阱拉弓不射，敌车陷了帮助推车。’于是暴乱之人得到活命，天下的害不除，这是作为君主父母的还在深重地残害这个社会。不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墨子的“非攻”学说，落入了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的芝诺悖论。
《墨子.鲁问》篇，还记载了一段墨子回答鲁国国君如何能消弭战祸的献策：鲁国国君对墨子说：“我害怕齐国攻打我国，可以解救吗？”墨子说：“可以。从前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只不过是百里见方土地的首领，喜欢忠诚，实行仁义，终于取得了天下；三代的暴王桀、纣、幽、厉，把怨者当作仇人，实行暴政，最终失去了天下。我希望君主您对上尊重上天、敬事鬼神，对下爱护、有利于百姓，准备丰厚的皮毛、钱币，辞令要谦恭，赶快礼交遍四邻的诸侯，驱使一国的人民，抵御齐国的侵略，这样，祸患就可以解救。不这样，看来就毫无其他办法了。”
《墨子.非攻中》篇，更进而指出了莒、陈、蔡等国灭亡的原因：“古时在天下封国，年代久远的可由耳目所闻，年代近的可由亲眼所见，由于攻战而亡国的，多得数都数不清。”因何知道如此呢？东方有个莒国，这国家很小，而处于（齐、越）两个大国之间，不敬事大国，也不听从大国而唯利是好，结果东面的越国来侵削他的疆土，西面的齐国兼并、占有了它。考虑莒国被齐、越两国所灭亡的原因，乃是由于攻战。即使是南方的陈国、蔡国，它们被吴、越两国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即使北方的柤国、不屠何国，它们被燕代、胡貊灭亡的原因，也是攻战的缘故。所以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确实想获得利益而憎恶损失，想安定而憎恶危险，所以对于攻战，是不可不责难的。”
两篇文章中，墨子的“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和“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之言，颇受到当代及后世的攻击和指责。
墨子“非攻”的政治主张，并不切合战国时期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历史潮流。在那个生产力急速发展生产关系发生急遽变化的大动荡之际，诸种经济政治原因导致的现实矛盾日趋激烈，兼并战争在所难免。众多史家为后人描绘了这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画面：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国语.晋语八》：“八郤、五大夫、三卿”“一朝而灭”。八郤指郤氏一家五人为大夫，三人为卿，因势力大，被晋厉公诛杀。一颗颗旧贵族人头落地。
《左传.昭公三年》：“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国旧时分封贵族，豪门凋敝，十一家仅存其一。
《国语.晋语九》：“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宗庙作祭祀的牛变为耕地的工具，沧海桑田天翻地覆。
《左传.襄公十年》：“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
春秋时的政治是“争霸”，战国时的政治是“兼并”。先有“春秋五霸”存在，后有“战国七雄”出现。而“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之所以形成，很大程度上缘于这些国家兼并了众多小国。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通过兼并战争占有更广的土地，统治更多的民众，进而发展生产，不仅可以保障国家安全，而且还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符合本国的根本利益的。面对“弱肉强食”的现状，如何“做强做大”“富国强兵”和“吃掉对方”。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社会面临重新洗牌。“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春秋战国争霸兼并的现状，需要的是商鞅法家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墨子的“非攻”，既不能说动强国的“弱肉强食”，也无法挽救小国的“为人刀俎”。《管子.立政九败解》中批评墨子的“兼爱”“非战”：“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险阻不守，士卒不战，亡国指日可待了。”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非攻”，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海市蜃楼。无情的史实已然证明，墨子的政治实践是失败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墨子的政治理想是一种“乌托邦”，“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墨子劝解止战成功的几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辩锋雄健的言辞下，却处处显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
墨子向齐太公的劝说，对凭借实力而取齐代之的齐太公田和而言，纯属与虎谋皮对牛弹琴。虽然墨子的劝诫当时看来起了延缓的作用，但终究有效也有限，齐国最终还是以战争灭亡了鲁国。
墨子对鲁阳文君的劝解，更是经不起斟酌：在“春秋无义战”的大格局下，墨子的“非攻”“止战”，等于是指责君王的征伐不是正义之“诛战”而是非正义之“伐战”。这对于任何一个自视是“替天行道”的君王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了一段故事：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身实践还可以，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这是为什么呢？”田鸠回答说：“从前秦伯把他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叫晋国给她准备好首饰服装，跟着陪嫁去的穿着华丽衣服的婢女有七八十人。来到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的婢女，而看不起秦伯的女儿。这可以叫作善于嫁婢女，而不能说善于嫁女儿。楚国人中有一个在郑国卖珍珠的，做了一个木兰的匣子，这匣子用肉桂花椒熏过，用珠子和宝玉点缀着，用红色的美玉装饰着，用绿色的翡翠环绕着。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而还给他珍珠。这可以说是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珍珠啊。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说一些巧辩华丽的话，君主只看重那些华美的言辞，却忘了它们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的道理，论述圣人的话，来宣传众人；如果修饰他的言辞，就怕人们流连于它的文采，忘了它的价值，为了言辞而损害了实用。这和那个楚国人卖珍珠、秦伯嫁女儿完全一样，所以墨子的言论大多不好听。”尽管田鸠以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的故事为墨子的言论作了辩饰，但显然理想主义遭遇残酷的现实。墨子的话在君王耳朵里“并不中听”。
现在可以回到鲁迅《故事新编.非攻》的结尾部分了：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一个成功“止楚攻宋”的“和平使者”，一个为拯救宋国百姓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救世主”，在被施恩施惠的国度，却是遭遇到如此悕悕惶惶的冷落。
鲁迅的《故事新编.非攻》从开篇入笔，写墨子提出“君子无斗”，而被儒家质疑“猪狗还要为争食争斗呢”，到结尾止战后遭遇的“恩将仇报”，首尾呼应画龙点睛，彰显了这个故事隐喻的创作意图。
对于讲究“斗争哲学”，信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痛打落水狗”的现实主义鲁迅而言，从墨子的“兼爱”“非攻”理论中，看出了“理论的匮乏”。“武器的批判”成为“批判的武器”。墨子这种消弭战祸天下太平的天真想法，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幻景。所以，鲁迅对于墨子人生中的辉煌一笔，在颂扬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的同时，也发出了无情的嘲讽。
每每当我读到墨子“止楚攻宋”后回到宋国的情景，心中总会情不自禁地揣度：此刻墨子心情如何？他会不会心中涌起“刑天舞干戚”无力回天的感叹？他会不会油然而生“梦中不知身是客”“一枕黄粱再现”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