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公元前四〇四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墨子六十五岁时，“墨子游宋国，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一次牢狱之灾，足以使人发生思想的转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坏事变好事，人在困厄之中，往往寻求大彻大悟的精神超越和思想的突破口。长寿的思想家晚年的思考，已带有阅尽风波的智者特征。智者能对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和平凡的人生经验融会贯通，进行抽象的哲学把握和理性的升华。以超越的思维方式，在浑噩中洞若观火。
《淮南子.俶真训》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儒墨两家都有着各自鲜明的学说主张。儒家私学是以六经为教本。孔子亲自编订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为教材，孔子的教学是从书本到书本。儒家私学代表着上层社会的“立言”，本质上还是为贵族社会；而墨家私学的眼睛始终是向下的，是向着广大的“贱民”。儒家私学的核心内容是“仁”，而墨家私学的核心内容是“兼爱”。墨家私学虽然也不时地引述“六经”，但更重视实际，针对实际编写教材。墨家私学从一开始就“注重实践”，吴霓在《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说：“墨子及其学生在教和学中并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他们较广泛地直接接触生产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解决问题而总结经验、发明创新，不断提出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知识。对比孔门私学不注意‘形而下之道’的学习，墨家私学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初始创立阶段，填补了一个空白。”
方授楚《墨学源流》认为：墨家十分重视“分科以发展个性”。焦国成《救世才子墨子》认为，墨子是“分科施教的真正始祖”。如果说孔门儒教是仅有文史学科，那么墨家学说里就不仅讲授文史，也有了理工学科。是一所综合的大学堂。
《墨子.耕柱》篇，记载有这样一个细节：治徒娱、县子硕两个人问墨子说：“行义，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呢？”墨子答道：“就像筑墙一样，能筑的人筑，能填土的人填土，能挖土的人挖土，这样墙就可以筑成。行义就是这样，能演说的人演说，能解说典籍的人解说典籍，能做事的人做事，这样就可以做成义事。”
这段记载告诉世人，墨子晚年聚徒讲学，在教学中推行了“分科施教”。大致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科。“谈辩”指学习逻辑学知识，即辩学，训练谈话辩论的技巧，培养当时社会上需要的说客、游士；“说书”指学习政治、历史、经济、伦理等知识，培养学者、教师及出仕当官，以进一步传播墨家思想；“从事”指学习农、工、商、兵等实际技能，包括从事手工业劳动和军事工程技术。
墨子晚岁囚宋返乡，潜心于反思百工之技，创造出独步天下的自然科学成就。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科技思想的“摇篮”时期，“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那时所显露出的诸端“萌芽”，昭示着一个可能的“硕果金秋”。各种初露端倪的“神思妙想”，与几千年后的西方现代科技有着“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之处。近现代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惊奇地从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发现“新大陆”，比如提出“中国的《易经》与西方现代物理学理论相通”，拿《易经》中“八卦”的许多概念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作对应比照。
《易经》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思想，可以用“观象制器”来概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正是依据对自然现象的感性直观与理性想象或思维形象，从大自然万物万状中得到启发，制造出相应的技术工具与器物。如罗网的制造，依据的是离卦的卦象；耜耒的制造，依据的是益卦的卦象；市场的建造，依据的是噬嗑的卦象；衣裳的编制，依据的是乾坤的卦象等。人的想象再丰富神奇，也不可能“三千白云任剪裁”凭空臆造，即便人类智力高度发育的近现代，也离不开大自然这一伟大造物主的“恩赐”。没有蝙蝠的盲飞，可能就没有雷达的发明，没有鲸鱼的体态，可能也就难以产生潜水艇的设计，没有飞鸟的翱翔，也就没有了对飞机的向往……
华夏民族的智慧在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大放异彩。
在墨子故里滕州市墨子纪念馆碑廊，展出了巨幅《李约瑟与中国古代文明图典》。英国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世界公认的汉学家。以他为主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的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李约瑟一方面惊讶墨家在古代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如此伟大辉煌，另一方面又感叹墨家的科技思想何以会在许多世纪“领先”之后仍然不能产生如西方一样的革命性突破。这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汉学家”还是没能成为“中国通”。
孔孟儒家认为：读书人做学问的任务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为此而皓首穷经，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和智力。“君子不器”是儒门的教规。鄙视技艺，将技艺贬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补”、士林不齿的下等行当。《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从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老庄道家则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就试图用道来限制科学技术可能给人类与自然环境带来的危害，对于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给予了极端的关注，甚至要“绝圣弃智”放弃和毁灭科学技术。老子针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船还没翻，自己先跳到水里”。“未雨绸缪”抑或是“杞人忧天”？庄子反对使用简单的农用机械工具，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局限性，不完满性。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利益以及其他生物利益的矛盾性是人类科学技术无法调和的。人类将自己的技术强加于自然事物，必然导致自然事物的损害。克服的方法是遵循自然之法，放弃人为干涉：凫子的腿虽短，但如果给它续上，就是忧患；仙鹤的腿虽长，但如果给它砍去一段，就是悲伤，自然才是最好。
儒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蔑视科学与道家“绝圣弃智” “超然物外”的弃绝科学，从两极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正常发展。而唯有墨家科技“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墨家的科学技术思想正是“实践出真知”的产物。墨家认为科学技术来源于感性经验，科学技术理论形成于寻求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逻辑推理。墨家对人类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在内，持一种感性经验主义的立场。墨家的科技思想可概括为“巧传求其故”，开辟了一个新的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的实质集中体现在三表法：“故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非命下》）本之者，实际上是古人的经验。原之者，即人们当下的感性经验。本之者与原之者，体现了墨家对感觉经验的可重复性的理解；用之者则体现了墨家对感觉经验的可操作性与可检验性的理解。用之者，是将认识结果实际运用以观其效，这是实验的发端，将用之者引申并严格其条件，加以规范，就可能走向科学技术认识中的实验。胡适曾说过：“墨家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根据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的“证伪理论”，人类科学的参天大树正是在不断地“证伪”过程中，逐渐发展得枝繁叶茂。科学的实证精神，正是西方科技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经》而已矣。”
王鸿生在《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认为：“墨家学派们在研究科学的基本概念和最简单的自然现象时，已走到了数量科学的大门口。”钱三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中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长达一千多年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吴霓在《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认为：“不仅在中国古代，就是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其科学技术知识理论也是遥遥领先的。”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十五世纪以前，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众口铄金！
从西周的《考工记》到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偌大的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科技著述却是寥寥无几。《墨经》一骑绝尘，无疑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奇迹。《墨经》成书的年代比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还要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墨经》分作《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经上》各条大都是原理、定义、界说；《经下》则建立论题加以论证；《经说》则是对《经》的解释与阐述。最早是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他“兴微继绝”，为“亡绝五百年”的《墨经》作注，第一次将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单独成书，使得墨子的科学成果得以汇集，使墨子的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技术实践得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鲁胜是一位对科学有钻研精神的学者。《晋书.隐逸传》记载，他曾亲自进行天文观察，“以冬至之后立暑测影，准度日、月、星”，并著有《正天论》。“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从鲁胜传记可见，鲁胜对《墨经》情有独钟。
《墨经》四篇，后人看到的已经是残片断牍，但从仅存的这些记载中，也可见墨子在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及物理学（力学、光学、声学）等众多领域内都有郁郁煌煌的成就。
一、天文学方面，墨家论及太空宇宙、地球运转和时空观：
1.关于宇宙空间与时间的概念：
春秋时，有个叫尸佼的人这样定义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南北中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墨家关于时空观的理论，被杨向奎教授称为“前相对论”，在世界上第一次建构起科学的时空理论。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这一直觉的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墨家的时空观比牛顿在一六 八七年提到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概念，早了近两千年之久。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企图通过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表述方式对宇宙宏图进行系统的演绎与描述，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时空”的关联。在他的著作中，空间就是空间，与任何外界物体和运动无关，它永远是同一的，固定不动的……
2.波和粒子的“宇宙开创论”：
中国宇宙学思想，全被“波”观念影响，而不是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人类自始至终都在为发现构成世界的“最小”物质单位而殚精竭虑：“分子”“原子”“粒子”“基本粒子”等，“日取一半，不能尽也”，可能一直小下去吗？
墨家在定义上的逻辑是很严密的。墨子把点、线、面、体分别称为“端”“尺”“区”“体”，并给出了它们各自的定义。关于端点的概念，《经说上》有“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经上》：“端，体之无序（厚）而最前者也。”端是物体（不断分割到）最前面的一点。《经说上》：“端，是无同也。”端（点），就是前面再也没有与它相同的点了。墨家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相类似。《经上》：“始，当时也。”始的意义，是瞬刻的时间。《经说上》：“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原文据《白话墨子》岳麓书社1991年10月版）时间有时有久，有时无久，因为时间的起点，就没有久。由此可知，墨者对“端”的认识，有“宇宙开创论”的意识。
3.日月对恒星位置之退行运动：
王充《论衡》中，有一有趣的日月对于恒星位置的退行运动（葛洪《抱朴子》中也曾引述）。
墨经中有关此主题的命题，如言位置的移动，其《经下》有云：“宇进无近，说在敷。”《经说下》：“伛宇不可偏举，宇也。进行者，先敷近，后敷远。”
言移动期间，《经下》：“行循以久，说在先后。”《经说下》：“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