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贝卡的遭遇令我想到一个叫安妮·弗兰克的人。1945年，年仅十五岁的安妮死在集中营。在十三岁生日那天，安妮得到了一个日记本，几个星期后，她和她们的家人为逃脱纳粹的搜捕躲进了密室。将近二年之后，即1944年夏天，安妮一家被人出卖并被抓进了纳粹集中营。安妮很快死在纳粹的暴行之下。安妮和家人躲藏的密室1949年被开辟成了一个纪念馆，每年将近一百万人来此参观，但她得以保存的感人至深的日记却是对战争的有力控诉。对于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遭遇，风靡世界的《安妮日记》被译成六十七种语言，发行量超过三千一百万本。瑞贝卡的个人遭遇还算万幸。在犹太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岁月，不乏冒着生命危险而伸出救助之手的非犹太人，电影《辛德勒名单》反映的就是这种感天动地的义举。
以色列修建大屠杀纪念馆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六百万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修建纪念馆的决议案有一条附加款，要求对世界各国那些冒着生命拯救犹太人的正义人士进行表彰。被授予“义人”称号的将得到一枚刻有他姓名的奖章、一份荣誉证书，他的名字刻到义人园的荣誉墙上。过去，以色列每认定一名“义人”，就会在义人园植一棵树，后因地面所限，就不再植树纪念。义人，多么崇高的称号！这些人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像寒夜里的微弱火光，毕竟给人以温暖和希望，这说明人类的良知尚未泯灭。我在义人园中踯躅，追思着一个中国义人，他被尊为中国的“辛德勒”，他的名字叫何凤山。
公元2001年1月23日，恰值中国农历除夕，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却正在举行一个隆重的纪念仪式，表彰二战期间英勇救助大批犹太人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给他颁了义人奖。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奥地利的犹太人口当时在欧洲居第三位，且百分之九十居住在首都维也纳。这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犹太人，除非能得到一个逃往欧洲以外的国家的签证，否则将难免落入纳粹的魔掌。就在此时，年轻的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冒着杀身之祸与丢官之虞，与一些紧急救助犹太人的宗教和慈善组织保持密切联系，“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他到底给犹太人发放了多少签证，连自己也说不清。从1938年5月他开始任职到这年10月，仅五个月就发出了一千九百个签证。1939年9月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逃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难民便多达一万八千个。他的签证被称为“生命的签证”。大屠杀纪念馆的人员特別向我们介绍，现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大屠杀纪念馆副理事长辛格的父母，就是何凤山救助的，他们当时曾持何发放的签证逃往古巴。
二战期间，像何凤山这样暗中帮助犹太人的无名英雄们并不少见，但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单就个人行为而言，何凤山救助的欧洲犹太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这个从不张扬个人的中国人于1997年在美国逝世，享年九十七岁。他的事迹尘封半个多世纪，但受他帮助过的人总是感念他的壮举。他的业绩一时被广为传颂。何凤山的女儿何曼丽出席了以色列的颁奖会，面对这迟到的最高荣誉，她的话是那么质朴感人：“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做这种事也是应该的。”中国不仅在二战期间救助、接纳了数不清的犹太人，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排斥犹太人的现象。在这次中国文物珍宝展的开幕式上，耶路撒冷市市长激动地向数千名与会者说他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他父亲还埋葬在那儿，他在讲话中充满对中国的深情。还有几位老态龙钟的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一位说他在上海住过十四年，还有一位说他生于天津，他们像见到故人那样地高兴。而引起以色列朋友注意的，还是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河南省文物局的常局长。这是因为开封犹太人的缘故。
欧洲最早知道中国开封有一批犹太人，他们是被17世纪初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发现的。约在公元10世纪北宋年间，有七十多户一千多名犹太人，经印度“进贡西洋布于宋”。他们聚居开封，逐渐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犹太社团。七百多年间，这个社团遵循“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的圣谕，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一直延绵不绝。他们称自己信奉“一赐东业教”，这是希伯来语的意译，意为“以色列人宗教”。他们出于宗教禁忌，剔除牛羊腿筋不食，因此又被称为“挑筋教”。公元1163年，这些人购置土地，建造了开封犹太教清真寺，即“一赐东业教”会堂。到了明代，开封犹太人社团进入鼎盛时期，已有五百余个家庭，人口也繁衍至四千至五千人。开封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有经过科举之路进入朝廷或到州县当官的，有通过经商办实业成为巨商富贾的，也有工匠、农夫、医师和职业神职人员。然而也就在此时，开封犹太人不知不觉地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他们改希伯来姓名为汉人姓名，习用汉字汉语，开始与外族通婚，穿戴中国服饰等。由于与外界完全隔绝，加上后来教堂（按犹太教说法称为会堂）因水淹所倾圮，族人又分其残料，致成废基，《圣经》无人识辨，通婚旧俗日渐松弛，目前已与汉、回民融合，如今仍有部分开封犹太人的后裔生活在开封，在开封城还能寻访到当年犹太人生活的痕迹。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犹太人在欧洲的高压、迫害下仍固守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而在中华大地和平与宽松的环境下，却被中华文化同化了。开封犹太教清真寺（“一赐东业教”会堂）虽已毁圮，幸而有四件明清时的碑文留传下来，它是关于中国犹太教极珍贵的原始史料，也是中外学者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凭借。公元2000年，美国犹太学会在美国举办犹太人历史展，特别借了开封的碑文拓片，以说明犹太人在中国开封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历史。
历史上，中国开封犹太人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摩西的宗教、律法是相通的。这在会堂的许多对联里就可看出。例如：“由阿罗而立教，法宗无象；自默舍而传经，道本一中。”“阿罗”即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默舍”，即摩西。又如：“自女娲嬗化而来，西竺钟灵，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由阿罗开宗而后，中华敷教，得学儒学释学道之全。”这表明犹太教与儒、道、佛思想的相通。
我是2001年8月访问以色列的。回国不久，传来上海欧黑尔·雪切尔犹太教会堂入选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的消息。同时列入的另三处为云南剑川沙溪寺登街区、长城以及陕西大秦宝塔和修道院。这座建筑物突然间名满天下，引起世人关注。在我们考察中国与犹太人关系的历史时，这自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它逐渐成为许多希望发财致富的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这其中包括一些犹太人。最早抵达上海滩的犹太人是19世纪末来自巴格达的那一批，他们中最有名的是沙逊、哈同等。沙逊家族后来成为上海外商中的首富。犹太人是宗教色彩极为浓厚的一个民族，他们凡迁居一地，一旦有了几十户人家，一般为二十户以上，即组织自己的社团，建造自己的会堂并在其中进行宗教活动，这样又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犹太人的社区。这批犹太人定居上海后，于1887年建起第一座犹太教会堂，名叫“埃尔会堂”。他们先后建有十余座会堂，保持着正常的宗教生活，还创办了《以色列信使报》，曾连续出版三十七年。1939年底，上海犹太人已超过四千名。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时，欧美各国都不愿意接纳犹太人，只有上海是当时世界大城市中唯一无须签证和经济担保、无须事先安排及警方品德证明即可进入的城市。当时上海有七个犹太人难民中心，每天供应二万四千五百万人客饭。1940年6月为犹太人数增长高峰，达三万余。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六百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而迁移和逃亡上海的二万五千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的一千五百八十一人外，其余的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出生三千四百零八人。
犹太会堂现存三。其中的欧黑尔·雪切尔会堂，是沙逊家族中的亚可布·沙逊为纪念亡妻捐资修建的，是谓“拉结会堂”。亚可布是早期在上海主要进行鸦片贸易的英籍犹商大卫·沙逊的孙子。他主要在孟买经营工业，在上海始以进出口贸易为主，逐渐转移到以经营房地产和抵押贷款为主。1920年，赫希拉比在新建会堂举行就职仪式，以代替原来的“埃尔会堂”。这栋砖混结构建筑，由思九生洋行设计。建筑为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划分为三段，主入口以通贯二层的一对爱奥尼式柱子和一对方形壁柱形成门廊，门廊内为三个拱券门，原礼拜堂内部空间为拱顶，两侧为双层柱廊，柱间的小拱顶与原讲堂拱顶垂直相交。这座会堂因位于当时的西摩路，又称“西摩路会堂”。现在是陕西北路。“欧黑尔·雪切尔”为希伯来语的译音。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由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公布。这个成立于1965年的基金会，为国际上主要的两个建筑遗产保护机构之一。它每两年公布一次世界濒危建筑遗产目录，并通过财政支持方式帮助遗产所在地进行抢救和修复工作。基金会在此次评选中指出，上海欧黑尔·雪切尔犹人教会堂与陕西大秦宝塔和修道院两个遗产，突出了中国历史对宗教的包容力。
五 思古幽情
考古在常人看来是神秘的事业，它的每次石破天惊的发现既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又不断激发着他们的想象力；考古也是单调的工作，它要求那些手握探铲埋首于废墟荒野的参加者必须经得住年复一年的时光考验和执着追求时的寂寞；考古还注定是少数人涉足的行当，对人类自身遥远的过去的探索，没有相当的知识并经过专门的训练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在以色列，这项被一般人视为神秘、单调的考古事业，却是热门的话题，青年人趋之若鹜的行业，乃至成为一个民族的嗜好，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好奇。作为文博同行，以色列有关部门自然安排我们对此进行考察。大致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使我们对这个民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想，喜欢考古在一个国家蔚为风气，起码应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古可考，二是有大量的考古人才。以色列恰恰具备了这两点。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的巴勒斯坦地区，各有千秋的不同古代文明在此起源、发展、碰撞、交融，绵连不绝的兵燹战火使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并保留了不同时代的遗存，作为世界三大宗教圣地更有数不清的古迹传说和未解之谜。以色列重视教育，国民文化素质普遍高，一些军政显要跻身考古学家行列，更是起了表率作用。例如，前国防部长达扬就是一位著名的业余考古爱好者，而前副总理、总参谋长伊戈尔·亚丁则是一位职业考古学家，他是以色列第一代考古学家最有深远影响的人物。这就不难理解，何以许多青年的人生梦想就是走探古寻幽之路，何以以色列大学考古专业的门槛如此之高！
据说，第一位在巴勒斯坦展开实际发掘的是英国旅行家赫斯特·斯坦霍夫人。那还是1815年。她组织发掘了位于加沙附近的一座城市废墟。这位夫人的目的却是挖宝觅珍。因此当她看到挖出的只是包括皇帝雕像的一些罗马遗存时，盛怒之下便付之一炬。二三十年后，纷至沓来的西方考古学家便在这里开始了正式发掘。早在1914年，随着犹太考察学会的建立，犹太学者便在巴勒斯坦考古活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们主要致力于发掘犹太墓地、犹太教会堂和定居地。以色列建国后，国家重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投入重金支持，以色列考古学成为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学科。与此相关的，是以色列文博事业的相当发达，蕞尔小邦，大小博物馆竟达一百二十个，每年参观人数近一千万。有些“基布兹”也建立了自己的考古博物馆。在加利利湖滨的一个“基布兹”，我参观了一座为挖掘出的一条木船建造的豪华的博物馆。据云这条船是两千年前的古物，约与耶稣同时。但由于阿拉伯人抵制以色列国的存在，与西方各国政府关系极为紧张，使得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活动大受影响。相比之下，西方学者较注意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内容，而犹太学者则更多地把重点放在所谓“《圣经》时代”，即公元前17—前6世纪。据说，许多记载在《圣经》中的传说故事都在实地找到了证据。例如，夏琐是青铜器时代中晚期迦南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于公元前13世纪初被摧毁，后来恢复成一座铁器时代的设防城市。亚丁在他的发掘报告中，根据《圣经·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三节的线索，曾对夏琐考古进行了解释，把它的毁灭归结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认为铁器时代夏琐的防御工事为所罗门国王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