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儿童在工业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一般都不会认为其位置是“在劳动”。儿童应该做的是玩耍和学习———但这通常不被认为是劳动。他们的劳动（无论是有薪的工作、在家庭内的家务劳动或是照顾性劳动）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或是一种暴行———这是基于儿童脆弱性和需要保护的假设而出现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他们不劳动也会带来问题：照顾儿童需要占去成人的部分时间，这对成人在不断变化且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成功构成了抵消性压力；又或是，儿童成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阻碍，因为社会期待母亲或其他女性照顾者承担大部分照顾儿童需求的重担。
因此，在主流的社会学著作中几乎是没有关于童工的（Grint，1991）。不过，在有关早期工业化的历史研究中，对童工的描述则较为常见。在这些描述中，童工代表着超级剥削（superexploitation）的受害者。社会改革者和道德家的共同影响，以及经济从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转向对技术劳动力和受教育劳动力的需求的转型，将儿童从资本主义的掠夺中解救了出来（Cooter，1992）。如此，儿童被转移到了“童年”———这个理想化浪漫化的空间———之中，让他们避开了市场关系和公共领域的竞争氛围（Zelitzer，1985）。即使当儿童被取消有薪劳动资格后转而进入学校这一具有明显竞争性和公共性的空间时，在将儿童在学校教室中的活动与成人的“劳动世界”关系切断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竞争性和公共性也消解了。接受学校教育被认为不是劳动，而是对劳动的准备或模拟。因此，正如教育社会学所说，儿童在学校中所做的不是劳动。
与关于什么是劳动的讨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相比，我们将对劳动社会学中儿童的消失感到非常惊讶。社会学研究者早就不再按本质主义来建构劳动的概念。例如，如果劳动的概念被界定为有薪工作，那么还有大量的无报酬的工作呢（通常都由女性在家庭中进行）（Morris，1990）？这些无报酬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人有可能参与就业的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何解释那些自己动手的自我服务活动或园艺劳动？这些活动可以说对于一些家庭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Pahl，1984）。我们应该如何对家庭和个体之间的性质交换进行分类？如何解释那些发生在官方税收或其他管理目的以外的显而易见的非正式经济？如果通过主观性质将劳动定义为一种对时间的无法自由支配或不愉快的体验，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那些像农民那样将生活和劳动交融在一起的职业？或是像专业运动员那样通过从事其他人所做的休闲活动而获取报酬的职业？
这些讨论拓展而非限制了劳动的内涵，似乎为将儿童的某些活动重新看作劳动开辟了可能性。但是，直到最近社会科学家们才开始将儿童的活动视为某种形式的劳动来展开系统研究。现在的问题是，儿童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有薪劳动中；这种劳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是什么，以及这种劳动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经济中的位置；关于儿童劳动的条件以及它对于儿童和其他人的重要性；关于儿童对于家庭和照顾性劳动的贡献；以及最根本的，关于作为一种劳动形式的学校教育的地位。
由此，儿童和劳动构成了一个非常多样和复杂的主题，本章认为，只有通过综合“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中所讨论的多种分析框架才能理解这个主题。结构方法可以提出关于在特定地点的政治经济中儿童劳动的位置，以及他们与区域性和全球化的生产、交换、分配系统的联系的问题。这里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家庭和经济之间变动的关系，以及关于儿童的流行话语如何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问题。这样的研究重点让我们能够理解劳动力市场如何分割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行为如何通过生命历程进行分配。第二种方法在研究文献中应用得较少，它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其关注重点是儿童劳动在社会建构中的能动性。它可以提出儿童劳动是如何发生、如何协商以及如何有意义的问题，它对儿童自己的解释给予更多的关注，尊重儿童在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决策方面的能力。
南北之分
这种将儿童排除在关于劳动的讨论之外的趋势中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在工业化的“北方”以外的其他社会中，长期以来都认可儿童的劳动，并承认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打扫房间，准备食物和照顾年幼弟妹等家务劳动；在田间或作坊中生产出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商品的生计劳动；在其他家庭中当学徒，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经商或手艺；被卖给他人并为他人劳动的奴隶或包身工；自己或作为家庭、家族或帮派成员在街头乞讨；在田间、作坊或工厂工作，领取工资。
尽管有这些研究，但显然这种南北划分既是不准确的也是有问题的。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彻底的分界；发展中国家并不都是相似的，它们的状况根据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则而发生改变（Sklair，1991）。并且，民族都是按社会性划分的，对于富有的居民而言是真理，对于穷人和那些最穷的人来说则可能行不通。并且，在发达国家中，儿童劳动力也并没有消失。只不过，童工在南方社会更为常见；他们参与生产性劳动更为常见，且其意义与其在工业社会中的意义有所不同。道格梅茨（Dogramaci）（引自Boyden，1991，第19页）对这种日常存在作出了生动的描述：
童工随处可见……不仅在市场，而是在几乎每个街角；从擦鞋的男孩到兜售报纸的小贩，从卖香烟的小贩和其他各种小贩到送信员；从几乎每个餐厅、咖啡馆里的服务生到各种商店和旅馆里的帮手。可以看到他们在守停车场，捡垃圾，在建筑工地运送材料，在汽车修理店或加油站工作，打扫办公楼的地面。甚至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许多不被公众视线注意到的地方工作：在许多小工厂中，或是在那些隐藏在城市的小巷中的企业里。
这些景象实在太平常了。在20世纪80年代，埃及旅游局用一张儿童采摘棉花的图片作为他们的宣传刊物的一部分，尽管当时成文法禁止农业部门雇佣12岁以下儿童（Abdalla，1988，第31页），但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整个劳动大军中有11％的人是10—14岁的儿童。
目前很难估计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童工，非官方的数据和官方数据的差异可达10倍之多。例如，在印度，官方数据显示有1000万童工，而工会的统计则有1亿。之所以缺乏可靠的信息，部分是因为官方的不关心和阻挠，这也表明关于劳动和儿童的定义还缺乏共识。但是，似乎有理由认为世界范围内童工的数量远远超过1亿（Fyfe，1989）。这些童工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大部分从事农业。
我们随后将呈现，具体的本土研究（BequeleandBoyden，1988；BoydenandMyers，1994）对于理解这些童工的状况至关重要，因为儿童劳动的内容和意义都高度取决于它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一些研究试图建立分析框架使儿童的劳动得到更普遍的理解，却没有从所有这些相应的环境中进行理论建构，因此它们在理论上是软弱无力的，并没有超越那种对不同类型的劳动的表面状况进行分类的做法。但即使是这样的尝试也已经相当困难：这一现象的复杂性意味着分类维度还有增加的趋势。尽管确认儿童劳动的决定因素对于指引深入研究是有用的，但这种形式本身倾向于关注被研究者的高度道德化了的优先事项、假设和考虑，而不是解释儿童劳动现象本身。在任何情况下，始终都有几个维度会得到特别强调，但这种强调的原因则通常是秘而不宣且缺乏权威认可的。
例如，罗杰斯（Rogers）和斯坦丁（Standing，1981）将劳动视为儿童所有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将劳动分为10个类别：家务劳动；非家务劳动；非薪酬劳动；契约劳工或包身工；雇佣劳动；边缘经济行为（marginaleconomicactivities）；学习；懒惰和失业；休闲娱乐；生殖活动。尽管这些类别涵盖范围很广（因此能够捕捉到各种各样的儿童活动），但这些类别似乎是临时性的，非常随意，并且类别之间也不互相排斥。另一方面，联合国对儿童劳动的分类则可能太过节俭最终变得相当简单，只区分出三个主要类别：
1.家庭内无报酬的劳动 这又进一步分为家务劳动、农业或牧业劳动如种植、收割和放牧牲畜，以及手工艺或家庭手工业劳动如木工或皮革制作。
2.户外家庭内劳动 包括农业或牧业劳动（可能是全职的或季节性的、地方性的或流动性的）；家务服务（当一名儿童进入亲戚的家庭并被希望进行家务劳动）；建筑劳动及在非正规经济中被雇佣或从事个体劳动。
3.家庭外劳动 这可能涉及被他人雇佣，包括包身工和奴隶，学徒，职业技工，商业、工业和类似的矿业中的非技术劳动等，以及家务劳动。它可能还包括乞讨、卖淫和色情生意。儿童还可能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如擦鞋和洗车。
显而易见，各类别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劳动是否在家庭环境中进行。
这里的假设是，儿童在家庭环境中劳动会比在其他环境中劳动所面临的风险要小，这种观点非常有争议，因为它意味着家庭生产是和农业及非薪劳动相联系的。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家庭”一词的含义也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忽视了家庭（family）、家族（kinship）和家户（household）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且，如怀特（White，1995）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清楚地证明儿童为亲属工作或和亲属一起工作所面临的风险较小。
那些关注特定地点童工状况的研究必须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因素：工作地点是城市还是乡村；是有偿工作还是无偿工作，报酬是货币形式还是实物形式；儿童是被他人雇佣还是自我雇佣；是为被官方经济统计所承认和收录的正规经济部门工作，还是为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是陷入了奴隶形式还是包身工；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在农业、商业、工业还是家庭空间之中。每个因素都会影响劳动的特性并和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一幅复杂的图景。
儿童的劳动行为最常通过儿童保护的角度来进行讨论，这又使得这些分析性问题进一步严重了。这些讨论采用了前社会学将童年视为成人有责任进行保护的时期的话语，并通常受到一种个人生理和心理发展视角的支持。它认为儿童劳动是和童年的本质相矛盾的，其存在的原因通常是经济的需要：
在南方，城市穷人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工作。在那些没有国家福利支出的地方，以及那些广泛存在自我雇佣和低收入、不稳定收入的地方，儿童劳动力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家之主失业时尤其如此……（在孟买）儿童的收入只有成人的1／2—1／3，但在超过一半的家庭中，他们增加了高达四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在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中，儿童的收入将家庭收入提升了1／2……（Boyden，1991，第117页）显然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像博伊登这样对“南方”儿童的日常生活现实有着真切了解的作者会非常谨慎地指出，经济上的压力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例如，她在班加罗的研究发现，许多父母都认为提早学习一门手艺是让孩子掌握未来谋生方式的最佳途径。与此相似，施德科罗特（Schildkrout）在她对伊斯兰教国家尼日利亚北部的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儿童的劳动对于社会和文化再生产至关重要。施德科罗特（1980，第484页）指出，要理解当代的儿童劳动力，必须“更详细地讨论它所发生的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性质……对儿童劳动力的评价必须根据儿童的整体生活来进行，特别是……未来的职业机会”。
显然，对童工“问题”的简单的解决方法如法律强制禁止，越来越被认为是有所欠缺的。强行将儿童赶出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导致更坏的结果（如使他们转移到卖淫活动中）。因此，许多儿童运动人士，特别是那些最贴近贫困儿童生活现实的运动人士，现在都将关注重点放在改善儿童工作条件和确保适当的规定，通过例如主张提供健康和安全服务，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BequeleandBoyden，1988）。
这一视角逐渐变为一个更为激进的视角，其出发点是认为儿童不仅有被保护的权利，还有参与的权利。这种视角认为儿童被成人排除在工作之外，其潜在含义是儿童的就业权应该得到扩大，以增进儿童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立场是对像工业化国家中劳工运动组织这样的团体的一种批判，这些团体把童工看作对他们这些成人自身就业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