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这两年走过的路,高建明明白“早日成财”的心态和财富严重爆发,致使自己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方面没能做出及时的正确规划。事实上,爆炸性利益早已吸引了无数高建明这样的精明人士积极参与私营外汇的地下领域,为利而动、铁打营盘流水的兵,这才是地下钱庄的经营者的真实写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积聚了一定的资金之后,纷纷转型房地产或者开工厂,摇身变为手握巨额资产的企业家。而高建明则快速聚财,又快速散财,没能及时考虑自己的后路,仍旧沉浸在便利的赚钱通道之中。
在他本该纷飞的时节,只慵懒地拍了拍本就不够结实的翅膀,结局就是,多年以后,原本应在桃花林里和同伴翩翩起舞,但实际上却落得孤独的草芥,遥望并向往着那片桃花!
事实上,即使再有风险意识,一旦过于贪图赚钱的便利,长期经营地下钱庄,则终究要遭到剿灭。就如后来的陈某那样,地下钱庄中,他是经营最好的,但最后还是祸起萧墙,一旦被抓获,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要不是他把大量的非法所得及时吐出来,就不可能轻易获释,返回香港。
高建明的路又在何处呢?
其实他自己也很清楚,倒卖外汇是货真价实的违法行为,因此,有些事情他也从来不做。比如,他从来没有买过房子。1989年到1990年间,深圳和蛇口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也就十几万。但他不敢买,因为一旦被抓,这些产业会成为负累。
另一方面,高建明觉得这一行的水太深了,自己也仅仅是在水面上游泳而已,深水里有什么,他还想一探究竟。
2 聪明的抢劫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深圳乃至整个东南沿海,渐渐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活跃地带,黑金白金遍地,特别是走私集团齐聚这一带,这让地下钱庄获得了“长足”发展。
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地下钱庄全面开花,经营形态也五花八门:广东、福建主要以非法买卖港币和美元为主,而山东、大连等地则以非法买卖韩币和美元为主;浙江、云南等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的地下钱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放贷为主,形式比较低调,通常以什么标会、台会、互助会等样板出现;分布在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的地下钱庄则以非法典押、非法高利贷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已被国家清理整顿后又转为地下经营的典当行。
但是不管地下钱庄生存模式如何变化,其实都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渠道--倒腾货币。
经济发展,地下钱庄发展,高建明当然也在发展。
但是还有一种发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抢劫模式也在发展!
时间来到1992年的夏天。
自从被公司查过一次账之后,高建明基本上变了个活法,花钱收敛了很多,不再那么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了。然而,钱庄生活还在一如既往的继续。
陈某的生意越来越大,即使在内地“圈里”,谈这位香港钱庄大佬的时候,大部分人的敬仰之情都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连带着,谈起邱国建的时候,佩服之情也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花香引蝶,树大招风。
一天中午,高建明正在单位办公室,突然电话响了:“高总,我是阿森,大哥出事了,请你来一趟云水茶楼!”
阿森是邱国建的贴身兄弟,马来西亚华人,据说从前是个马来特警,高建明很早就认识他。
高建明刚要多问几句,那边电话就挂了。
高建明赶忙打个的士来到他们常会面的云水茶楼,进屋一看,邱国建、14K泰哥、阿森都在,还有一个人坐在邱国建旁边,不认识。
看见高建明进来,邱国建冲他打了个招呼,旁边那个不认识的人只是用眼睛死命地盯着他,泰哥没说话。
高建明何尝不是八面玲珑,鼻子一皱,就闻出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对,显然不是什么小事。
高建明刚问了句“有什么事”,邱国建就打断了他:“阿明,这几天你都在忙什么,也没见着你。”
高建明说:“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还不是单位那些乱事,另外就是处理一些你交给我的小单子。”
“光是小单子?”泰哥说话了。
味道不对。
高建明刚要说话,邱国建说了一句:“我的解款车被抢了!”
一句话让高建明呆若木鸡,虽然大大小小经历过不少事了,但这么大的事儿还是第一次听说,一时间怔在当场,不知说什么好。
原来,经过几年的“良性运作”,邱国建倒腾现金已经土枪换大炮了,从1992年年初开始,在高建明的建议下,每当进行提现交易时,不再用原来那个烂面包车四处拉“货”,而是使用解款车!
高建明之所以有此建议,有自己的想法:一是邱国建生意越来越大,有时提现业务不客气地说,会超过银行某些分理处一天的交易量,烂车毕竟不安全;二是当时广东地区的走私和地下外汇业务风生水起,根据他自己的内部消息,已经引起警方的足够重视,特别是涉及现金交易时,量太大,很容易引起注意,但是一般人看见解款车,都会和银行联系在一起,绝对不会想到这是地下业务。
邱国建一听,这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做什么生意,都要敢为天下先。于是,在高建明的策划下,邱国建买了一辆车,然后自己找人搞了一把大装修,解款车就这么新鲜出炉了。从外表看,他的解款车和银行雇用的解款车并无二样,可谁又能知道,里面的钞票有时甚至会比银行一天所用多得多,装备要比银行解款车先进十倍!而押款人员也是自己多年的手下,一直跟着他摆平债务、跑单等黑道事情,个个都身怀绝技,安全可靠。
今天上午,泰哥和邱国建有笔交易,泰哥给邱国建开出了港币支票,要求在内地兑换提现2000万。
几年来,邱国建基本上是泰哥内地“融资”的独家代理,加上陈某香港方面黑白两道的关系,双方互相熟识和信任,交易从来没出过什么岔子。
2000万现金,能堆成山,邱国建怎么能有这么多现金呢?
不要忘了,邱国建在深圳就有400多个私人账户和100多个注册企业账户,加上广东和全国其他地区,账户不下几千个,当然,这些账户都只是邱国建在控制,户名绝对不会是邱国建,企业账户的股东名单里也很少有邱国建的大名。巨额现金就是通过每个账户里提取小额的蚂蚁搬家式的方式在一周甚至是一两天时间内迅速积聚起来的。
这天一大早,邱国建就派人把现金装上解款车,让阿森跟着车,去泰哥指定的地点交货。
结果,半路上,车和款全被劫了!
几个押款兄弟都受了枪伤,所幸没有出人命,阿森的头部也被重重一击,直到给高建明打电话的时候才算清醒过来。
高建明赶过来的时候,解款车已经找到了,不用问,车是空的!
现金被劫本来就当头一棒,更大的问题是耽误了泰哥的生意,由于没有及时拿到现金,境内的一批走私合金不能及时提货,也就不能到货给日本方面,这让泰哥大为恼火。要知道,日本方面和泰哥做生意的是赫赫有名的山本组!出这种岔子,可不仅仅是信誉问题,黑道的事,怎么摆平,就很难讲了。
有人可能会说,款车被抢,报案呀。
问题是,不能报!这不是银行的解款车,更不是正儿八经的明面生意!
好在多年的江湖关系,泰哥也没太为难邱国建,还出面找来了深圳某区的公安局副局长,就是高建明不认识的那个坐在邱国建旁边的人。
也可以说,这也算报了警!
几个人反复探讨,深入研究案情,把知道邱国建有解款车的人一筛选,疑点就落在了高建明身上。副局长大人不太清楚高建明和邱国建、泰哥究竟有多深的渊源,只出具了自己的理论判断:一、用解款车的主意是高建明出的;二、解款车总共用过三次,前两次高建明都在车上,只有这次他不在;三、高建明不是邱国建“内部员工”!
这下高建明满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
高建明只好表态,如果大家怀疑,他只能把自己留在这里,寸步不离,直到查明真相。
事已至此,没有他法。
其他人纷纷扛起调查任务起身离开,只剩下邱国建和高建明两人。
邱国建给陈某打了这么多年工,也还从来没出个哪怕是一点点纰漏,这次终于搞出个大的“生产事故”,怎能不郁闷至极?两人对坐无语,但邱国建心里始终觉得,高建明这个兄弟是值得信任的,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总会还他清白,到时候,自己再向他敬酒赔罪,给予补偿。
高建明其实也非常理解邱国建的心情,所有的怀疑点都确确实实集中在自己身上,他不仅没有对这份怀疑表示愤慨,反而非常沉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自从认识以来,这是头一次,两人整整坐了一天,没说一句话!
直到晚上,阿森回来了,线索也清楚了。
不过这线索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副局长除外!
抢劫的策划者,就是副局长!
副局长干这事儿确实也很有道理:第一,你又不是银行的款车,抢了就抢了,你还敢声张?第二,多年来,副局长一直看着邱国建财源滚滚,而他自己拿的那一份觉得还是不够多,你不多给,我就自己多拿。第三,出事了以后,你邱国建肯定会找我,我会找个理由,最后弄得查不出来。
他的理想可是说足够远大,心思也足够缜密,但百密之中,绝对有一疏,他没调查清楚这次款车运的现金是谁的。从这件事上也足可以看出14K的能量有多大,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幕后主使挖了出来。
不过邱国建和泰哥都对此事泰然处之,他们没有声张,追回款之后反而又给了副局长一大笔钱!
接着,一个月之后,副局长离开了深圳,再没有谁知道他的去向。
水落自然石出,高建明也“见明”了。
邱国建按照他自己心里的承诺,郑重给高建明赔罪。但高建明死活不受!
老大你要是当真赔罪,非要我接受,那我们的交情和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多年来一直心照不宣,我高建明虽然不敢自比关羽、宋江,但对“义气”二字看得绝对不比他们轻。兄弟之间有误会是正常的,真相大白就好,没必要实施那些繁文缛节,那反而会伤害兄弟感情。
后来邱国建郑重承诺:兄弟,我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没把你拉进来成为正式的钱庄成员,就是看重你这一点。哥哥我在圈里呼风唤雨,但在圈外难得有个知心兄弟。哥哥虽然不是刀口舔血,但你也知道这行的风险,一旦哪天哥哥出事儿,你在钱庄之外,就基本不会被牵连!
高建明心领神会:真要是有那一天,你的家人老小,就都是我的亲人,我养他们!
3 专业洗钱手
在中国央行,有个专门的反洗钱部门,一直很忙。
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入研究中国外逃的腐败分子是怎样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境外的。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陆续出现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的情况。逃跑有三种:逃命、逃财、人财全逃。
逃命不归反洗钱中心管,但是你要想把钱也拿到国外,那就要下力气研究你了。因此,他们梳理的是后两种逃跑方式。
多年来,尽管反洗钱中心很努力,一直本着以“获取非法资产”和“向境外转移资产”阶段为监测重点的方针,对大额交易特别是可疑大额交易进行数据库监测,而且也有一套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体系,但遗憾的是,一直也没有得出个像样的关于外逃腐败分子转移至境外的资金究竟有多少的结论,因此,民众也只能根据各方报道大体知道有这么回事,具体状况一无所知。
然而,反洗钱中心没公布确定数据,不代表就没人站出来说话。2011年6月,中国社科院突然披露了一项调研资料,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的国家事业单位干部、国企高管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