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过程来看，信用证的使用是开证行与承兑行之间的一种信用“对赌”，抵押物其实就是银行信用，这也就是所谓的信用支付。银行之所以会把自己的信用拿出来给别人垫脚，一方面，是基于信用证贴现利息的获取，另一方面，则是对企业信用以及金融机制的一个考量。企业平时的信用会直接折射到保证金上，通常比例为贸易额度的20%~100%，这些保证金虽然在账上时间较短，但蚂蚱也是肉，好歹对银行账面的流动数字也是个贡献。
对贸易双方来说，信用证可以有效避免货币兑付的烦琐，缩短结算周期，基本上等于是现金贸易，各类票据都是银行代劳，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是个香饽饽，是支付的保证。
我们可以用一句演变的广告词来总结，就是“使用信用证，你好我也好”！
回顾我们前面介绍的地下钱庄，其本身业务开展也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的，而且这种口头信用甚至远超过白纸黑字，这一层信用加上信用证的信用，于是，信用证也自然成了地下钱庄套汇所追逐的目标。
信用没有问题，条款可以猫腻。这是地下钱庄使用信用证的一大理念。他们发现，依靠以前开展业务所积累的银行、金融部门等关系资源，开具信用证相当方便，可以把支付条款设定到最简单。于是，信用证套汇新模式风起云涌，成了地下钱庄借以帮助热钱出入的最佳通路。
将信用证套汇业务运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当属陈某经营的地下钱庄。
在陈某落网之前，广东云浮可以说是他的钱庄基地之一。他在当地拥有几个注册规模甚大的进出口企业。那时的邱国建虽然不是云浮地区的主管，但也多多少少见识过信用证套汇的“盛举”。
有一个时期，外汇管理非常严格，传统的地下套汇操作效率一度变得极其低下，这让陈某的内地业务遭受了不小的挫折。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某在地下钱庄经营方面毕竟浸淫多年，除了花样频出的汇兑业务之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银行内线，这对于他来说，比直接赚多少钱更有价值。因为一旦政策上收紧，很多其他小钱庄马上陷入生存危机，而陈某却还有不少的腾挪空间。
什么文章都是做出来的，但好文章必须自己做，抄别人的，在今天就叫“山寨”，或者也可叫做教授院长“抄袭门”，等等。
陈某这种手笔的当然不屑于“山寨”，在他的领导下，团队都普遍具有创新开发能力。很快，信用证套汇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模式就被开发出来了。
当年，邱国建去云浮觐见前来“总部基地”视察工作的陈某，恰好见识了一笔信用证套汇操作。总结起来，就两条：一、上边有人；二、内外也得有人。
当时，陈某利用其旧金山注册的公司与一家叫做吏得（Leader）控股的公司签订了一笔贸易额达600万美金的自控阀门合同。
这合同绝对是真的，但是，所谓的进口货物，绝对不可以是真的。
陈某之所以找这家公司合作，其实目的也挺上进--取经学习，借此机会弄清楚信用证套汇的门道。第一，他自己的公司远远满足不了找上门来的游资出逃的需求，第二，这家公司实属同道中人。
可能当时很多人还不清楚这家企业的情况，但如果再往后几年说起这家公司，深圳人就基本上都有所耳闻了。这家公司之所以后来出名，是因为赫赫有名的深圳某著名大商场租赁诈骗案就出自他们之手。仅在当时，其大老板廉某就已经雇用了十多个电脑操作员，专门负责制造各种造假合同和报表，然后以此来完成信用证申请；当然，还有一批专门的报关员，负责联系一些进出口企业，合作制造假进口报关单，用来实现信用证贴现。到其事发为止，廉某已经具备了轻松操作几百亿人民币资金的能力。
大鳄一合作，广东的整个水池子都有点翻江倒海。
吏得控股首先拿着贸易合同找到了银行的内线，内线平时吃喝玩乐不花自己钱，这个时候当然知道廉某要做什么。二话不说，只要求廉某交了贸易额10%的保证金（按当时的汇率8.27计算，是496万人民币），就开出了一张承兑条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且有保真密押的信用证（信用证金额一般要将贴息计算在内，以保证出口方收到的即期货款正好是合同贸易金额），并通知了陈某旧金山公司的账户银行。而陈某在旧金山的公司则早就准备好了信用证兑现所需的一切单据文件，过了几天就告诉承兑银行，货已经发到中国，而且向银行提交了汇票、商业发票、保险单、海运提单、装箱单等相关单据。旧金山的银行看到单据齐全，而这种信用证条件基本上等于无条件，只能非常有信用地马上兑现，这样，扣除手续费以及贴现利息之后， 贸易金额600万美元就顺利到了陈某的公司。
可能有人会问，陈某的公司怎么发货呢？
答案是：根本不发货。
因为，那些单据是早就制造好了的，而且，信用证的承兑条件极其简单，基本上等于是无条件兑现。
当所有单据回到中国的开证行时，银行内线人员早已迫不及待，但还是强压心头的激动之情，一方面淡定劲儿十足地给美国承兑行做了偿付，另一方面则通知廉某，承兑行货款已付，拼单已收回，带着货款余额赎单提货！
按照当时的官方汇价，廉某带足保证金之外的剩余货款以及贴现利息（均为人民币），去银行做了信用证了结。而在背后，陈某早已通过其云浮的公司按黑市结汇汇率1∶8.42（比官价高0.15元）将5052万人民币支付给了吏得控股。
至此，我们可以给交易双方算算账：
廉某，从陈某兑付的黑市价以及银行官价中，每美元挣得0.15元人民币，也就是说，600万美元的信用证经过他操作之后，汇率差价就有90万人民币！而按照当时的贴息率来看，仅有千分之几，加上信用证手续费，充其量也不过是30多万元，只要银行有关系，一个信用证轻松赚得至少50万！
陈某，支出5052万人民币，购得600万美元的外汇。而实际上，这600万美元一到账，陈某就又通过境外付汇的方式，将其中的300万美元分别打到福建某公司所提供的数十个海外账户上，而这个福建公司在国内同时按黑市付汇汇率1∶8.57（比官价高0.3元）将2571万人民币分散打到陈某几家公司的不同账户上；另外的300万美元，则打到广东一家急需外汇的企业账户，该企业通过境内账户按照1∶8.52（比官价高0.25元）的汇率付给陈某2556万人民币。
我们有必要说说这个福建公司。世上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可这个公司羊头是挂了，但不卖狗肉，卖的是人肉！
福建山高水远，是个天然的偷渡之所，类似案件频发。庞大的人蛇（偷渡者）队伍与旺盛的“出国”需求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蛇头。而蛇头们经过历代发展，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弄个渔船暗夜浮沉在茫茫海面的“偷渡”，而是组织严密、计划系统的集团化运作。但是人蛇生意中有个环节一直比较令蛇头困惑。偷渡归偷渡，但人蛇们渡过去，也得有最低生活保障，饭总是要吃的。因此，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蛇头们通常会代理外币兑换业务，这就需要和地下外汇市场打交道。渐渐地，他们也发展出一套人蛇境内付人民币，到了境外之后去指定的账户提取外币这样一种服务模式。当然，他们也会从中赚取一定的利差。
而陈某打给福建公司的300万美金，正是这个用途。也就是说，这家福建进出口公司，贸易货物其实没别的，就是人！
回头再看，陈某这个算术就很简单了：通过境外付汇的方式，把这600万美元一倒腾，就从中净赚75万元（2571+2556-5052）。
整个操作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和陈某的重臣邱国建在深圳操作传统套汇方式没有什么两样，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只有陈某一个人看得清楚，那就是他真正摸清了信用证套汇的操作模式，从而找到了一条为热钱出逃“服务”的优质路线。毕竟，热钱流量大，要保证安全抽逃，信用证方式是最佳选择。与他传统的地下换汇业务相比，信用证走的是“官方认证”线路，是监管部门眼皮底下的“正常”业务，只要打通银行环节，一切都变得如此顺风顺水。
因此，接下来的陈某，便彻底从与廉某的合作中抽离出来，开始了独立运作信用证套汇的新历程。一旦自己操作，这里面的利润就变得巨大无比。
还是以600万美元算，通过境内银行的内线人员，陈某交496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轻松开出几乎等于没有条件的信用证，然后通知自己的境外公司进行假发货，实现贴现，等到开证行通知赎单后，补齐剩余的贸易款4465万元以及30多万元的贴息与手续费，总共付出的人民币为4996万元左右。
之后陈某再通过境外付汇方式，按照比官方比价高3毛左右的汇率，在境内结取人民币5140多万元，这样，他一笔“贸易”就轻松获得146万元的利润。而他付出的成本仅仅是贴现利息与手续费。
可以说，信用证贴现的贴现利息相对于资金紧缺困难时期的银行贷款利息是相当低的，改革初期的资金贷款利息一般都超过年百分之十，而贴息只是千分之几，非常合算。
热钱出逃之所以看好这种方式，是因为信用证转款金额可以很大，而又不引起注意。更重要的是，利用信用证，可以借助假进口以及企业外向投资和交易等多渠道完成出逃计划，而且很难管制。
也许，地下钱庄经营者们还仅仅专注于汇兑赚钱这些概念上，不问这些外汇来源，更没有意识到，帮助巨额热钱出逃，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即使认识到，又能怎样呢？他们会就此金盘洗手？
未知数。
比如吏得控股的廉某，曾经一度在深圳某报社的大楼里租下足足一层，干的就是信用证套汇，并且利用获利资金以外商身份反过来在国内继续投资。早年深圳最大的迪厅就是他的，当时可谓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尽管后来廉某消失了，但也根本不是良心发现主动退出，恰逢其弟在澳门豪赌，涉嫌洗钱被抓，整个吏得控股受到牵连调查，最终其假外商的身份被揭露出来，彻底端了锅，遭到清算。廉某无奈，抑郁中选择外逃，直到如今，仍旧在清算人物的统计名单之上。
事实上，地下钱庄不光是境外热钱出逃会找到地下钱庄，外资企业在境内一部分超额利润，也会时时刻刻通过地下渠道汇到境外，除了利用信用证之外，还有一种模式，也值得相关部门警醒，那就是银联卡。
6 银联“雪中送炭”
游离资本逃得巧妙，也逃得辛苦。
到了2003年左右，国际热钱冲击中国已经引起了当局的重视，于是，控制热钱的举措也相继出台。游资被围，没了自由，要逃走相当艰难，于是只能选择短暂蛰伏。
但是，2004年的一件让国内金融界津津乐道的大事--银联卡业务高调推出，使得热钱“被开后门”，他们重新燃起了兴风作浪的希望。
银联卡说白了就是把各银行联合起来，内部搞一个互相偿付的机制，对外则提供一种及时交付的方式。也就是说，使用信用卡只要获得银行的“授信”，或者是个人账户上存款足够大，就可以无限额的在各银行支付，在国外也可以无限额的支付、提现。
例如，消费者持有中国工商银行发出的银联卡，在花旗银行取款500元。内部机制是中国银联先付花旗银行500元，而后再向中国工商银行要回500元，后者从消费者账户中扣除500元。如果账户中没有500元，屏幕上就会显示金额不足，拿不到钱。
银联卡和信用证的相似之处在于银行为了提升业务，都拿出自己的老本--银行信誉来做支撑，更高一级，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因此，银联卡业务开通后，只要我有足够的金额，就可以在国外支付提现，这就意味着四个字--难以监管。
到了后来，银联把业务从信用卡扩展到了其他账户，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老外，只要在中国的各大银行办理了人民币工资卡、存款借记卡，到国外银联受理的网络，尤其是北美或者其他地区，都可以直接刷卡消费，或者干脆从银行柜台直接取钱。
这意味着什么？
再明白不过了，凡是可以出国的中国人，全部放开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
这对有钱人以及出国人员确实是件好事。比如，二麻子在中国有100万元存款，也在工商银行办理了借记卡（都不用办理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到美国的沃尔玛肆无忌惮地当上帝（消费者）。如果他想把大把的资金变成美元，也不用再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费劲，什么申请外汇使用额度，什么兑换后再带出国外，还得接受关口的检查，所有这些，一律不用。只要拿着小卡片，去美国银行的柜台或者贴有中国银联标识的自动取款机上分批取款，美元就来了。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境外使用银联卡还非常实惠，用户根本不用再支付1%至2%的货币转换费，可避免多次兑换损失，而且自动柜员机取款的手续费也超低。
因此，银联卡业务在全球通用，从正面来看，是天大的好事，也难怪国内国际媒体以及金融系统自身对这事儿捧得如醉如痴、浑身酥软，因为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迈得更大了。
我们可以说，银联卡对中国经济的深远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什么事都怕但是。
2004年1月银联卡一推出，2004年5月，就有一票人行动了。
他们怀揣着到香港股市大展身手、大发横财的远大理想，在罗湖口岸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开往九龙的列车。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在香港炒股。
带头大哥深圳人老林其实早在3月就来过香港两次，主要任务就是踩盘子，摸情况。这次再来，已经胸有成竹。一到地方，所谓的旅行团就马上鸟兽散，然后各自借着在港旅游的短短几天时间，跑到证券交易所，借用香港亲戚朋友的身份开个账户，就玩起了港股。而且也是朝九晚五，作息规律，直到最后一天，在指定集合地点汇集，一起打道回府。
炒股团成员形形色色，但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持有当时来说非常时髦的银联卡，有的甚至是人手几张。到了香港，就分散在几十甚至上百台柜员机上开始疯狂提现，然后再汇入各自在香港的股票户头。
后来，内地推出了开放来港旅游“自由行”的政策，类似这种方式的内地资金越来越多涌向香港，目前来看，几百亿人民币的规模就算是比较保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