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冈
当“四人帮”还嚣张于台上的时候，外交部的一位司长每次到我家来，总是很少提及他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照例问过我和徐盈的健康之后，便尴尬地沉默了……
这尴尬的沉默，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本来是同一方的战友和至亲，活生生隔在了两边！一边是他一一弟弟、共产党员、高级干部；一边是我们一一姐姐和姐夫、记忆中的共产党员、现实中的“右派分子”，尽管早摘了“帽”！
总沉默也不像话，司长把手伸向刚刚洗净的苹果，并推开我递过去的小刀，连着皮就啃起来。啃了一个不等再让，又拿起第二个……苹果这般好吃？想他心里也必有隐衷。看来他不仅是司长，而且还是我的弟弟！每逢此时，我的眼睛总要发酸，为了避免泪水落在当面，我便时常借口厨房有事而离开房间。一一于是我站在院子里，临窗偷窥弟弟吃苹果，偷窥他和徐盈聊着真正无聊的话……我难过，缅想着往昔亲密无间的姐弟情，又深深埋怨事情已过去近二十年，弟弟还要和我们“划清界限”！但是后来，我终于同情起弟弟——在他被“安东尼奥尼事件”牵扯进去的时候。
安东尼奥尼一一著名电影导演、意共的党员，是有关方面已经决定了要请他访问并拍片，于是弟弟便履行了以司长名义签发邀请的例行手续……这到底算谁的责任呢？我搞不懂。1957年后，弟弟在我心中的形象明显起了变化一一他急遽地“稳重”和“成熟”起来，幼年间的稚气和青年期的朝气都已扫荡殆尽。他工作是一丝不苟并夜以继日的，但不能说就是无可挑剔，因为创造性越来越看不到了。是不善于创造？还是不敢创造？……且不管我是如何穷思冥想，反正我是见不到亲爱的弟弟了一一他已从司长的位子被拉下马，被遣送到京郊干校去看管劳动工具。尽管每个周末都可回城一天，但弟弟一这位正在过江的泥菩萨，却再不敢登上我家的门坎了。
幸喜没过多久，就盼到了那个举国狂欢的时刻！我们合家高兴一只为国家、民族能逃脱劫难而欢呼，却未敢期冀自己有朝一日会得到改正。而此际，弟弟被任命为驻非洲一个国家的大使，当月就必须和我们告别，和他那久患肝病的妻子和三个在外地的女儿告别，独自背着大使重任及因“安东尼奥尼事件”带来的耻辱去上任。为此，当弟弟急匆匆在“东来顺”举行告别家宴时，亲戚们纷纷起身祝酒，我却呆坐不动一一心潮就像火锅中的汤水那样翻腾！最后没奈何，把突然冒出来的两句话送给了弟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弟弟赴非的五年当中，我已获得改正，并重新担任了《旅行家》的主编。
当弟弟也终于洗清不白之冤并奉调回国的时候，我却因脑血栓躺在一间有十六张床的大病室中抢救。同来的弟媳在我面颊上轻轻一吻，使我从昏迷状态中醒了过来一啊，弟弟，我终于又见到了你！弟一弟向我的孩子问过病况，没顾上多谈，一一医生也不准他多谈，便匆匆告辞。不一会又乘车转来，一个人蹑手蹑脚把病房门推开条缝儿。，把侍奉床侧的外甥招出室外，交给他一盒刚从老战友处拿来的进口针剂，自己则从门缝儿外向我的病床凝视了许久，才转身慢慢走去……
当弟弟开始在另一个机关任职，我开始回家疗养之后，我们见面机会渐渐多了，我和弟弟的谈话又恢复到幼年间那种带有高度随意性的自由状态。我十分感慨：姐弟情上的裂痕能够得以弥合，当然是件好事；但出身于同样家庭、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亲姐弟，后来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境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姐弟天性不同所致？还是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差异所形成？我长期咀嚼着，思考着……终于欣喜地有了一点发现！然而我又必须先追述一些往事……
我长弟弟6岁。我们出生在一个曾经留日的植物学教授的家庭里。弟弟出生时，教书的父亲还在北京的教育部中兼了一份“视学”，恰与鲁迅同事。不久家道中落：举家迁回故乡苏州。我在苏州读完高中，毅然辞家返回北平继续求学，不久进入《大公报》，开始了漫长的采访生涯。由于我和徐盈的影响，弟弟自幼便读赶不少革命书刊，后来到北平上高中时，更接触到一些进步组织，并参加了救亡活动，1937年，弟弟高中毕业转赴武汉一一因我当时在武汉的《大公报》办事处工作。由于我和徐盈的介绍，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接见了弟弟，并介绍他转道延安，当了“抗大”学员。次年，我和徐盈在武汉入党，弟弟在延安入党。不甘国破家亡而热血沸腾，是培植我们姐弟情的共同土壤，同时参加了先锋队组织，使已经破土成长的姐弟情更绽开了鲜花。
抗战八年，我和徐盈在“陪都。重庆度过。弟弟先后在延安、五台等地锻炼成长。胜利后，我和徐盈转到北平的《太公报》办事处，弟弟在1946年也一度调到北平，参加军调部中共办事处方面的工作。在那一段时间，通过与弟弟及其战友的频繁接触，大大增加了我对解放区的向往，我甚至不安心继续以秘密党员的身份留在《大公报》，而想随同弟弟一道回解放区工作。弟弟明了我的心思，但又知道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只好隐瞒了离开日期不辞而别。
为此，我十分难过，使用我那不善于虚构的笔，写了一篇自传体小说《惆怅》，发表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我是这样描写女主人公方静在听到分别八年的弟弟，已从太行山来到北平向中共办事处报到，并马上要从那里来看自己的心情：八年了，这是一股地下水，在方静心上缓缓地流，暗暗地流，深怕它泪汨出了声音，或走漏了消息。战争把这小小书香门第的唯一宠儿带走了，且是带到那遥远的、在政治情况黯淡下说不得提不得的一个地方。在情况恶劣的时候，可以一年两年得不到一个音信。每当这种情形，便用自慰的猜想把一颗不安定的心稳定住了……整整的八年，弟弟该也由少年变成青年！姐姐呢，怕是作母亲的痕迹已然深镂在眼梢眉一角。，最大的变异不是容貌，而是旋转在头脑里不可捉摸的情绪以及不敢发掘的思想。弟弟游泳在延河里的照片，还并无多大改变。信里是不能也不敢谈得深长的，虽说自己也曾有过光明理想，可是几年的平淡生活，怕已和弟弟小脑子里所转所想断隔，夙日以为自己的理想的一半已然随阿弟带走，今天幸从天外飞回，却又慌张得不敢接受了……当穿了一身灰色棉军服，睁着流萤一般眼睛的弟弟站到方静面前的时候，我让这个大兵对自己那双变得十分粗壮的大手，发出一片直抒胸臆的谈话：弟弟呷了一口姐姐倒给他的茶，从一双手谈起：“看我这双手！这手是参加了生产劳动的成绩！满是老茧，可是有用的！我们太行山也有成百成千的吴满有一样的好庄稼汉，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的知识太多了，认识的中国农村问题太多了。去年我突击成绩多打了两斗五升，捐做公粮啦，就靠这双手还挣了个一一”说时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胸章，上面是一对亿万人认得出的小小头颅。一文一武。这两个小小浮雕头像在十余年前内战烽火里，便已有了每颗若干元的定价。“把这送给我小外甥当见面礼吧，给他挂在围嘴上多美！”……这个送浮雕头像的细节，我是在见到弟弟之前，早就孕育在胸的。夏吉吉同志原是我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时的同学，后到解放区搞妇联工作。她早在弟弟之前来到北平，当面送给我这枚朱毛并列的头像，并郑重告我这是她参加大生产运动成绩优秀获得的奖励。
《惆怅》在《大公报》刊出之后，朝野震动。国民党方面觉得《大公报》这家一向标榜“中立”的报纸，竟然刊出怀念“匪区”、“匪民”的文章，真是胆大包天！而广大读者则对作者抱有深深的同情。清华大学中文系李广田曾引用此文讲课，杨刚在香港读到此文，感动之余还托人带了一段锦缎给我。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乘回延安之际，特地召见了我的弟弟，嘱他写信安慰我，并赞扬这篇文章“把革命感情与骨肉感情结合到一起了”。
建国之后，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和《旅行家》杂志工作，徐盈改行到国务院做宗教事务工作。弟弟却被派到驻瑞士使馆去了。在其后的七八年中，只有1955年弟弟回国休假的两个月里，我和他各携子女一道南游苏沪，重忆童年生活。这两个月倒真应了陈老总“一闲对百忙”的诗句，仿佛是一曲田园交响乐中的抒情慢板。我当时哪里想到，姐弟情已平和发展到顶点了。
弟弟1957年初回国，即分配到颐和园附近的一个机关工作。我们未及见上几面，“运动”就伴随着夏季的雷雨爆发了。很快，我和徐盈戴着“帽子”分别去河北和湖北的农村劳动，弟弟虽然无恙，却更加谨慎地在原部门工作。我在农村能偶然地接到弟弟来信，但信封上却刺眼地写着“彭子冈女士收”！要是按我过去的脾气，真想一把撕碎！但毕竟是挫折教训了我一一我默默地撕开信封，总希冀从字里行间获得一些来自骨肉的温暖……然而我失望了，弟弟的信像那种年代的社论一样缺少温馨。每逢此时，我便又愤愤不平：像弟弟这样机械地按照指示精神办事的人，也太缺乏个性了。尽管能保住平安，但不知他心灵中可能保持宁静？！我得不到答案，只意识到姐弟情已经荡然无存。在以后越来越走向绝对化的年月里，我只有通过违心的自我批判来压抑痛苦一一“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姐弟情，标榜它就是鼓吹人性论”……
又过了若干年，我的境遇有了微弱好转；社会上和工作中的诸多实际问题，也促使弟弟有所思考，尽管我们双方都力图联络感情，但是被彻底摧垮的姐弟情，是很难得到真正的修复的。
“史无前例。”一开始，我家倒还平静，弟弟却被戴上高帽游了街。还听说他回家后把高帽完整地藏到卫生间的高层隔板上（是想到以后还要用吧？）然后洗净脸，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妻子面前。当被问起挨揪原因时，他虽实在找不出答案，却仍然真心诚意地一再表示：“尽管自己一时不能理解，但绝不能怀疑他们的大方向……”弟弟是何等善良和驯顺，然而机关中的造反派还是不肯放过他，硬说他1946年在北平工作期间有叛变行为，并派人四处“外调”去寻求“根据”。这时我十分害怕一欲加之罪，何患无诃？！同时又有点糊涂一一弟弟常年注意坚持延安工作作风，怎么也会不管事了？幸好过了不久，弟弟作为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首批被结合的干部之一，被安排到外交部做了一名司长。据说，为配备这个人选，曾提了三个名字呈报总理，总理则圈定了弟弟。此后那几年，弟弟是相当劳碌的，常陪总理飞来飞去的。我在寂寞的房间里，每逢看见电视中弟弟那一闪即逝的身影，就忍不住在心中大声呼叫：“弟弟，你就跟定总理，好好地干吧！”
往事都已过去。叹息、埋怨、愤怒乃至诅咒，对于已成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实际意义。我只求一条一能够明白过去了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于自己便能心安理得，对后人也算是种启迪。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吹出一片新绿，同时也使我最终解开了那个系死多年的思想疙瘩。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琢磨弟弟所经历过的途程一一从基本相同变成大不相同，又从大不相同变成基本相同。第一个“变”属于历史的反动，第二个“变”则是飞跃！作为革命者，不论其战斗的场所是在延安或是西安，首要任务都是阻止历史实行反动，而促进历史进行飞跃。就在这阻止或促进的过程中，势必会付出代价。可不是吗？现在在我和弟弟的躯体上，在我们的姐弟情上，不就明显地留有疤痕？当我们今天去抚摸时，’正如老友萧乾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没有了生理上的疼痛，剩下的却只是一片仿佛还值得骄傲的、平滑而光润的疤痕”。确实，在我们这个大时代中，不经过搏斗、不在自己躯体和感情上留有疤痕的人，恐怕是太少了。问题是当自己（或别人）受到创伤之后，如何予以正确的对待！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我们因陷于不自觉状态而长期精神上受到痛苦，肉体上受到折磨。今天应该庆幸的是：痛苦和折磨使我们聪明起来了，使我们坚强、坚定起来了！我们已从那平滑光润的疤痕表面一一（那不是历史的明镜吗？）一一给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为自己、弟弟及一切战斗者躯体和感情上留有的疤痕，感到光荣、幸福和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