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新春佳节之际，我不好串门，仍习惯地守在我的“不闲居”室内读书、作画。一日，接到邵灶友给我打来的电话，说他近日创作了一批新作，约我去他家看看，我欣然应允，晚上就去。
我和邵灶友都是从皖南农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同在故乡那优美的自然景色、和睦温馨的家庭及忠厚、诚实、勤劳、善良的乡民们的优秀的品德熏陶下成长。靠着甘于寂寞、潜心治学、不懈努力、艰苦拼搏，凭着故乡那明山秀水赋予的勇气和才智，迈步闯入通往艺术殿堂的道路上来了。由于我家境不济，又幼年失慈，少年辍学，没能同他一样幸运地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和专业训练，但我不嫉妒，只有羡慕。我晓得，要赶上他的成就，我必须花气力穷追不舍，方可与他携手共进。我总是抓住向他学习的机会，一边读他的画，一边同他切磋技艺，从中得到启迪。
当晚，我冒着漫天细雪，准时敲响了邵灶友家的门。邵灶友正忙着作画，他的妻子胡纪云赶忙过来为我开门、让座、倒茶。
我真为邵灶友高兴，因为他有一位称职的“后勤部长”。我曾不止一次听邵灶友告诉我，他之所以能一心扑在工作上，工作之余又能一门心思钻研艺术，全靠她的支持和帮助，家务事全由胡纪云给承包了，这里还包括她对两个儿子的教育。
无须客套，邵灶友搬出一大摞画稿给我看，我先粗翻一遍后，再逐张细读时，我惊呆了。他的画笔墨意趣雅拙并存，湿笔取韵、枯笔留气、设色得体、艳而清逸，给人深而厚古、淡而深沉、墨戏骋怀、明豁勃兴之美感。只是画幅上不见华夏名山大川、茂林修竹，而是把我领回到久违的故乡——皖南。他的画全是山庄晓雾、小桥流水、深谷幽涧、奇花异卉，那般朴实、纯净、亲切、静美，赋有田园般诗意和浓得化不开的缕缕乡情，给人一种生活美和自然美的享受，令人遐思翩翩。邵灶友真正做到了“用我家笔墨，写我家山水”。诚然，邵灶友是很欣赏齐白石先生这句话的。
邵灶友的中国画山水作品，正是他本人心目中的审美理想在画中的集中表现，他自豪而又深情地对我说：“画的就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将信将疑，他的故乡有这等神姿妙韵？我很想到他的家乡去走走看看，体察和感悟一番。
说来也巧，就在当年暮春之际，我俩随省政协书画社采风团来到皖南。闲暇，他邀我陪他回家去看望兄嫂，我爽快的答应了。一天下午，我们乘车赶到绩溪县伏岭下村时，我被眼前的景色又惊呆了。这哪儿是皖南农村，分明是身在其境中，人在画中游。这座几百户人的村庄，具备着典型的徽州民居格局，结构严谨，精致典雅那密集的农舍，一律白墙黑瓦，山墙高耸，房连房，墙靠墙；那穿透村庄的数不清的一条条窄长的小巷，既幽静而又神秘，别有情趣。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环绕着村庄潺潺向南流去，据说是流向新安江去的。河面上小桥横架，木石皆有，各有风姿。河对岸是良田万亩，麦苗一片碧绿，菜花一抹金黄。远处群山兀立，峰峦迭起，峥嵘挺拔，翠色旖旎，似画屏般呵护着这一方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那真是山高崇，水长流，炊烟恋白云，田野飞歌声。归途中，我依旧沉浸在那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景境之中，脑海里它和邵灶友的画重叠在一起，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是景，哪是画了。是路边小河里戏耍的顽童们的欢笑声唤回我梦幻般的遐想，我真正感悟到大自然对艺术的潜移默化，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给了邵灶友几多灵气，送给他几多才智，使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位人民的艺术家。
1940年11月，邵灶友出生在这里。邵灶友告诉我，伏岭下村的前后左右，到处是大树林子，林子里的树要由几人手拉手才能围过来，十分粗壮，一棵紧挨着一棵，枝繁叶茂，遮天蔽地。就是在那严冬季节，这里依旧是郁郁葱葱，生机蓬勃。他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这些树林中度过的拾柴禾、捡蘑菇、采地衣、收野果，不亦乐乎。自从家中添了头小牛后，小灶友即成了“放牛倌”。
家人怕小灶友寂寞，在牛脖子上系了只小铜铃，牛一走动就会叮当作响。其实不然，小灶友和小伙伴一道，比谁都会打发时光，把牛一赶到河滩，让牛在滩下吃草，他们即跳入河中去摸鱼捉虾。每到傍晚，祖母就依门静静等候，只要一听到铃声，就高兴地对家人说：“灶友来家啦。”听灶友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齐自石先生曾画过的一幅《归牧图》来，画上题诗日：“祖母闻铃心始欢……”此情此景是何等相似啊。
1953年，邵灶友小学毕业了，因家境不济，还要负担哥哥在县中读书，父亲只好狠狠心动员他辍学去他舅舅经营的药铺里当学徒，小灶友傻眼了，他不愿离开学校，不愿和小朋友们分开，他想读书，他要读书。他哭着求助于哥哥们去说服老父亲，让他继续上学。正在这时，徽州师范来招生，老爸见是一所不需要多花钱的学校，即允许他去考考看，没料到，聪敏的小灶友一考就中。这年九月，13岁的邵灶友和同村的一批小朋友们沿着小河步行一百里，来到新安江边的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去求学。
从此，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这个农村孩子的面前，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诱人。但，愿望和理想往往是美好的，而现实又是那么不尽人意。他小小年纪，远离父母，只身来到徽州师范读初师，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学生们住在一座旧祠堂改作的宿舍里，大统铺。吃饭、上课又在另一个地方。那时的他不会料理自己生活，冬天遍体冻疮疼，夏天一身蚤子痒。欣慰的是，歙县县城是文风昌盛之邦，人的文化素质高和艺术氛围浓，特别是他的班主任兼美术老师，是一个经过正规美术教育的年轻人，他叫黄森。他教的素描、色彩、透视、构图等给了邵灶友美术启蒙。
当邵灶友读完初师那年，他的三哥邵增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汉中南美专。疼爱灶友的三哥为了让他也能走上艺术之路，经常给他寄来他画的素描、速写之类的画稿，给他作观摹和学习用，还不厌其烦地给他写信，评说灶友寄给他的字画稿，有意识地引导着邵灶友。难怪邵灶友对我说，他之所以能爱上美术专业，走上艺术道路，领路人一是他的启蒙老师黄森先生，二是他三哥邵增虎。
说起邵增虎，早在70年代我就知名。那时我常在全国性的美展上看到他的作品了，颇有印象，但就是和邵灶友对不上，不知道他俩是亲兄弟。这次陪他返乡，才听他嫂子说。原来邵灶友小时候是他三哥的“影子”，三哥到哪他到哪，三哥上山砍柴他跟着，下河摸鱼他跟着，就连晚上睡觉都要拱在一头。有次三哥同他在山上砍柴时，竟赤手空拳活捉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子。三哥为了多砍柴，即脱下上衣裹住免子，叫灶友送回家。小灶友太高兴了，一路小跑，谁知不小心被石头拌了一跤，手一松，野免跑了。尽管邵增虎很生气，也舍不得打小弟一巴掌。1951年，邵增虎以全县第二名考上县中，全家人都为此高兴，唯独小灶友不快活，他是舍不得让三哥离开他。当他老爸挑着行李送三哥去县城上学那天，邵灶友还哭了呢。他三哥在县中是优秀学生，文化课成绩非常好，特别是美术课尤为突出。初中毕业后到武汉投奔大哥谋生，没想到赶上中南美专开办，他竟被录取，后来又随美专迁址广州，美专升格为广州美术学院。邵增虎在校四年专科、五年本科学习时，没有忘记在家乡的小灶友，不停地写信给他，教他做人、学画。这位三哥对灶友在学艺的道路上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与促进。日后，邵增虎誉满华夏艺坛时，这位三哥的成功又大大鼓舞和激励着邵灶友。1955年，邵灶友由徽州师范毕业后分配在绩溪县科协工作，但由于三哥的影响他始终不忘美术理论的学习与实践。他曾多次配合形势宣传，帮助功县文化馆画了几幅大宣传画挂到了街头。1956年，在少年朋友的鼓动和县文化馆同志的推荐下，16岁的邵灶友来到了长江岸边芜湖市，报考省艺术学校，他又幸运地被录取了。当他捧着登在《安徽日报》上的录取名单时，高兴得彻夜不眠，当晚给在南方的三哥写信报喜。从此，这兄弟俩都走上了通住艺术殿堂的大道。就在这年金秋季节，邵灶友挑着行李惜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合肥市，跨进了省艺术学校的大门，开始了人生旅途的新起点。
据邵灶友说，他初到省城，那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滋味。那时的合肥虽没有今日之繁华，但毕竟是省会城市，比起山里的县城的确大得多了。他为自己高兴，能到省城学习是值得自豪的。首先是在这里能接受正规的专业课教学；再则，在这里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一切由国家供给。自己要下决心好好学习，不辜负家乡父老乡亲及远在南方的三哥对自己的期望。
当时的省艺校设备是简陋的，在合肥市郊区的九里沟，教室是一座座用毛竹搭成的草房子，但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是雄厚的，从上海请来的孔小瑜、陆敏逊、王碧梧等诸位先生及本省著名书画家童雪鸿先生都在学校任教，这对邵灶友来说可谓名师高徒，在专业上大有进展。入学的第一年，由于邵灶友操行及学习成绩优良，经校务会议决定授于一等奖，并颁发了奖状。但，人生并非一帆风顺，1957年反右运动打破了校园的寂静，一批老师划为右派下放了，一批同学定为右倾被迫离校了，校内的学习秩序也同遭破坏。1958年，艺校虽从九里沟搬迁到合肥工业大学对面的新校址，可是又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全校也被卷进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高潮。当时的邵灶友任班主席兼炼钢班长，他无奈何为之，只好奉命带领全班同学走出教室，放下课本，整日里握着小铁锤、敲打着矿石。不仅如此，美术班的同学还担负着上街画壁画的任务，在合肥闹市区高高挂起一幅“端起巢湖当水瓢，那方干旱那方浇”的宣传画，就是出自邵灶友之手。紧接着而来的又是除四害运动，一茬接一茬。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着急，时光悄悄逝去，青春白白浪费，学业渐渐荒废，可又有什么法子呢？
每逢这个运动或那个运动的兴起，人们都是那么自觉自愿的投入，又是那么莫名其妙地参与，更是那么荒唐无主见地盲从着。
邵灶友和众多的同学们一道，只能艰辛地利用休息时间自学着。
正当邵灶友学而无望的时候，据说校方要保送几个优等生去浙江美术学院进修，以便将来回校任教，其中就有邵灶友。这消息对他来说真是天上掉馅饼，喜出望外。但就在这时，省文化局要在艺校选拔干部，学校怕出错，即忍痛割爱让这几位优等生接受挑选，邵灶友被选中，分配到了《安徽文化报》从事美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