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４年元旦，卡夫卡写信告诉菲利斯，这是她提到离开柏林、同他结婚给她造成的损失。但他又大胆地说，这是"整整一年以来，我一直试着使你相信的"。来布拉格同他一起生活意味着结束她在柏林的工作。他猜想，在她看来，布拉格只是一座"省城，这里的人使用一种你不熟悉的语言"。菲利斯将进入"一个官僚的，甚至不能称之为十足官僚，只能说是相当资产阶级化的家庭，很多事情都会让你操心……你将离开柏林的社交生活，离开你的家人，终日和一个忧郁、沉默的丈夫相伴，他仅有的一点点快乐在于一种天职，而这种天职必然使你觉得陌生。"卡夫卡不喜欢菲利斯用决断的口气谈到"过重的负担"，谈到如果他们结婚就会造成比例失调的损失。他说，在他这方面，从来都不是"损失"的问题，"我如此爱你，如果你曾清楚地表明你有一点点喜欢我，我早就同你结婚了。"他强调，他希望实现的惟一一种婚姻是平等的结合，双方都没有任何损失。这就等于他向菲利斯提出挑战：或者放弃结婚的念头，或者相信他的话。她说过，他应该"活在更真实的世界中"，"像你亲眼所见的那样看待事物"，这说明她并非没有看到他的缺点。他回信说，对人不能苛求，总而言之，"我爱你，菲利斯，我将向你奉献我作为一个人的一切优秀的东西，以及使我成为芸芸众生中一个活物的一切东西。"
卡夫卡借阅读歌德的传记和威廉狄尔泰的《体验与诗》排遣苦闷。接着--我们并不清楚什么东西起了摧化作用，可能是为了响应布洛德，卡夫卡突然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在１月８日的日记中写下了大段的思考："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和我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应该站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只要能呼吸就很满足了"。考虑到卡夫卡曾坚定地研究（并且仍在坚持研究）犹太教，尤其是１９１１年他结识了东欧犹太人，这种思考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他对犹太教遗产的拒绝。在更大意义上，这是一位作家在焦急地为自己清理一块空地，以便解脱宗教信仰的束缚，自由地思想和创作，这可以参照卡夫卡的同代人詹姆斯乔伊斯在《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１９１６）中表达的思想：超越语言、宗教和国籍。但是卡夫卡没有像乔伊斯那样选择"放逐"之路（如果卡夫卡选择了这样的道路，结果将会怎样呢？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是留在布拉格，从来没有尝试伊卡罗斯？那样的逃离。（１９１３年秋天，卡夫卡到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湾旅行时，乔伊斯正在当地教英语，但他们认识的可能性极小，或者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卡夫卡自问："我面临着很多种可能性，但它们的基石何在？"
在这些漫无目的的日子里，卡夫卡收到了《变形记》的校样，总算有了一些事情可做。卡夫卡又读了一遍，对这篇小说很反感："结尾不堪卒读。几乎从头到尾都不够完美。要是我当时没有被那次出差干扰就好了"。这个时期，卡夫卡开始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大约在这时，奥地利著名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找到了他，希望卡夫卡为他主编的杂志投稿。卡夫卡拒绝了这个请求，并责怪布洛德不该向穆西尔提供自己的地址。
一天上午，卡夫卡刚抬脚迈出奥培尔特公寓的电梯，就突然感到他的生活"仿佛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要求每个犯错的小学生把一个毫无意义的句子抄写很多遍……十遍，或者一百遍"。他总是有一种受到惩罚的感觉--这种感觉明确而又毫无道理可言--为他犯下的某种罪责而受到惩罚。这是《在流放地》和《审判》中的世界。菲利斯仍然使他痛苦，部分原因是她开始责备他，打破了他对自责的垄断，同时也因为他再次写信要求得到她的爱，而她没有回信。圣诞节期间，卡夫卡在布拉格见到了厄尼斯特卫斯，请他给在柏林的菲利斯带去了一封信，并向他报告她的外表和举止。卫斯照做了，但菲利斯仍然保持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卡夫卡把自己的焦虑部分地转移到格蕾特布洛赫身上，把她看作菲利斯的替身，给她写了大量书信。同早期写给菲利斯的那些信一样，他提出大量详细的问题，询问她都做了哪些事情。２月初，菲利斯终于打破沉默，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同第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时一样"，他高兴得快要晕过去了，手里拿着的苹果也掉到了地上。然而，他仍然为那句"过重的负担"而饱受折磨，他不停地在回信中引用这个词，在给格蕾特布洛赫的信中也是一样。菲利斯的明信片是２月８日从柏林的安哈尔特邮局寄来的。卡片背后只有寥寥数语，而且故意写得很随便："过几天你会得到更多关于我的消息"，她补充说。然而卡夫卡越是反复阅读这张用铅笔写成的卡片，越是怀疑它是否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开始好转了。他告诉格蕾特，菲利斯之所以寄这张明信片，完全是因为她的干涉，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从这时起，耻辱成了卡夫卡和菲利斯两人交往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