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黄门王遵业，风仪清秀，从容恬素，若处丘园。尝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毁履以学之。可与郭泰折角巾作对。
世传宣炉由炼铜十二火，故有光彩。而云南丽江之铜甚精，曝以日光，即有光彩。安知宣炉非此铜所铸？宣炉世所重者，如鳅耳、鱼耳，雅式者也。亦有至怪之式，如波斯马槽者，而实出宣朝所作。
宋砚大抵不发墨。近年竭江以取下岩之石曰蕉叶白者，发墨如泛油。则知传世宋砚本非良材。砚取发墨，非止易浓，亦以作字有宝光耳。
宋之团茶，末之而加以香药，失茶之本味，极为可笑。而墨则必贵香，冰麝之值倍烟值。
造墨用独草取烟，独草则烟细，而烟非桐油不黑。墨工在徽、歙，而烟则产于楚地，彼处产桐子故也。
文衡山曾见一纸，广二丈。赵文敏不敢作字，题记而已。此必王家之物，不知纸工以何器成之。
墨之善者不独在烟，亦在于杵。墨料同而蒸磓多百日者则倍胜，更多更胜。李廷珪墨可以刮舌，殆亦以此。
墨用鹿角胶，非良法也。墨忌者卤气，鹿生深山中，其角犹有卤气，生海滨者更甚。但用黄牛之革，天泉漂之，至卤气去，煎之成胶，即以入烟最善。若寒凝之后更溶化而为之，即不尽美。故曰：胶新杵到。
古之车战，以一车统百人，万人只须百车统之。法甚简易。废车用步法，不得不密，密则烦矣。
古兵法只用车，驾车以马。故《周礼·夏官》称司马。国大则马多，故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
獠獞兵器，每洞各习一种。其习标枪者，铁刃重二斤，把围之木，一臂而开，发无不中。狼兵则专习筅。田州岑氏则习双刃，皆绝技也。邻洞莫非世雠，其精兵留以自卫，应调乃次等者。
西人风车借风力以转动，可省人力。此器扬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恒升车，其理即中国之风箱也。
中国用桔槔，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其制用一木柱，径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围于柱外，斜置水中而转之。水被诱则上行而登田。又以风车转之，则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于农事。苟得百金，鸠工庀材，必相仿效，通行天下，为利无穷。
中国鸟铳，利器也。倭人来，始得其式。倭人鸟铳之底不焊，焊者有失。作螺旋铁砧，塞之不炸，又可水涤也。近处有照星，铳端有照门，照星、照门与所击之物相应，发无不中，矢又去远，远胜弓矢。
宋之神臂弓，本弩也，名为弓者有故。弓弦必刮弩臂而行，弓力不尽于矢。神臂于臂之行矢处削而下之，弦得空行，力得尽于矢也。
龙蛰而起，其破墙屋，穴如碗许大，无风雷，无云水。蛟、蜃则乘风雷作大水出，而伤物甚多。龙故称为神也。释典言：龙有蛇形、马形、蛤蟆形者。又言：天帝宫殿在空中，乃龙持之。又言：龙能变人形，唯生时、死时、睡时、淫时、嗔时，不能变本形。又言：龙有热沙着身、烈风坏衣之苦，有金翅鸟吞噉之苦。
天龙为贵，海龙次之，江湖之龙又次之，井潭之龙下矣。
龙喜睡，数百年一觉，甚至积沙其身成村落。觉即脱神弃身而去，不伤于物。
神龙行雨以利物，毒龙为恶风以害物。
海中夏秋间，时有取水之龙。云断处如悬一带，袅袅而动。海运之道，每当龙宫而过，舟师识之，其水湛然，人不敢作语声。不知者发铳，则惊跃而破舟矣。
定海有龙夜归，目如双炬。指挥万姓者不知，以为寇警，发矢射之，伤一目。风涛大作，舟击撞而破者甚众。其后龙出止见一炬。龙于淫时不能变形，则非人所能匹。《柳毅传》亦不读释典者所作。
释典言：毒龙目光及人，其人即死。又言：以龙心念力，故水即沛然，则不在乎取水以成雨也。
龙以石为食，拏攫所及，石即如粉。夏禹凿三峡门、龙门，必是役龙为之，非人力所及也，故曰神禹。
陈宠曰：萧何草律，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实颇有违。此亦三王改月并改时之一证也。
上巳祓除谓之戒浴，见祓除疏。挚虞、束皙之对皆失引，或贾氏是唐人语。
明弘治六年奏准每科一选，不拘地方，不限年岁，待进士分拨办事之后行。令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里投送礼部。礼部阅试讫，编号分送翰林院考订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吏部该司仍将各人试卷记号名送内阁，照例考选。每科取选不过二十人，留不过三五人。
四
古人咏史，叙事无意，史也，非诗矣。唐人实胜古人，如：“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号长生。”“东风不假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诸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宋已后多患此病。愚谓唐诗宗旨断绝五百余年，此亦一端。
咏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须宾主历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当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为始祖，事固诬诞。天子五色车，用汉武甲乙日青车、丙丁日赤车事。周伯强引杜预《左传序》语，谓之“具文见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为高手。
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止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
《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从《国风》而出，纯是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笔”诗，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题为戏作，失正眼矣。
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鹰”、曹唐“病马”、韩偓“落花”可证。今人论诗，惟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庾子山句句用事，固不灵动；六一禁绝之，一事不用，故遂至于澹薄空疏，了无意味。
唐人有寄托，故使事灵；后人无寄托，故使事版。
刘禹锡云：“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借古以叙时事则灵动。武元衡云：“刘琨长啸风生坐，谢朓题诗月满楼。”实用古事而无寄托，便成死句。
建安无偶句，西晋颇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陈谓之格诗，有排偶而无粘。沈、宋又加剪裁，遂成五言唐律。《长庆集》中尚有半格体。
七言，汉人犹未成体，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体，至梁人渐近于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诗。
七言歌行始于六朝，其间有长短句，有换韵，音节低昂，声势穏密，居然近体，非古诗也。
《北史·卢思道传》曰：“周武帝平齐，授思道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杨休之等数人作《听鸣蝉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叹美之。”今读其词，居然初唐王、杨诸子。隋炀帝《江都宫乐歌》，七言律体已具，律诗亦不始于唐。
五、七言绝句，唐人加以粘缀，声病耳，其体未变于古也。
五言律诗，其气脉犹与古诗相近，至于七言律诗，则别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两句谓之联，凡四句谓之绝，非必以四句一篇者为绝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约有声病、守粘缀、无叠韵、不口吃者，八病俱离。
口吃诗，即翻也；叠韵诗，即切也。“古今贵经教”，口吃也；“屋北鹿独宿”，叠韵也。口吃亦名双声。
“独树临江夜泊船”，或本作“独戍”。愚谓大江中有戍兵处，可泊船，以“独戍”为是。后读《宋史·王明传》，见其地有独树口，不觉自失。
唐人以韵字之少者，与他部合之为通用。咍当与佳通，以隔一部故，遂与灰通，以致字声乱极。
韵本休文小学之书，以为诗韵，已误。今人又作词韵，谬之谬也。
人之作诗，必宗“三百篇”，而用韵反不宗之，岂非颠倒？
“东”翻“登”，“冬”翻“丁”，声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诸公强作解事，分为二部，后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异。
赵文敏诗，不独在元人为翘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传云：“以书画掩其文章，以文章掩其经济。”元世祖开国之君，所用当不谬也。
杨铁崖乐府，别是一种奇特之文，谓之乐府则不可，李宾之亦然。
汉人乐府多浓谲，“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选注”亦有引入乐府者，不知何故。
乐府，汉武所立之官名，非诗体也。后人以为诗体。
古人乐府词，有切题者，有不切题者，其故不可解。
少陵自作新题乐府，固是千古杰人。
大抵古人诗有专为乐歌而作者，谓之乐府；亦有文人偶作，乐工收而歌之者，亦名乐府。
乐府题，今人多不能解，则不必强作李于鳞。优孟衣冠，徒为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乐府中之别体，意者如后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乎？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律诗，近体也。其开承转合，与时文相似，惟无破承起讲耳。古诗，则欧、苏之文，千变万化者也。作时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诗者无不竟作古诗，可乎哉？
古诗，汉·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于建安。但举建安之名，以为宗极可也。
阮公《咏怀》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后，西晋已变，建安体绝于阮公。
西晋之《白纻舞词》不言何人作，那得下于汉人？
东晋竟无诗，至陶、谢而复振。
康乐，矜贵之极，不知者反以为才短幅狭，将为东坡如搓黄麻绳千百尺乎？
诗至明远而绚丽已极，虽不似建安，而别立门户，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志；作《刘统军志》，又作碑。东坡作《司马公行状》，又作碑。其事虽同，而文词句律乃无一字相似者。蔡中郎为陈太丘、胡广作碑，及为二公作祠铭，同者乃十七八。
韩退之作《博士李君墓志》，通无一语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谓其误服方士柳泌药下血以死，且援引数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虚中、孟简、卢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后世永为鉴戒。然古今碑志无此体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谱序》亦历数宋·窦俨、贾昌期而下数十人之子孙隆替，当亦效昌黎而作，然于晏氏亦有感激称颂语，不似昌黎之漠然于李氏也。
欧阳公《谢赐衣带马表》，东坡幼时，老泉命拟作，语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场屋出此题以试士，所刻程文则益该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复出魏征《谢黄金廐马》，则益工矣。余意谓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为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则无是语也。后见常衮集中有《谢绯衣银牙笏玉带表》云：“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膺良史之官；词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黼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然则唐世已有此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