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礼崩乐坏。
尤其是夹在大国之间、社会变革剧烈的郑国，上层贵族不管“周礼”是何物，“犯上作乱”几乎成为他们的日常任务。
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就跟着学，这直接导致郑国的中下层社会也出现“亲不亲，尊不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
原来那种“不公开、不成文、被奴隶主垄断、完全依附于周礼”的“刑法”已经治不了郑国这种毫无秩序的社会乱象了……
就在这国政纷乱衰败之际，郑国的子产展开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其中核心的举措就是推行法治。
今年三月，子产下达一个史无前例的政令，命人铸造了一只铁鼎，把“刑法”铸在铁鼎上（铸刑书于鼎，作为郑国的常法），并将之立于宫门之外，首次向世人公开“合法与非法、有罪与无罪”的界限。
【子产的刑书是对旧的礼制稍加改良，从根本上说还是维护礼制传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书”。
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贵族们纷纷表示强烈不满（贵族们反对的是“铸刑书，公布于众”这一形式。这对旧贵族的特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限制，使他们以后再难以罪行擅断和任意刑杀，因而他们恨不得杀了子产）。
首先向子产发难的是晋国大夫叔向（羊舌肸）。
叔向（羊舌肸）派人送给子产（公孙侨）一封信，开篇即痛心疾首地说：“当初我对你（在郑国执政）寄予厚望，现在你竟然铸刑书，我对你真是失望透顶。”
接着，他在信中对这种行为予以严厉批评，并加以指正：“从前，先王遇到案件就以礼制论事，根据事情的轻重大小来决定处罚，不制定成文法典，是怕百姓有争讼之心（争论而诉讼）。如果无法用‘礼制’禁止犯罪，那就使用道义进行防范，发布政令用来约束，运用礼仪做出示范，提倡诚信保持节操，心怀仁爱进行教化。制定禄位，是为了勉励服从的人；严断刑罚，是为了震慑作乱的人。这样做，还怕得不到效果，所以又用忠诚来教诲百姓，根据行为来奖励百姓，用专业知识技艺教导百姓，和悦乐色地指引百姓，还要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地对待百姓，用威严使百姓心怀敬畏，用坚决的态度判断百姓的罪行（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还要访求聪明贤能的卿相、明白事理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让百姓们过上有规有矩、有声有色的日子。如此才可以驱使百姓，而不致于发生祸乱。可是像你这样鲁莽地公布了成文法，老百姓知道了法律的具体内容（以前是保密的），就会对主上和官吏不敬重（成文法的公布，意味着“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秘密状态的结束，瓦解了过去“议事以制”的奴隶主贵族专断体制，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法规条例定罪量刑的方式）。那么，人人都会有争讼之心，抛弃礼义道德，而引用法律根据来为自己辩解，以此侥幸逃过惩罚，事情就难办了。”
【“礼制”真有那么理想的效果，天下早就大同了，人们自觉维持秩序，的确不需要知道具体的法规了……可现实中根本不可能】
然后，叔向（羊舌肸）还举了几个“刑法出现就代表末代来临”的例子：“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禹刑》。商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汤刑》（不能议事以制）。周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九刑》（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三种刑法都是在末世产生的。”
最后，他开始翻本子，数落子产：“现在您辅佐郑国，作封洫（前543年，划定田界水沟），立谤政（设置毁谤政事的条例），制参辟（制定三篇改革之法，具体内容已失传；据推测是刑事、民事、职官三个方面），铸刑书（公开刑法），准备用这些办法安定百姓，不是更困难吗（不亦难乎）？《诗》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抚定四方。《诗》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何必要有刑法？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将会丢弃礼仪而征用刑书。刑书的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到处充满贿赂。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要永无宁日了吧！肸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
（叔向重点强调的是传统礼制的优点，公开刑书的缺点。他忽略了传统礼制的弊端：对奴隶和平民来说，某一行为是否违制，违制又该如何惩罚，统统都是贵族们临事擅断的，奴隶和平民无权知道。这导致奴隶主贵族把持刑法于其手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随意迫害其封地内的奴隶、平民、非贵族出身的地主在内的平民）
子产回信说：“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没有什么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的事情（没有叔向考虑得那么长远），我只能挽救当下郑国的危亡。虽然我不能接受您的命令，但我不会忘记你的箴言，谢谢你！”
于是，子产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和做法。
士文伯（士匄）说：“大火星出现，郑国恐怕会发生大火灾吧！大火星还没有出现，而使用火来铸造刑器，包藏着引起争论的刑法。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个，如果不引起火灾，还能发生什么？”（呵呵，万一火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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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法的公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使法律由隐蔽走向公开，强有力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礼制观念以及社会秩序，开创了古代法制的新时代。
自此以后，法律的公开成为常态。
这符合法律自身的内在要求。
法律不应是少数人的私产，而应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公开调节器。
法律如果只是操持在少数执法者之手而不向外界公开，执法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就很容易形成凭个人好恶主观臆断的习气，难以自觉地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这样有法形同于无法。
法律制定后只有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晓，依法办事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以法律为准绳”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后世的法家主张“法治”，其前提就是法律必须首先公布。
作为第一个公布成文法的人，子产为我国古代法制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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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七日，郑国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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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公子弃疾到晋国去，这是为了回报韩宣子的致送晋女（前537年）。
公子弃疾经过郑国，郑国的子皮（子皮）、公孙侨（子产）、游吉（子大叔）跟从郑简公在柤地慰劳他。
公子弃疾辞谢不敢见面（不敢当国君之劳）。
郑简公坚决请求，他这才肯见面。
公子弃疾进见郑简公好像进见楚王（弃疾共而有礼），用驾车的马八匹作为私人进见的礼物（私见郑伯）。
公子弃疾进见子皮好像进见楚国的上卿，用马六匹。进见子产（公孙侨，亚卿），用马四匹。进见子太叔，用马两匹。
公子弃疾禁止手下割草、放牧、采摘、砍柴，说：“不准进入农田，不准砍树木，不准摘菜果，不准拆房屋，不准强行讨取。”
公子弃疾又发誓说：“有触犯命令的，君子撤职，小人降等（君子则废黜不得居位，小人则退给下剧也）。”
寄住的时期，不作暴行，主人不用担心客人。
一往一来都像这样，郑国的三个卿（罕虎、公孙侨、游吉）都知道他将要做楚王了。
韩宣子（韩起）到楚国去的时候，楚国人不出来迎接。
公子弃疾到达晋国国境，晋平公也不想派人迎接。
叔向（羊舌肸）说：“楚国不正派，我们正派。为什么去学不正派？《诗》说，‘你的教导，百姓都要仿效。’根据我们自己的办就是了，哪里用得着学别人的不正派？《书》说，‘圣人做出准则。’宁可以善人做准则，难道还去学别人的不正派吗？一个普通人做好事，百姓还以他为准则，何况国君？”
晋平公高兴了，就派人迎接公子弃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