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浮山愚者。他青年时积极从事反对当时腐朽的阉党斗争，几乎被太监马士英、阮大铖、王坤等诬陷致死。清兵入关后，下令搜索他，他不得已在广东的梧州出家，不臣服清朝。《药地炮庄》是他出家后的晚年代表著作，约作于公元1660年前后。“药地”是他出家后的僧名。“炮庄”是方以智用他的哲学中代表运动变化的“火”，对《庄子》一书的思想进行炮制。在书中他用愚者、炮药者、药地老人等笔名，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用方以智自己的话来说，他是采用“且劈古今薪，冷灶自烧煮”（《愚者智禅师语录》）的方法来读《庄子》的。就是说：他采用集中古今的知识，让它们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之中，对一切知识进行区别和取舍。他认为必须批判古人的谬误，才能总结出正确的认识。他对待《庄子》一书的态度，是“捆同漆园（庄子）之柴，一总送在炮药灶中”。（《炮庄·胠箧篇》）他怎样对《庄子》进行炮制呢？他说：“老庄……息火药也，圣人则燧薪斧灶，享其功，防其祸而已矣。”（《炮庄·外物篇》）就是说：《庄子》的哲学是一种“息火”的思想，《炮庄》的本意就是要指出它的错误，防止其祸害，发扬他的好处，再加以继承。他在《炮庄·大宗师篇》所说的“不为物惑”时，说：“不为物惑，不为人惑，则为天惑。”指出了庄子的哲学，否认了物与人的作用，最终导致只看到了“天道自然”的一面，即荀况所说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错误。他在评《庄子·逍遥游》篇中，针对庄子把“无”作这宇宙的本源说：
或问药地曰：大有人怕“无”字，何以“炮”之？曰：塞乎天地，谓之无天无地可乎？惟天至诚能化，谓天下至诚为能空也可乎？以无而空其有，以有而空其无，以不落而双空，以法位而空其不落，有知“一用二，二即一”之妙，本“冥”者乎？笑破漆园老叟，不得走索捕风，化作金山鸟王，只是一番怒笑！
方以智在这里用“塞乎天地”，就是说天地之间是由物质性的“气”和“气”所组成的万物充塞得满满的，怎么能说是“空”是“无”的事实，来驳斥了老庄哲学“以无为本”的说法。指出老庄是在耍“以无而空其有，以有而空其无”，以演出一切皆空皆无的把戏。他们把“无”抬到令其可怕的程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药地者，以智僧号也，以庄子说为药，而已则为药炮之，故曰《炮庄》。”基本上概括了《药地炮庄》一书写作的特点和意义。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称船山。他自幼便关心国家大事，常存忧国爱民之心。对当时那种“白骨纷战垒 ，连岁飞阜螽……盈庭腾谣咏，剜肉补疮痏”（《送伯兄赴北雍》）等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而“痛哭”。清兵入关后，他组织人民反抗清兵，失败后他隐居衡阳石船山，终身不仕。他从思想上总结了中国哲学发展在思维规律上的经验教训，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在他所著的《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书中，坚持用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对老庄哲学进行了总结和批判。
《庄子通》写成于1679年，《庄子解》可能是在写成《庄子通》之后便开始写的。王夫之解《庄子》的主要注意之点，是庄子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他在每篇之前，先写一个全文的提要，总括全文大意，每段之后，又再加以解说，力图把庄子的思维过程描绘出来，使读者能够了解庄子的本来面貌。如在《逍遥游》一文的提要中便说：
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止。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息，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已，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矣。逍者，响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吻合于《大宗师》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
《庄子解》卷一
王夫之在这篇提要中，把人生看做一个“游”字，从“有待”即依靠一定条件的“游”，而到“无待”地看破名、利、权势、尊卑、大小等界限的无条件的精神自由作为最终的目的，这是符合《庄子》这篇文章主题的。王夫之认为：庄子的《寓言》篇和《天下》篇，乃是全书的序列，尤其《天下》篇“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他以这两篇所表现的庄子精神面貌作标准，断定内七篇是庄子原著，而且还指出：这七篇文章，可能是庄子因惠施而作的。
王夫之在评解《庄子》时，首要方面，在排除《庄子》的评注中，那种“以儒解庄”，如****希逸在释《逍遥游》中说：“逍遥言优游自在也。《论语》之门人形容夫子只一“乐”字。［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嘉鱼》，如《南山有台》曰‘乐只君子’亦止一乐字，此之所谓《逍遥游》，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庄子释义》）完全把庄子儒家化。“以佛解庄”的，如在唐成玄英的《庄子疏》中，解释《齐物论》的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时，说：“寂相即真应一时，端坐寰宇之中，而心游四海之外矣。”这又完全把庄子打扮成为一位佛家人物。王夫之清理出以上二者，还庄子的本来面目。其次王夫之在解《庄子》时，还往往揭露出《庄子》一书中的错误，指出庄子哲学的失足之点。例如在《知北游》中，他在解释庄子的“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时，说：“精神生于道。道无也；精神，有也。然则精神之所自生，无所以然之根，而一因乎自然之力。 ”（《庄子解·知北游》卷二）就是说，如果按庄子哲学的本义，“道”就是“无”，精神产生于“道”这句话，就是把“无”作为精神所产生的“所以然之根”。王夫之不同意这种以“无”为本源的看法，他认为庄子的“精神生于道”，应该是精神“因乎自然之力”而产生的。他接着说：“自然者即谓之道，非果有道也。……自然者之无所以然，久矣。自然者，有自然而然之谓。而所自者，在精神未生之上，不可名言，而姑名之曰道。”（同上）经过王夫之的这一解释，在老庄哲学里，作为产生天地万物唯一根源的“道”，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天地万物未形成之前，那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它不是无，这样，实际上是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改造了老庄。王夫之还在《正蒙注·太和篇》中，批评了老子把天地看成一个空的大口袋，一鼓动起来便生出风来，于是变化无穷，从而产生出有形的万物，用这个道理来说明“有生于无”。王夫之反问道，如果是这样，请问：这个空的大口袋的鼓动者又是谁呢？老子是无法回答的。如果他承认有一个空的大口袋的鼓动者存在，那就会导致万物的根源是“有”，而不是产生于“无”。王夫之就是用这种办法在他的《庄子通》、《庄子解》和其他的著作中来解剖《庄子》和研究老庄哲学的。
在清代除方以智、王夫之这些哲学家研究《庄子》外，影响较大的还有郭庆藩所著的《庄子集释》。这部书是对郭象注、陆德明释文、成玄英疏三者综合之后，稍加一些自己的见解和吸收了一些当时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庄子》的原文，但此书缺乏对庄子思想进行分析研究，没有自己的学术见解，仅仅只能算是一部帮助读《庄子》本文的工具书。
到了近现代，也有不少的人研究《庄子》。廖平又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庄子》，他写了一部《庄子叙意》。俞樾从考证《庄子》一书的异文和音训入手，在他的《诸子平议》中，研究了《庄子》。但在这批研究《庄子》的学者中，影响大研究内容丰富的，则要算马叙伦所著的《庄子义证》。这部书对于《庄子》一书的字义、字形和异文、佚句，都详加考较。特别由于作者精于文字学，故在音训方面不但集中了前人的各种看法，而且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但这部书最大的不足，是略于义理，对《庄子》一书的思想，略而不论，未能使读者在他对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再深入思想，通过读此书，汲取《庄子》一书认识中的经验教训。
《庄子》一书对后人的影响，从汉代到近人的基本线索，大概如上所述。在先秦时期，除荀况在《解蔽》篇中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外，明显受庄子思想影响的，可能只有韩非在《解老》篇中所说的“天得之（指道）以高，地得之以藏。计维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圣人得之以成文章”。这段基本思想和词句，都完全出自《庄子·大宗师》篇，其他的人，则很少提到庄子。
关于《庄子》一书研究中的争论，可以说是从宋代苏轼提出《渔父》、《盗跖》、《让王》、《说剑》等四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东坡全集·庄子祠堂记》之后，便开始的。不过从宋到近代所涉及的，只是《庄子》一书哪些是庄周本人所作？哪些是他的学生或庄派学者以及西汉的人所作的这一个问题。而最近三、四十年以来，由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除原来的问题还在继续讨论外，又涉及了《庄子》哲学的性质、逻辑结构、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经验教训等问题。现将有关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综合于下，以供在进一步研究中作参考。
一、《庄子》书中哪些篇章是庄周的思想或其他人的思想问题
这个问题在近四十多年来，争论的意见可分为四派。
1.以高亨、张德钧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坚持自宋元明清以来，王夫之等人认为：《庄子》一书的内篇才是庄周所作，外篇、杂篇乃是庄周的弟子或庄派学者所作的这一看法。高亨在综合前人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六条理由：①《庄子》一书的主要思想，都集中在内篇之中，外篇、杂篇不过是对内篇的思想进行解释和发挥，未有超出内篇的新内容；②外篇、杂篇文章的气魄和风格都低于内篇，而且笔调极不统一，显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内篇的风格、气魄、笔调则基本一致；③内篇七篇的题名，实际上是概括全篇的要点，而外篇、杂篇，则是取篇首的二、三字为题名；④外篇《胠箧》中所说的：“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一语，应出自齐亡之后。齐亡之后，庄周早死掉了，因此这篇不是庄周本人所作；⑤杂篇的《盗跖》中说：“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周代自武王建国起，到东周君被秦庄襄王灭掉时，已是战国末年，因此当周的“后世绝灭”时，庄子早已不在人世，当然更谈不上作品了；⑥杂篇的《列御寇》中说：“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一个将要死的人，不能自己提笔写文章，显然此篇所引庄周的话，是庄周死后，他的学生追记而成的。（高亨：《诸子新笺》）
最近从刘笑敢在《文史》第18辑《〈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之新证》一文中，从概念的使用、思想的源流、文章的体例等方面，对内篇与外、杂篇进行了比较考察，证明内篇应是战国中期所作，而外、杂篇只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为内篇是庄周所作的这一论点，从另外的途径作出了新的有力证明。
刘笑敢认为：《庄子》一书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不是任意而为的结果，它反映了这三部分文章写作时间的历史客观分界线。刘笑敢指出：内篇与外、杂篇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概念的使用上，内篇中虽然常常使用道、德、命、精、神等单纯词，但却没有一次使用过道德、性命、精神等复合词，而在外、杂篇中这些复合词却反复出现。根据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是单纯词出现在先，复合词产生在后，而且在我国的先秦诸子书中，在战国中期或较前的《孟子》、《左传》、《老子》、《墨子》、《论语》等书中，均未发现过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最早使用这三个复合词的，是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因此《庄子》一书的外、杂篇，不可能是活动于战国中期的庄周作品，只能是庄周的学生或庄派学者的所作。
其次刘笑敢认为：在思想源流的关系上，内篇中反复宣扬“真人”的“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不伤”等奇异的观点，但对这些观点的实质从未解释，而外、杂篇的作者则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各种解释。《秋水》篇把“不热”、“不溺”的原因归之于机智和谨慎，解释为善于发现和躲避危险；《达生》篇认为这是“非智巧之列”，而是圣人“藏于天”（因任自然）的结果；在《田子方》篇中，则更说这是由于生死无动于心的结果。按历史和逻辑发展的顺序，论题、论点总是出现在先，然后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论证。因此，内篇应成文在前，外、杂篇应产生在后。
第三，刘笑敢从文章的编排和体例上，进一步指出了内篇与外、杂篇的区别。他说：在《庄子》全书中，记载庄周本人言行的文字共有二十九段。内篇中只有四段，均附于篇尾，外、杂篇****二十五段，大部分在篇首和篇中。这种编排的体例，只能说明内篇为庄周所作，故只阐述自己的思想而不记载自己的言行。内篇中的四段有关庄周的言行，是庄周的学生或庄派学者附在庄周所作的文章后面的。外、杂篇中则把庄周的言行作为楷模，放在文章的重要地位。因此，外、杂篇应为后期的作品。
此外，刘笑敢还不同意《庄子》一书内、外、杂篇的区别是由晋代郭象搞乱了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内篇与外、杂篇某些段落和词句有一些掺杂之处，但唐代陆德明肯定郭象本“为世所贵”，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轻易否定郭象《庄子》注本的内、外、杂的区别。
刘笑敢从上述几个方面对《庄子》一书的分析，为解决《庄子》一书，哪些篇章是庄周本人所作？哪些为其后期所作？开辟了新的途径，促进了这个问题更深一步的发展。
2.以任继愈为代表的学者，一反宋、明、清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内篇是庄周所作，外、杂篇为庄周后学所作的说法。他认为：内七篇，“这七篇不是庄周的思想，而是后期庄学的思想。因此，解剖庄周的哲学体系时，应以《盗跖》、《马蹄》、《胠箧》、《庚桑楚》、《渔父》、《天地》、《天运》、《天道》、《在宥》、《知北游》等篇为主，而以其他各篇中相类似的观点作为参考”。（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论》，第256页《庄子探源之一》）他所持的理由有下列几点：①司马迁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在这里所列举的几篇庄周的代表作品，皆不属于内篇而属于外、杂篇，可见司马迁看到的《庄子》便是这个样子，而将内篇中那些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神仙宗教思想挂在庄周的名下。②荀况批评庄周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可见“荀子所看到的《庄子》一书，不会是现在《庄子》一书的内篇，特别不会是《齐物论》、《逍遥游》、《养生主》……这些篇。……荀子所指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篇章，现在的《庄子》中是有的，那就是《天道》、《天地》、《天运》……这些篇。这些篇都在外篇……都和现在的《庄子》内篇没有关系”。（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论》，第259页）③《庄子》的外、杂篇都是以每篇开头的两字作题目，保持着古代的体例。内篇每篇都有一个中心题目，从时代上看，这种文章应晚于外、杂篇。④篇分内、外，始于汉初。《庄子》内篇，应当是汉初编辑成书的。两汉的习惯，图书之类的书，一般称为“内”，和这些学问有关的称为“内学”。内七篇从篇名到内容，都带有浓厚的汉代宗教神仙方术的特色。内篇的《逍遥游》、《养生主》、《大宗师》等篇名，都和纬书的标题十分相似。《庄子》的内篇，可以说是透露了一点汉初宗教神学（或称神学哲学）的“消息”。（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论》，第262页和287—2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