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20世纪的汉语消极修辞研究，我们发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即以功能为纲的研究范式和“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消极修辞研究人们采用的多是效果统领方法：以功能为纲的研究范式，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辞规理论的诞生，人们多采用“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
一、效果统领方法：以功能为纲的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消极修辞研究人们遵循的是《发凡》论述消极修辞的效果统领方法的体例，也就是以功能为纲，探讨消极修辞手法。1932年出版的《发凡》从表达效果着眼，把“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匀”、“安排稳密”作为“消极修辞最低的限度，也是消极修辞所当遵守的最高标准”。然而《发凡》对每种标准只是作了概括论述，或者说只是从“要求”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没有像积极修辞那样归纳出具体的修辞方法，亦即没有从“方法”的角度对消极修辞作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修辞方式研究不平衡的遗憾。不过，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对之缺乏明确的认识，继续承接《发凡》的研究思路。例如：1933年出版的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参照《发凡》体例，把消极修辞分为文义的精确、明了和文辞的平正、稳当等几类。1956年出版的周振甫的《通俗修辞讲话》以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为纲，用了很大的篇幅从选词、造句两个方面来阐述消极修辞，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也较为全面、深刻，如论述怎样才能做到选词“准确贴切”问题时，从“否定和肯定”、“意义是不是对头”、“范围大和范围小”、“分量轻和分量重”、“用意好和用意坏”、“具体和概括”、“对人和对物”、“强调和不强调”、“拆开和不能拆开”等九个方面展开。195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吕景先的《修词学习》，该书对消极修辞的研究较为深入细致。作者从用词正确、语意明确、文理通顺、结构妥贴、繁简适当、语言平易六方面论述消极修辞，而且每一方面都有好几个层次，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如“用词正确”，从词义与词性两方面进行论述，其中词义部分又从“词义是否堆砌”、“词义是否分明”、“用法是否适当”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再如“结构妥贴”，从“语言形式是否适切”、“用法是否妥当”、“上下语意是否衔接”、“条理是否清楚”、“重点是否分明”五个角度进行论析。另外，该书研究消极修辞还注意从病句角度切人、分析。如对“语意明确”，从表里不合（话说得不合原意）、义有两歧（既可解释为甲，又可解释为乙）、笼统模糊（不够适切）、语意费解、滥用等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该书无论是哪个层次的论述都着眼于表达效果，并未从“方法”的角度来归纳具体的消极修辞的手法。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姚殿芳、潘兆明的《实用汉语修辞》。该书特别重视消极修辞，用五分之四的篇幅来论述之。作者认为：“消极修辞是积极修辞的基础和土壤，一个人语言修养的高下，首先取决于消极修辞的水平。这，一方面可以从典范作家炉火纯青的语言工力主要表现在表达的准确自然、明白晓畅上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常见的语言病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多属于语法不通、用词不当、逻辑事理混乱上得到证明。而这两个方面显然都属于消极修辞的范畴。可见，要真正提高语言修养和运用语言的能力，首先要在消极修辞上下功夫，而不应舍本逐末一味追求辞藻。”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从“词语”、“虚词”、“句式”、“表达”四个方面，对消极修辞进行了相当详尽、细密的论述。不过，该书仍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消极修辞。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消极修辞的研究较已往有所重视，研究视野也有所拓宽，有的研究正例，有的研究反例，有的正反结合；从修辞单位来说有对句子消极修辞的探讨，也有对句群、段落、篇章消极修辞的探讨。对句子消极修辞的探讨可以吴士文《修辞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为代表。《修辞讲话》把“消极修辞”称为“一般性修辞”，用四种表达效果统领了26种修辞方式。这四种表达效果是：“通顺有条理”、“简洁无废词”、“明确无歧义”、“贴切有所宜”。吴士文将四种表达效果作为四个类，每类中概括若干具体的方式。如“通顺有条理”包含了“音节对称”、“就熟去生”、“成分完整”、“词有定位”、“成分配拢”、“列举得当”、“先主后宾”、“前后一致”、“摆脱纠缠”、“因果有据”10式，“明确无歧义”包含了“求同去歧”、“停顿无误”、“明确身份”、“交清数字”、“正勿变负”、“数限有序”、“分开叙述”、“严防暗换”8式。《修辞讲话》探讨消极修辞手法的全面详细的程度不仅空前，而且在同时期的专著、教材、论文中也是绝无仅有的a同时，该书各类分式，各式归类，把“类”与“式”放进一个系统中考察，为以后的“修辞方式系列化”的设想，为辞规理论的提出作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对句群消极修辞的探讨，可以张炎荪的《句群消极修辞简论》（《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郑颐寿、林承璋主编的《新编修辞学》（鹭江出版社，1987年）等为代表。它们都从“结构连贯”、“层次清晰”两方面论述，如在“结构连贯”方面，都强调了表述视点、叙述角度、人称的统一，强调了关联词语及句式类修辞手法的运用。《新编修辞学》又从“照应严密”角度对句群消极修辞手法加以论述，指出应当采用列举分承法、前呼后应法、复指被复指前后相应法等。《句群消极修辞简论》则另从“表意单一性”角。度论述了句意向心及节约使用话语的重要。对段落消极修辞的探讨，可以郑文贞的《段落的组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为代表。该书从“密切段落的内部联系”、“叙述角度的统一”、“段落语气”的顺畅三个角度论述了应采取的相应的修辞手法。如在“密切段落的内部联系”部分，从“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注意衔接照应”、“详略得当”三个方面作了相关的探索。对篇章修辞的探讨可以徐炳昌的《篇章的修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为代表。该书从“衔接”与“照应”两个角度探讨了言语表达规律。如在“衔接”部分，论述了应使用适当的关联词语、过渡句、过渡段等，并从六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使用过渡句、段的条件，从而避免了乱用现象。
20世纪80年代的消极修辞研究无论在丰富性还是在深入性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发凡》及其以后四五十年的消极修辞研究。但研究消极修辞的方法多数仍沿袭《修辞学发凡》以效果统领方法的体例，也就是以功能为纲的体例。用这种方法研究消极修辞，存在一些弊端：“1．它与积极修辞的表达手法为纲的体例不在一个平面上。2．不同表达效果有时可由几种修辞手法达到，探讨时难免造成手法的重复。3．认定某修辞手段达到了某种修辞效果是凭直觉的感受，科学性不强，探讨时难免造成手法的交叉混乱现象。”
以功能为纲的研究范式影响深远，如以“消极修辞”命名的唯一专著、华宏仪的《汉语消极修辞》（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一书仍作如是实践。该书既不重点讨论消极修辞的理论原则，也不侧重从方法、功能、结构角度总结消极修辞的规律。它主要是对病句进行探讨，它以从病句中总结出的消极修辞手法为纲，而后对各类病句进行分析，归纳病因，指出改正方法。
以功能为纲探讨消极修辞，其切人角度往往是“要求”或“改错”，这样研究消极修辞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弊端较多，难以使修辞方式系列化。
二、辞规理论：“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辞规理论，是对以往消极修辞研究理论的完善。它从系统观出发，认为应从“方法”的角度切人，用“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基本上避免了以功能为纲研究方法的弊端，不仅可以完善修辞方式的系统，而且可以使所有的语言片断在修辞方法上都做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
辞规理论所提出的用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其实质就是在《发凡》的修辞体系中，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进行对比研究，利用积极修辞的研究成果来建立与积极修辞的体系相反相成的消极修辞的体系。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有长处也有短处，正如潘庆云所说的：“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可以在积极修辞研究的成果上，比较快地建立起一般性修辞的体系，缺点是比较容易受到修辞学中某些传统观念的限制与束缚。”
辞规理论的创始人为吴士文。他的辞规理论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他在《辽宁师院学报》第5期上发表了《现代汉语修辞手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后收入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他认为以往的修辞学研究缺乏全面的观点，研究者多侧重静态的特殊性修辞分析，不重视静态的一般性修辞分析，现有的修辞手段的研究，对修辞现象无法做到全面分析。其实一般性修辞和特殊性修辞构成修辞手段的总体，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修辞手段失去任何一方都是不完备的：有些语言片断，只能用一般性修辞手段，却不能用特殊性修辞手段；有些语言片断，既能用一般性修辞手段，又能用特殊性修辞手段；有些语言片断只能用清一色的一般性修辞手段，却不能用特殊性修辞手段。吴士文觉得对一般性修辞仅用“准确、鲜明、意义明确、伦次通顺”来解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般性修辞的研究需要转向，除要从“改错”角度继续研究外，应把重点转移到“分析”方面来，他同时还提出了“称谓合体”、“并列分承”、“受事省主”等一般性修辞方式。在同年出版的《修辞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他分析归纳出4类26种一般性修辞的具体方式。这些都为后来辞规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4年，吴士文发表了《“修辞方式”的系列化》（《丹东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一文，提出了修辞方式的系统，包括一般性修辞的辞规和辞风，特殊性修辞的辞格和辞趣。他将辞规和辞格相对应，辞风和辞趣相对应，以之反映着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两大分野。这就正式把“辞规”作为和“辞格”相对应的一种修辞方式提了出来，并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阐述，同时还示范性地总结了“列举分承”、“称谓合体”、“事象升华”、“正面释言”四个辞规。吴士文的这种思想后又写入著名的《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一书，影响更为深广。
“辞规”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但可以强化消极修辞的规律性，而且还可以避免消极修辞研究中所出现的弊端，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说到消极修辞理论体系的完善，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早在吴士文之前就有少数学者对此做出可贵的努力了。比如1963年，东北师大中文系在编写教材和语言学名词解释的工具书中，就提出了把消极修辞的规律和手法叫“修辞律”这一术语，以此和积极修辞的手法“修辞格”对应。1979年，宋振华、王今铮在《语言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中，专门论述了“消极修辞和辞律”、“积极修辞和辞格”的内容。消极修辞的辞律分为同语音有关的辞律，同词汇有关的辞律，同语法有关的辞律三个方面。1984年宋振华等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吉林人民出版社）将一般修辞（即消极修辞）的各种规则简称为“辞律”，并将辞律概括为两种，即词语选用的规律和句式选择的规律。
不过，提出“辞律”这一术语的学者们仍是从“要求”的角度来研究消极修辞，而不是像研究辞格那样从“方法”角度来研究。比如上述《现代汉语修辞学》就将“词义要确切”、“感情色彩要鲜明”、“语体色彩要谐调”等看做辞律。这种从“要求”的角度来概括消极修辞的规律、模式，角度与积极修辞的规律、模式的概括不同，因此无法做到整个修辞方式的系列化，而且会出现很多弊端。
1987年吴士文主编《营口师专学报》的“修辞学研究”专栏，他以此专栏作为一般性修辞方式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在他的倡导和示范下，一批有志于这一研究的修辞学家和修辞工作者投身于这一意义深远的探索，一般性修辞方式的研究呈现出群花争艳的喜人景象，并且结出一批诱人的硕果。下面我们对20世纪80、90年代辞规研究作一简单的小结。
1．辞规的命名
给辞规命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按辞格惯例，用双音词语；二是用四字格，这种命名方式主要是考虑在命名上就区别于辞格，四字为辞规，二字为辞格，如此区别显目，而且，用四字比用二字命名或许要少费些踌躇。也有的学者两种方式都用，即给辞规命名时设计两套术语，一为四字格，一为二字格，如《辞规中的“以例释义”——“例解”》。
2．辞规的数量
辞规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营口师专学报》。《营口师专学报》正式刊发辞规论文是从1987年第3期开始，一直到吴士文逝世，共发表有关辞规论文五十余篇。此外，《修辞学习》、《鞍山师专学报》、《铁岭师专学报》、《丹东师专学报》、《阜阳师院学报》、《宁夏大学学报》等也发表了一些研究辞规的论文。
1987年以来，吴士文、陆文耀、胡习之、姚汉铭、周世烈、尹日高、汪启明、张万友、赵家新、缪树晟、李玉琂、张剑、王晓乎、党军旗、孙洪文、师松江等学者拟建辞规五十余个。现列举这些学者刊于《营口师专学报》的辞规论文的主要篇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