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明《换述》（1987年第3期），孙洪文等《比较》（1987年第4期），王晓平《比较修辞方式的结构》（1987年第4期），陆文耀《略说辞规的“引语”》（1988年第2期），胡习之《面中显点》（1988年第2期），党军旗《异花同根——因果辞规表示法》（1988年第2期），陆文耀《试拟一种辞规——提问》（1989年第1期），陆文耀《略说辞规“撇除”》（1989年第2期），吴士文《辞规中的“以例解义”——“例解”》（1989年第2期），汪启明《插补》（1989年第3期），陆文耀《口语中的辞规“补失”》（1989年第4期），尹日高《辞规中的“概述细说”》（1989年第4期），陆文耀等《辞规中的“共用”》（1989年第4期），万有等《略说辞规“同词重列”——同列》（1990年1、2期合刊），胡习之《同词异述》（1990年1、2期合刊），陆文耀等《一种常用的一般性修辞方式——对比》（1990年1、2期合刊），尹日高《两种辞规——分层表述与分列合叙》（1990年1、2期合刊），陆文耀等《辞规中的“列举”》（1990年1、2期合刊），赵家新《略谈辞规“同词反序”——同反》（1990年1、2期合刊），周世烈《辞规中的数量对应（对量）》（1991年第1期），陆文耀等《辞规中的“类比”和“省言”》（1991年第1期），车竞《一种常见的一般性修辞方式——比照》（1991年第1期），姚汉铭《顺序铺陈》（1991年第1期），缪树晟《总提分述》（1991年第1期），吴士文等《连动辞规表示法探索》（1991年第3、4期合刊），姚汉铭《出示形态》（1991年第3、4期合刊），周世烈《正反合叙》（1991年第3、4期合刊），李玉琂《列举单承》（1991年第3、4期合刊），陆文耀《节语》（1991年第3、4期合刊），缪树晟《合叙与分叙》（1991年第3、4期合刊），尹日高《静动定位和以愿相告》（1991年第3、4期合刊），周世烈《并列承代与并列省代》（1992年第1期），姚汉铭等《条件辞规表示法探索》（1992年第1期），陆文耀《辞规“录别”简介》，（1992年第1期），张剑《“追释”分类例说》（1992年第1期）周世烈《设件拓果》（1992年第2期），姚汉铭《假设辞规表示法探索》（1992年第2期），师松江《正反合义》（1992年第2期），万友等《辞规“文辞算式”——“文式”浅谈》（1992年第2期），周世烈《明域确延》（1992年第3期），姚汉铭《转折表示法探索》（1992年第3期），胡习之《试论“否全回环”》（1995年第2期），姚汉铭《关联显意》（1995年第2期），汪启明《辞规中的“照应”》（1995年第2期），王嘉民《试拟一种辞规——排列》（1995年第2期），缪树晟《穷猿奔林，岂暇择木——譬解》（1995年第2期），等等。
上述学者们所拟建的五十多个辞规，其中有的是否是辞规还值得讨论。比如“譬解”就不宜看作辞规，再如我曾拟建的“同词异述”，现在看来作为辞规不合适，因为它的艺术魅力较强。另外，这五十多个辞规并不完全是处于同一层级、互不包含，有的是包容的，甚至是同一的。
我们认为如果考虑到辞规内部的系统性，对所拟建的五十多个辞规排除掉其中具有一定艺术魅力的，剩下来的经过调整，大体还有三十多个具备辞规的资格。如换述、比较、引语、面中显点、提问、撇除、以例解义、插补、补失、概述细说、共用、比照、列举、列举单承、分层、合叙、类比、省言、名序、动序、时序、空序、总提分述、出示形态、分叙、节语、承代、省代、录别、因果、条件、假设、转折、追释、明域确延、否全回环、同词反序等等。
3．辞规的理论探索
20世纪80、90年代的辞规探索，学者们多注重具体辞规的拟建，有关辞规的理论探索稍嫌不足，只有少数学者注重辞规的理论建设，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士文、陆文耀和胡习之等。
吴士文是辞规理论的创立者，他的辞规理论主要表现在《“修辞方式”的系列化》一文（该文有关内容后来移植到《修辞格论析》一书中）。1989年，吴士文发表了辞规研究的重要论文《建立辞规，完善修辞方式的系统》，从辞规、辞格在修辞方式中的层次及其区别，辞规理论的理论和事实根据，辞规建立的目的和途径三个方面对“辞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修辞方式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在“积极修辞”中又分为“辞格”和“辞趣”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它符合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消极”和“积极”，“辞格”和“辞趣”，它们无一不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这种二分法，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方式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客观存在的特性，如事物的对立、事物的对举、事物的内部切分。也许由于时代的局限，陈望道缺少一个安定的环境，没能把消极修辞做一分为二地处理，在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中形成了一头轻一头沉的局面，使得修辞方式直到今天还没有系统化起来，而“辞规”、“辞风”的研究，正可弥补这一欠缺。吴士文认为要使所有的语言片断，在修辞方法上都能做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唯有在‘方法’上建立辞规之一法”。他还认为建立模式化了的辞规系统固然是难乎其难，但也并非没有捷径可走：第一，可从辞格转化为辞规的角度转出去一批辞规；第二，可从与辞格相对应的角度，归纳出大部分辞规；第三，可从与辞格无对应关系方面归纳辞规。吴士文的众多论述为辞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得后来的辞规研究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较大进展。
陆文耀是辞规研究的中坚，他不仅拟建了十几个辞规，以高产而闻名，而且还一直进行消极修辞、辞规的理论研究。1993年发表了《消极修辞是客观存在》（《修辞学习》1993年第2期），1994年发表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之“对立统一”辨》（《修辞学习》1994年第2期）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多角度地论述消极修辞是修辞的一个重要部分，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陆文耀1989年发表的《关于一般性修辞方式拟建工作之我见》提出了不少极有价值的认识与方法。他认为一般性修辞方式不同于特殊性修辞方式，二者的界限有相对的稳定性，研究一般性修辞必须分清二者界限。要分清二者界限又必须抓住“分界”的标准。两种不同修辞方式最容易为人们直接感觉到的，它们最主要的区别特征是它们的修辞功能。特殊性修辞方式不管是哪一种修辞格，都应形象、生动、有力，都有或强或弱的艺术魅力。一般性修辞方式只是以事示人、以理服人，不以形象感人，只要求表达得明白、准确、通顺、简洁。把握了二者“分界”的主要标准，就是抓住了关键，就能区别分辨即使在形式上相近直至相同的两种不同的修辞方式。他还认为由于一般性修辞比较接近于语法、逻辑，因而在建立一般性修辞系统的时候，必须从语法、逻辑的一些规律中得到启示。一般性修辞方式是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封闭系统，更不是孤立系统，它不仅在修辞系统内部（比如与特殊性修辞）有交流、转换，它还与语言学的各系统有交流、转换，甚至与邻近的思维科学逻辑有交流转换。从语法、逻辑甚至写作方法中接受启发，这并非牵强附会。陆文耀的这些认识无疑为辞规的拟建带来了很多方法论上的启示。
胡习之一直较为关注辞规的建设工作，1992年撰写了《辞规和辞规的研究》（载张登岐、秦礼君主编《现代汉语修辞专题》，海洋出版社，1993年），对“辞规”的理论根据作了有益的探索，对辞规的研究现状作了概述，并就辞规拟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98年发表了《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辞规》（《阜阳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文章就“辞规”理论的出发点、“辞规”理论的修辞观、“辞规”理论的哲学基础、“辞规”理论的修辞理论基础等辞规理论的重要内容首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概括，并对“辞规”的特征及与“辞格”的差别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2002年出版《辞规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后期的汉语消极修辞学》，对辞规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述与总结。
4．辞规拟建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拟建辞规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应注意辞规与辞格或语法、逻辑等规律的区别。从宏观上来说，辞规与辞格或语法、逻辑等规律是不同的，较好把握。但微观上，即具体拟建某个辞规时则往往容易忽略其差别，特别是容易忽略与语法、逻辑规律的区别。这在已拟建的某些辞规中似乎已有或多或少的表现。比如有的辞规文章说是描写语法学文章大概很多人都会赞同，为什么？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有的文章过于着重格式的描写与分类，而淡漠了表达功能的揭示。这样作为修辞方式之一的辞规在人们的眼里还是混沌的、模糊不清的，如此，不利于辞规自身价值的显现。因此在拟建具体的辞规时，我们应着眼于表达功能的揭示，探索每一种常规格式的表达效果，有意识地将辞规与语法规则等区分开来。这，或许更有利于辞规这个消极修辞方式系统工程的建设。
（2）拟建辞规应注意其一般的功能、结构、方法，还应注意其类聚的系统性。目前参加辞规拟建工作的修辞工作者们，基本上处在各自为战的局面，因而由于观点的不同，方法的有别，难免会对同一语言现象做出不同的处理。如大家拟建的五十多个辞规中，有部分辞规内容交叉，甚至重复。这就开创之初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什么坏现象，不过，就辞规这个系统的完善来说，如果我们在拟建时也考虑到其构成要素的对立统一，不使其过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对以后的分析、整理或许更为有利。这一点有的人还没意识到，而有的已意识到并在拟建中努力避免辞规的交叉、重复。比如陆文耀和陆嘉栋在拟建辞规“列举”时，特别讨论了“列举”与其他人拟建的辞规“面中显点”、“列举分承”、“共用”、“总分”等的区别。
（原载《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10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一辞规
辞规理论认为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一样也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消极修辞的研究也应从“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角度进行；消极修辞方式包括辞规和辞风，其中辞规是消极修辞的核心。这种理论建立在陈望道先生的两大分野学说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修辞的系统观念，承认修辞现象的两极对立，也承认修辞现象的中介现象。本文对吴士文先生所倡导的辞规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概括与探索，在相关阐释中明了20世纪后期汉语消极修辞学的研究。
一、“辞规”理论的出发点
辞规理论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完善修辞方式理论体系，二是全面分析言语事实。
1．完善修辞方式理论体系
1932年陈望道先生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修辞学发凡》，树起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修辞学发凡》明确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并且把修辞现象大别为两类：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消极修辞：明确、通顺、平匀、稳密
积极修辞：辞格（材料上的、意境上的、词语上的、章句上的），辞趣（意味、音调、形貌）
陈望道先生认为积极修辞包含有两种要素：第一，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第二，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他说：“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据此陈望道先生把积极修辞的内容分为两方面，一是辞格，二是辞趣。辞格涉及语辞和意旨，“比较同内容贴切的，其魅力比较地深厚”；辞趣大体只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比较同内容疏远的，其魅力也比较地淡浅”。
在辞格方面，《修辞学发凡》从汉语实际出发归纳建立了三十八个辞格，并从方法、功能、结构等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对比喻辞格，陈望道先生从语言材料的结构着眼，明确指出它由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三个要素组成，而表现在文章上也就有正文、譬喻和譬喻词三个成分。凭着这三个成分的异同及隐现，陈先生将比喻辞格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类。对辞趣，《修辞学发凡》从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消极修辞，《修辞学发凡》总结其总纲为明白，在内容上要做到意义明确、伦次通顺，在形式上要做到词句平匀、安排稳密。很显然，在消极修辞方面，《修辞学发凡》只是从“要求”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没有像对积极修辞那样从方法、功能、结构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从而留下了修辞方式研究不平衡的遗憾。正如袁晖先生所说：“跟积极修辞比较起来，陈望道对消极修辞的研究比较薄弱，所提出的纲领和内容比较概括和原则。其实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消极修辞是大量的，常见的。但是，陈望道研究得并不充分和深入，虽然其中有些例子选得很精当，有些论述语言也很中肯。这就形成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不成比例的畸重畸轻的状况。”
《修辞学发凡》之后，我国修辞学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几十年来的修辞学研究仍然厚爱积极修辞，忽视、冷淡了消极修辞。消极修辞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的薄弱环节。这期间虽有一些学者问津，但他们仍从“要求”和“改错”的角度着手，难以深入，未有突破。因而，修辞方式的研究仍然是积极修辞重，消极修辞轻，这种局面很不协调。
1948年左右诞生的系统论对很多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修辞学。系统论认为系统是为达到共同目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许多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由要素组成，要素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形成整体结构构成系统，而且系统和要素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由此观之，修辞学是系统，修辞方式是要素；修辞方式是系统，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是要素；积极修辞是系统，辞格、辞趣是要素。而消极修辞系统呢？传统的修辞学研究还没有归纳出与积极修辞系统相对等的要素，因此，它包括哪些修辞方式，这些修辞方式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何，人们并不清楚。所以，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修辞方式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
2．全面分析言语事实
就目前修辞研究现状来看，在众多的言语片断面前，用原有的修辞方式系统分析，往往会感到无能为力，常常会路断悬崖绝壁。比如有这么一个言语片断，一共十句话，按原有的修辞方式来分析，往往只能是这样：
第一句（比拟），第二句（？），第三句（比喻），第四句（？），第五句（反问），第六句（？），第七句（？），第八句（回环），第九句（？），第十句（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