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喻。“诗话”于比喻在诗中运用发掘至深，如对本体喻体的使用，《碧溪诗话》举韦应物《赠王侍御》曰“诗似冰壶见底清”，《杂言送人》又曰“冰壶见底未为清”，同一比喻，同一人使用，先言“清”，又言“未为清”，这种现象清代吴旦先说是比喻的“异用”，现代人钱钟书说是“比喻之两柄”，现在看来实际是运用比喻人使用“喻体”的心理基础，或好之，或恶之。且喻体有多种特性，是多面体。《鹤林玉露》又从本体研究比喻：“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罗大经举上诸例，又从本体“愁”方面说。可以用不同喻体比喻，均从重、大、多设比。五、明清修辞概说
“诗”和“文”一直是我国几千年来文学的传统形式，但后来也不过是文人手中的玩物，象牙塔里的天地。然而，明清以降，我国文字早已冲破“诗”“文”的藩篱，向最广阔的社会方面发展，以最具影响，而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宋人话本里孕育发展起来的小说，到明代已成为人物栩栩如生，性格鲜明，情节腾挪跌宕，生动曲折，语言从古白话系统向更通俗口语发展，结构环环相扣，首尾相顾，完整而又有变化的长篇巨制，到清代则又成为人物通贯全书，性格重在发展，结构更为严密，人物事件交错而又筋络相连，主次分明，丰富复杂而又浑然天成，高度艺术化的小说。这些小说语言“白话文”化，使它成为广大民众最乐于接受的文学样式。戏剧，在以前只是为广大民众喜爱和参与，到明代也为文人所喜爱和参与了。因而有了众多的文人杂剧作家，进行戏曲创作，使明代剧坛上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戏剧作品。因此明代修辞也是向着多样化发展，除了文人的“诗”“文”之外又有了“小说修辞”和“戏剧修辞”，这是明清修辞中的变化与创新。
（1）修辞论说出处及论著
宋濂，《文原》，《文说赠王生黼》，见于《宋学士文集》，有“辞达”说。
杨慎，《丹铅续录》，有“辞达”说，繁简论。
方以智，《文章薪火》，“辞达”说。
焦骇，《苏长公外集序》，“辞达”说。
王世贞，《艺苑巵言》，“辞达”说。
袁宗道，《论文》，“辞达”论。
归有光，《文章指南》。
高崎，《文章一贯》。
李腾芳，《文字法三十五则》，见于《李文庄公全集》卷九《山居杂著》上。
吴讷，《文章辨体》。
徐师曾，《文体明辨》。
黄宗羲，《论文管见》，见于《南雷文定》。
顾炎武，《日知录》。
魏际瑞，《伯子论文》。
方苞，《读史记八书》《古文约选序》《与程若韩书》，见于《方望溪先生全集》。
刘大櫆，《论文偶记》。
姚鼐，《古文辞类纂》。
章学诚，《文史通义》。
钱大昕，《与人论文书》。
汪中，《述学·释三九》。
俞樾，《古文疑义举例》。
谢榛，《四溟诗话》，见于《历代诗话续编》。
杨慎，《升庵诗话》。
李东阳，《麓堂诗话》，论诗主法度音调，极论剽窃摹拟之非。
王世贞，《艺苑巵言》。
费经虞，《雅论》。
王夫之，《薑斋诗话》。
叶燮，《原诗》。
沈德潜，《说诗啐语》。
王士稹，《带经堂诗话》，三十卷，就作诗实例，推较、指瑕、评驳，涉及各种诗歌语言修辞格，论及遣词造语手法。
袁枚，《随园诗话》，论诗尽举古今，广泛涉及诗歌语言种种修辞。
施补华，《岘佣说诗》。
赵翼，《陔余丛考》。
朱权，《太和正音谱》。
何俊良，《曲论》。
王冀德，《曲律》。
李渔，《笠翁偶集》。
梁廷枓，《曲话》。
（2）修辞研究及理论要点
①文论修辞
明清两代文派歧出，单就为文之道，各有主张，均有论说。明初李梦阳、何景明为前七子代表，首倡模拟古法，“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梦阳重气象格调模拟，与诗歌风格有关，而论及古人为文之法，则多言修辞之法。何景明所指也是修辞章法、修辞手法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则完全承袭前七子复古模拟观，在为文的修辞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创见。唐顺之则反对复古模拟，主张“本色”论，袁宏道是公安派，也反对模拟复古，认为为文应随时代而变化。清代桐城派修辞主张就是继承了明代唐宋派的观点发展起来的。但总的说，明清关于为文修辞认识，还没有超出前人理论、观念的范围，在指导为文实践中各有所侧重，各有一些不同的识见或体会。
甲、论“辞达”
孔子“辞，达而已矣”这句话，成为后来言及为文人所共论、经久不衰的话题。宋濂把“辞达”引申到修身、道德修养方面，是把修辞和伦理道德混为一谈。杨慎认为孔子所以提出“辞达”是恐怕人们沉溺在言辞的修饰中而忘记了“躬行”而提出来的，所以他认为孔子说“辞达”不是简单地说言辞通顺而已，他认为言辞还是应修饰的，举《易传》《春秋》为证。
方以智《文章薪火》从《尚书》《仪礼》《左传》等书关于对“言辞”论述中，看到政令之辞、礼聘之辞、使节之辞于不同语言环境对“辞达”的要求，说明“辞达”修辞的作用。焦蛇对“辞达”里“达”的理解是“心能知之，口能传之，而手又能应之，夫是之谓辞达”。
王世贞《艺苑巵言》：“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盖辞无所不修，而意则立于达。”王氏对“辞达”的理解又主要侧重于对意的达，这显然与孔子所说的“言辞”达相去甚远。
袁宗道打着孔子“辞达”的旗号是反对模拟复古理论的。复古派李梦阳在为文之道方面强调复古走向极端，认为连地名、官衔等也应取秦汉古名，其实这是单纯拟字摹句的复古。他指出今人读古书不通是因为“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的道理，认为古文都是通晓明白的，学“达”应学古文之“意”，不拘泥于文字。
清代章学诚对“辞达”的解说，则又有不同。他指出今人误解“辞达”“谓文取理明而事白”。认为对“达”应着重从“情至”方面理解。他以说笑话为例，同一笑话，有的人说了，听的人索然无味，另一人讲了，听的人捧腹，这主要是因为前一个讲笑话的人“情”未至，后者“情”至，“情至”就是“达”，并不是如有的人所说文辞使“理明而事白”即为“达”。
乙、论“繁简”
文章繁简亦为历来论说，争执不已。如杨慎就与前人不同，他在《丹铅杂录》中说：“论文或尚繁，或尚简。予日：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唯求其美而已。”就是说文章繁简，应以文章“美”的角度来评论，所谓“美”就是“辞尚体要”之类。“辞尚体要”是说言辞要适合各种文体的要求。
胡应麟论繁简，主张二者并重，二者的长短正可互相补足。
顾炎武在《日知录》“文章繁简”一则曰：“辞主乎达，不论其繁简也。”举《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有“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者，尽富贵也”一语重复，是有意为之，“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
方苞、刘大櫆、姚鼐、魏禧等人都主张当简。方苞曰：“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刘大槐《论文偶记》：“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刘氏实际给简约的文章提出更高的要求，“简”文不是简单省几个字，要做到含蓄。姚鼐《与陈硕士》：“作文须见古人简质惜墨如金处。”“叙事之文为繁所累，则气不能流行自在。”以惜墨如金比喻为文省字，文字累赘必然造成行文不畅。
魏禧在《日录论文》提出：“字约而义丰，词简而义明。”文字少，但不能使内容、意义、信息减少才是好文。举《左传·文公二年》“秦伯犹用孟明”一句，“犹”字就“字约而义丰”，因为一个“犹”字表达了五重意义：言孟明与秦人打仗又败（僖公三十二年败，文公二年春败）；孟明败而犹用，秦伯仍然相信孟明，当时人以孟明二败犹用为惊，君子感叹此事仍在一“犹”字。
钱大昕于“繁简”持论恰与方苞相反，“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方苞一味主简，甚至以为繁则不能“工”，只有简才能“工”，钱氏不同意这种观点，主张繁简并用。
丙、论字词句篇的修辞
顾炎武认为词语有今古，古不可今用，如地名有古名今名，官称有古名今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称这种用字上只是模拟复古的人是为“俚浅”。
章学诚于《评沈梅村古文》提出“辞洁”的观点，实际是说根据文体语体的特点，选用词语，用现在话说就是“选词”的消极修辞。不过章学诚说得有点绝对，“《诗》语不可人《书》，《易》言不可附《礼》”，根据语体选词是对的，但不能说《诗经》里的词，《书经》就不能用。因为语言里的词，是各种文体都可通用的，就看如何使用。
归有光《文章指南》论及章法，如“前后相应”，“总提分应”，“总提总收”，这些都是议论文的文章结构形式。归有光还分析了文章里的文势，比如“破竹势”就是在一定的地方使用排比句式，而句子里边各有一个重要的字反复贯穿其中，使文气势如破竹。归有光还提出文章结尾之法如“结尾有余”“竿头进步”等。
李腾芳《文字法三十五则》，其中有用字之法，即为文用词之法，能就词语活用、搭配探讨用词的效果。还论述了句子衔接法，如“接”法，有逆接、顺接。有的是“反复”修辞，即“复”法，还有语序、句序、章序等属于语序方面修辞，如“倒”法为顺序颠倒的字、句、章。
丁、论修辞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