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调查求证。当题材确定之后，即进入调查求证阶段。这是调查性报道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最为困难的阶段。山于调查性报道多为问题式报道，记者在采访中往往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有时甚至是危险。另外，调查性报道所针对的往往是具行争议的复杂的事件，材料的真实性需经多方求证。
调查性报道应从何处去获取材料？或者说从哪些方面人手呢？
一是事件当事人和相关人物处。如《车祸发生之后》就采访了作为原告一方的事件被害人的妻子、女儿、女婿（被害人葛德泽已逝），作为被告一方的肇事司机王新民，还采访了大量相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交警支队副队长、崇川区检察院检察长、崇川区法院原经济庭副庭长、市政法委副书记等。
二是与事件相关的公开发布的材料。包括法律制度、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等。三是未公开的内部材料或私人文献。如案件卷宗、日记等。
如《南方都市报》2003年轰动全国的有关“孙志刚事件”的调查性报道《广州一大学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遭毒打致死》，记者就广泛查阅了大量的公开发布的材料和未经发布的内部资料，并使用到报道中。
且看其对公开发布的材料的运用：
黄村街派出所的一位侦察员在填写审查人意见时写道：“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第九条第6款的规定，建议收容遣送。” 这一款是这样规定的：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应当予以收容：
……（六）无合法证件且无正常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而流落街头的；《规定》中还明确规定：“有合法证件、正常居所、正当生活来源，但未随身携带证件的，经本人说明情况并查证属实，收容部门不得收容。”
孙志刚有工作单位，不能说是“无正当生活来源”；住在朋友家中，不能说是“无正常居所”；有身份证，也不能说是“无合法证件”。
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很清楚记录着孙本人的身份证号码，但是在黄村街派出所填写的表格中，就变成了“无固定住所，无生活来源，无有效证件”。
孙志刚本人缺的，仅仅是一个暂住证。但是记者在任何一条法规中，都没查到“缺了暂住证就要收容”的规定。记者为此电话采访广州省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仅缺暂住证，是不能收容的。
再来看它对内部材料的运用：
3月18日晚上11点30分，孙志刚被收容站工作人员送到医院（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天值班医生在体检病历“外科情况”一栏里的记录只有一个字：“无”，“精神检查”一栏里的记录是“未见明显异常，情感适切”，初步印象判断孙志刚患有焦虑症或心脏病。
由于调查性报道所针对的往往是具有争议的复杂的事件，材料的真实性需经多方求证。
一般来说，公外发布的材料有很高的可信度，因为这些材料在发布前已经过严格的把关，发布后又接受社会各界的评价和检验。未公开的材料和文献其可信度要差一些，因为把关层次少或者纯粹是私人性的，且不经受公众的检验；人物访谈的可信度则较为复杂，因为各自的立场、利益不同，对事件的表述难免偏颇，当然也不能排除有的采访对象故意说谎。
与一般的报道方式相比，调查性报道更多地依赖隐性采访，许多优秀的调查性报道都是通过隐性采访来获取素材的。但隐性采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直受到众多的质疑。对于这一采访方式，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对于隐性采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有自己的信条和原则：“我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做一种常规的做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采取的手段。只有同时符合下述四条原则，才能采用秘密调查：（一）、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二）、没有其他途径收集材料；（三）、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四）、经制片人同意。”这段话无疑对任何一个准备采用隐性采访的记者都有借鉴意义。
3．写作。调查性报道的写作，要求记者客观地记录事实，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并且尽可能在文中清楚地交代新闻源，交代新闻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样做既可以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更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这一点是需要记者格外注意的。
调查性报道的力量来自于事实和真相，并不追求辞藻的华丽和文笔的优美，因而多用简洁、朴素的语言，采取白描式手法。且看下面这段例文：
拆迁人员：死亡是假新闻
8月28日晚8点30分左右，在南京大学旁边的一个茶吧里，记者见到了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A。在此之前，拆迁办工作人员对所有的媒体都保持缄默。由于一些特殊原因，A向记者描述了事件的部分情况。
针对一些媒体的报道，A告诉记者，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是假新闻”。
A说，这次事故虽然说是很严重，但至少到8月27日还没有人死亡。外面“有8人死亡”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是有8个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描述，“****”者翁彪受伤最重，诊断为中度3级烧伤，烧伤面积达97％。翁先是被送到消防医院抢救，后来被转到条件更好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继续抢救，“至少到昨天（27日）晚上他还没有死”，但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据A介绍，除翁彪外，其他不同程度受伤的都是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其中需要住院的有4人。从玄武区文化局借调到拆迁办协助拆迁工作的谢彪中度2级烧伤，至今仍在鼓楼医院抢救：一名保安和一名拆迁办工作人员烧伤，现仍在消防医院治疗；拆迁办书记因手臂被烧伤，现在住在玄武医院。这4人中，后3人没有生命危险。
几个工作人员中，中度2级烧伤的谢彪显然是伤情最重的，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现在轮流到医院陪护他。据A观察，谢烧伤相当严重，部分肢体已经炭化，“摸上去硬邦邦的”。由于五官烧伤严重，为了维持生命，谢的喉管已经被切开，以便呼吸和进食，谢也因此丧失说话能力，但这并不妨碍谢和别人的交流。这位工作人员说，谢现在只有一双脚还能行动，因此，医院给谢一块白板，一支笔，谢可以用脚趾夹着笔在白板上写字。当谢的家人第一次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夹着笔，先是在白板上写了“保险”二字，可能是要家人去办理保险赔付事宜；后写下“盖被”二字，意思是感觉有点冷。
（引自《推土机下的悲剧南京拆迁户****事件真相调查》，2003年9月3日《外滩画报》）
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结构是多种多样的，但也有规律可循。在纸质媒体的调查性报道中，有两种基本的结构模式，一是并列式结构，即对事件进行横向解剖，从不同的角度将事件打开，让读者看到事件的全貌。如2003年9月3日《外滩画报》的调查性报道《推土机下的悲剧南京拆迁户****事件真相调查》，全文分作五个部分：“一、拆迁人员：死亡是假新闻；二、事发现场：混乱中，打火机突然打着？三、派出所：****还是纵火？四、家属：野蛮拆迁，无从反抗；五、邻居：他们做得太绝。”从拆迁人员、派出所、死者家属、死者邻居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惨剧。
二是递进式结构，即对事件进行纵度开掘，层层推进。如《广州一大学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遭毒打致死》，报道有四个小标题，依次是：孙志刚死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孙志刚该被收容吗？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先是把人死了这个现象呈现出来，再追究是怎么死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凶手是谁，逻辑性非常强。
在电视调查性报道中，则更多地以展现记者调查过程的方式来结构文本，主要通过采访对象的谈话同期声来交代事实、传递意见，以画外解说词和画面为辅助，以主持人的简短评论作为结语，并表明媒体自身的立场。
三、述评性报道
（一）新闻述评与述评新闻
述评是一种交叉性的新闻体裁。从其名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体裁既有“述”的成分，即叙述事实、报道新闻信息，又有“评”的成分，即分析和评价事实，传达观点，意见和立场。
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述评在实践中分为丽支，一种以报道事实信息为宗旨，被称为述评新闻；另一种以评论为宗旨，被称为新闻述评。两者在写作上均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且从文字上说，述多于评。述评新闻应归属于深度报道，其中的评是手段，是对事实信息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述评性报道；新闻述评应归属于新闻评论，其中的评是目的，事实是为评论服务的，是评论的对象和印证观点的材料。本节我们主要考察第一类即述评新闻作为一种深度报道手法，在社会新闻报道领域的运用。
（二）社会新闻述评性报道
社会新闻述评性报道，不仅为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所采用，也为广播电视媒体采用。
在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上，二者的报道手法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又有某些形式上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以报纸和电视为代表对社会新闻述评性报道进行分别阐述。
先来分析报纸社会新闻述评性报道的写作手法。报纸社会新闻述评性报道的写作，要把握以下几方面的要领：
一是叙述与议论相结合，事理交融，丝丝入扣。述评性报道中的议论是从报道所叙述的事实中自然生发出来的，是对报道的一种延伸。述评性报道中的议论一般较为简短，但却使报道获得理性的深度，使其与一般单纯提供事实信息的动态新闻区别开来。
二是从微观到宏观，注重深度和广度的开掘。述评性报道从单个的事件出发，在报道中又结合到这一事件本身的历史背景，即把它的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整个事件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提供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将整个事件放到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观照，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让我们来看一篇典型的述评性报道：
批评，但不是棍子
赵平
最近因电影剧本《苦恋》的错误受到批评的作家白桦，由于他的一首好诗在全国新诗创作评比中获奖。这个获奖的名单是今天在此间宣布的。
有35名诗人的作品在这次专为中青年诗人进行的评选中获得奖励。这次评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
白桦的得奖作品《春潮在望》，写于1979年3月，诗中回顾了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历程，抒发了诗人对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局面赞美的感情。白桦是部队作家。《解放军报》最近发表了文章和读者来信批评了他写的电影剧本《苦恋》包含的错误的思想内容。这个批评在一些刊物和大学师生中也引起了讨论。
国外有些人士根据过去的经验，担心这次批评可能是显示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的开始。
过去，的确有过这样荒唐的情况，某一文艺作品一经受到批评，作者的全部作品就一起被否定了，作者本人也从文坛上消失了。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纠正了这种错误的做法。
一个作家在同一时间，既受到批评又受到奖励，表明了双百方针正在得到贯彻执行。这也反映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在日益健康地发展，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他表示他愿意”多听一听，多想一想“。
（新华社北京1981年5月23日电）
这是篇长度不足600字的报道，文字虽然不多，提供的信息量却很大，报道写得很扎实、丰满。前三段属于新闻信息，接下来的第四段至第六段为新闻背景，第四段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新闻背景，即白桦最近受到批评，第五段紧接着联系国外人士对此事的担心，第六段联系了历史上在文艺批评方面的一些泛政治化的做法。在新闻和背景的基础上，第七段作出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此事所具有的意义。最后一段补充了一个相关的新闻信息。在这篇报道中，新闻事实与其本身的背景和宏观的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并据此生发议论，报道一气呵成，既简练，又有广度和高度，不愧为平面媒体述评性报道的典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述评性报道被广播电视媒体广泛采用，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一系列深度报道栏目，如《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共同关注》等，不仅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为电子媒体进行述评性报道建立起较为成熟的模式。
以《焦点访谈》为例，其相当部分的报道都是对社会事件的透视，属于社会新闻述评性报道的范畴。从结构上来看，该栏目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是主持人引出话题，接着是展现记者现场追踪采访，最后是主持人简短的评论作为结语。在节目中，第二部分即记者现场追踪采访是节目的主体，可见叙述事实是节目的主要功能。然而在对事实的叙述过程中又不时穿插议论，既有记者直接出镜发表议论，又有以画外音解说词方式发表的议论，更有采访对象发表的议论，最后还有主持人的议论。记者、采访对象、主持人在节目中共同承担起评论者的角色，这就与报纸述评性报道中基本由记者评论有较大的区别。但在节目中，这些议论不仅较为简短，而且基本上是为报道事实服务的。换言之，评是手段，报道事实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