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热点报道中，热点事件是占主体的一位，它涉及到社会的不同行业和众多领域，从郴州嘉和高考舞弊案到北航招生风波，从山西矿难到衡阳大火，从马家爵案到刘涌案，原生态的新闻素材层出不穷，如何捕捉与挖掘这些热点事件成为记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热点事件的捕捉与发掘
1．要有高度的新闻敏感与问题意识。热点新闻发现是指报道主体对进入自己认知范围内的事物有无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在事实的新闻价值上“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记者如果能够及时抓住，透过这些变化进行深入开掘与思考，从现象揭示本质，有时会发现其中蕴藏着重大的新闻价值。
《南京日报》记者马焕新采写的作品《全国药交会开幕式成了闭幕式》就突破了一般性会议的常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开幕式会场来宾稀稀落落。
这是怎么一回事？职业的敏感驱使记者顺藤摸瓜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马焕新了解到：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与会客商不再按部就班等待大会的安排，而是纷纷提前到会做起了生意。到大会开幕时，成交额已达10亿元，大部分客商已经打道回府。从而挖掘出“搞商品经济就是要有竞争意识，要敢于打破常规”的主题。假如记者看到开幕式冷冷清请的会场，认为无新闻可写，不假思索，掉头就走，岂不白白浪费了一条宝贵的新闻资源？
记者不能缺乏问题意识，要善于从司空见惯中深入思考。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一条有关“两会”的新闻各报争相刊载，为什么这条新闻被争相报道？——在于记者捕捉到寻常之外的信息：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乘坐的车辆与社会车辆一样，不再是一路绿灯，遇到红灯也要等30秒。因为车辆一路绿灯是一项交通特权，依法获得这项特权只能是那些执行紧急特别公务、医疗急救、抢险赈灾的车辆。谁都不能超越法律，随意占用这项特权。过去“两会”车辆受一路绿灯的厚待，或许是会议组织者为了保障会议的正常召开临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并没有深究此举在法律上的纰漏，没有顾及这样一种礼遇是否与两会的性质有不适之处。“两会”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载体，而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途径就是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外的“一路绿灯”实际上是一部分（车辆）侵占和剥夺了另一部分的交通权。2003年“两会”对代表车辆的规定表面上是会风的改进，实际上是维护了民主制度的本质。回过头来反省，这种现象存在多年，为什么没有报道？因为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没有人去深人思考。
2．要对新闻来源严格核实，对信息本身进行逻辑判断与推理。真实是热点新闻的生命，核实是维持热点新闻生命的血液。然而，近年来失实报道不断增加：比如，中国行政区划改革将设50个省区；稀里糊涂的中韩端午节争夺战；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居住的约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上海航天局研究员周鼎新不幸在海南遇害身亡，竟被冠以中科院院士、曾参与“神五”设计的光环。
记者在面对热点新闻时，要有一双识别真假新闻的慧眼。要保持头脑冷静，不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要认真核实来源，避免掉进单向信息陷阱。扬州有一家报纸曾报道过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博士开餐馆》。这条新闻说的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博士戴某回国后，在扬州开了一间小餐馆，其言下之意无非是大材小用了。这则消息见报后，引得不少市民争相到该餐馆用餐，一睹博士风采。
后经调查发现，这位“洋博士”原来大学本科都没有念过，他的所谓留学经历查无对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条假新闻呢？从记者的思维方法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归咎于“目击者”陷阱。
据最初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说，她当时决定发这样一条新闻，主要是因为她所在的报纸两年前曾刊登过一篇由戴某所写的文章，而且当时那篇文章曾引起扬州人的一场讨论。现在戴某回来了，她决定做一下回访。根据戴某提供的硕士学位证书，和他在法兰克福呆过的经历，她相信了戴某所提供的“在读博士”的说法，觉得在读博士开餐馆也是新闻点，所以就有了那篇报道。
这位记者显然是过于相信了自己的“目击”。她亲眼读过戴某的文章，亲眼见过戴某的硕士学位证书，又亲耳听过戴某的留学故事，于是便断定戴某的自述千真万确了。现在的问题是，她的“信源”与这条新闻有明显的利益牵涉，因此她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后来澄清这条假新闻的记者杨青春便成功地避免了这一“目击者”陷阱。他根据戴某提供的求学经历，首先向扬州大学档案馆核实，结果发现戴某根本没有上过这所大学的本科，而是在这里的培训班上过课；然后，杨青春又分别向南京大学俄语研究所和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咨询，结果发现戴某的硕士学位纯属假冒；最后，杨青春又托同学了解戴某所提供的德国某大学的有关专业和导师，结果证明戴某的“在读博士”的经历纯属虚构。
这一事例提醒记者：发现热门新闻时，切不可轻信自己的“目击”，也不可轻信当事人或其他信源的一面之词，对热点问题一定要核实。
此外，记者要具备一定的逻辑常识，不要被热点事件之间的表面或者说假象联系所迷惑，把本来不具有必然联系，或者说只是偶然关联的两个事件牵扯到一起，将因果关系简单化，或者干脆把偶然联系判定为因果关系。逻辑上有所谓“后此谬误”，指把先后出现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地断定为因果关系；还有“同时谬误”，指把同时出现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地断定为因果关系。这些错误关联都是记者在采写新闻的时候必须谨慎避免的。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大概莫过于“非典”流行期间，新闻界对野生或家养动物果子狸所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3年5月14日，实验人员从6只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到3株SARS样病毒，从1只貉标本中分离到1株SARS样病毒。
科研人员通过电镜对病毒形态进行分析，确定是冠状病毒。5月16日，科研人员成功地对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出SARS样病毒基因进行了全序列测定，分析显示，这种SARS样病毒与人类SARS病毒有99％以上的同源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果子狸SARS样病毒比人的SARS病毒更古老，证明动物的SARS样病毒是人类SARS病毒的前体。与此同时，实验室也对野生动物经营者——东门市场9名野生及家禽动物经营者和1名专业宰杀人员进行了SARS病毒抗体检测分析。结果显示，其中5人，包括那名宰杀人员呈阳性反应，显示这些人此前应感染过SARS病毒。5月23日，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联合宣布：人与果子狸SARS病毒高度同源。
医学界所宣布的上述结果本来是科学的、谨慎的，它认定果子狸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或者说果子狸身上的SARS与人身上的SARS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东门市场的个案研究（注意，这并不是一项遍及全国或对各种动物的全面调查研究）最多也只能显示，接触果子狸与感染SARS具有正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或者说，接触果子狸的人同不接触果子狸的人相比，前一类人中发现有更大比例的人感染过SARS病毒。但这种科学推理上的概率相关性，并不能简单地与因果关系划等号。从逻辑上讲，因果关系必然包含着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医学界的发现并未证明，接触果子狸的人必然会感染SARS：也未证明，人类的SARS一定是由果子狸传播的。遗憾的是，一些新闻记者未能避免这里存在的思维陷阱，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样的消息：《非典元凶锁定果子狸》。转眼间，一直被视为美味佳肴的果子狸变成了“头号恐怖分子”，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各种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果子狸的新闻：《京城餐桌不见果子狸》、《成都有人挖坑活埋果子狸》、《人体彩绘：警惕果子狸》、《湖北武汉将果子狸放归山林》……直到8月4日，《京华时报》终于站出来为果子狸平反昭雪：“据动物园协会在全国24个省的动物园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动物园的动物和职工中没有一例非典病状发生。”8月21日，海南省带头“解禁”了果子狸等17种驯养野生动物。至此，由果子狸与SARS之间的“错误关联”而导致的全国性恐慌才得以平息。
上述分析表明，思维陷阱是造成新闻偏见的重要原因。以揭示事实、传播真理为己任的新闻记者，面对纷纭万象的现实世界，理当谨慎推理、小心求证，使每一篇深度报道建立在充足、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之上。唯有如此，新闻才能取信于读者。
3．树立信息把关人意识，把握积极的舆论导向。在热点选题上，记者应加强对社会主流的关注和对生活本质的开掘，注重选取有重大社会典型意义的题材，揭示重大社会新闻背后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思想引导。而有的传媒盲目追逐报道热点，如对艾滋病、婚外恋、******、离婚率等表现出空前的热衷，淡化和曲解了新闻的平民意识。相反，对于一些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新闻却敬而远之，或蜻蜓点水，不予深究，造成社会新闻报道缺乏深刻的社会批判品格和忧患意识。
2003年6月底开始的周璇与张铁林的“******”纠纷。这本是一条不足挂齿的花边新闻，国内众多媒体却蜂拥而上，大肆炒作所谓的“房内细节”，胡乱揣度“要懂规矩”等内容，甚至还牵扯出了一名记者与周璇所谓的“******”，极其低级无聊。
同样是周璇与张铁林的“******”事件，《中国青年报》便自始至终未对此事作任何报道，而《北京青年报》也仅在事件出来之后的2003年7月7日，对该事件提出质疑：“陷阱还是炒作”。该报不仅回放了事件的经过、当事人双方的破绽，还配以“文化对白”《骗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对该事件做了客观性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读者甄别其是非曲直。而《深圳商报》也在7月8日刊登“编辑感言”《真相已不再重要》和记者评论《是谁策划了这次炒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发展到现在，真相已变得不再重要了。那些善意的人们发现自己上了一个大当。”这样的处理，既满足了读者“知其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报纸应有的立场，提升了读者对是非的鉴别力。这不是比那些有闻必录、穷追滥打的报道方式来得高明吗？
二、热点事件的采访技巧
1．善于寻找和接近采访对象。沟通是记者的必备技能和基本功，热点事件发生以后，记者就要设法寻找和接近采访对象，尽快获取第一手信息。
1997年1月28日，一代名舰中山舰在长江京口打捞出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将就此做一个小时的特辑，可是他们没有打捞仪式的转播权，采访组只有用打捞仪式以外的其他内容做文章。出水的前一天，时事节目主持人吴小莉跟编导商量，为了打通所有关节，决定“先搞定打捞总指挥”，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补充背景资料的不足，二来可以方便在打捞船上的一切活动。通过她的多方努力，总指挥终于答应接受采访并帮助他们登上了打捞船，有机会记录下中山舰出水前一夜工作人员最后的心情和工作情况。一上打捞船，小莉就对潜水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采访，通过问答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你一言我一语，生动地叙述了这群四川大汉几个月来与长江急流搏斗的故事，这些收录在摄像机中，成为一代名舰沉浮录上集——中山舰打捞前24小时的真实记录。舰体出水当天，他们没有仪式转播权，不获准上船，怎么办？小莉急中生智，就在岸边找一位了解中山舰当年情况的老人讲述中山舰的故事。老人以自己的蓝色手提包，生动描绘了日军炸弹轰炸、舰上官兵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情景。虽没拍到出水仪式的镜头，节目也做得很有深度。
2．隐性采访——热点采访的一柄利剑。“隐性采访”是新闻界记者在采访遇到难度较大时运用的采访手段，当明访难以掌握到有价值、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时，为增强舆论监督力度，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战斗力与竞争力，发挥有深度、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必然采用隐性采访。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的特殊功能，在于他能突破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向受众推出真实的新闻。电视采访的隐性采访主要是指运用隐藏摄像设备的拍摄行为。偷拍录、涉人体验的隐性采访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郴州嘉和高考舞弊案的现场镜头便是湖南经济电视台的记者驻扎在考场对面的居民里，利用摄远镜头偷录的；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为了揭露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盗卖发票现象，也是通过隐性采访才完成。
《焦点访谈》采用暗访与密拍的手段，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以至《焦点访谈》的记者曲长缨曾发出“密拍时代已经到来”的惊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