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北宋王朝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对西北各少数民族采取给部族首领以其州邑封领地、加官职，并允许世袭的绥靖政策，封夏州党项羌首领李彝兴为“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仍领五州之地，恩礼有加。西北党项诸族纷纷内附，保持与朝廷的臣属关系，岁贡不绝，边境一度比较安定。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执政后，改变了对党项的安抚政策。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赵光义强令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李彝兴孙）举族内迁，匆忙命绥州刺史李克文接管其所领五州之地，吞并了夏州政权。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服内迁，率其银州部众另立旗号，招兵买马，公开反宋，从此拉开了宋夏对抗的序幕。
李继迁及其子德明以夏州北150多公里大漠之中的地斤泽（今内蒙乌审旗北）为基地，采取“东和西战”、“时叛时服”之策，与宋王朝展开民族扩张之争。东面臣服于强大的契丹国，被契丹封为西夏王；西面乘宋军事空虚之机，一举攻占战略重镇灵州，打开了向西扩张的通道；南面，当有机可乘时，即向宋陕西沿边地带发动突然袭击，劫掠人畜财物而去。如遇势穷力促之时，则又贡献羊马骆驼，表示对宋朝廷的臣服恭顺。面对这样一个顽强狡诈的敌手，宋王朝忽而命将出师，忽而优礼安抚。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宋太宗派环、庆、夏、延、麟五州十万兵马伐夏，大败而归。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继位后，大赦李继迁反叛之罪，授其夏州刺史，复领五州之地。至宋仁宗朝初期，宋王朝只是根据对方的叛服，采取临时应对措施，没有一个长远而根本的制敌之策。西夏王李元昊上台后，宋夏形势进一步恶化。
元昊为李德明之子，雄才大略，野心勃勃，自小即有“王霸”之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德明卒后，宋仁宗特命工部郎中杨告持广告旂节赴兴州，授元昊以“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元昊并不把这些官职放在眼里，言“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元昊一继位，即开始施展其雄图大略。他既不用李姓，也不用宋朝所赐赵姓，自号“嵬名”氏，称“吾祖”，即汉语青天子。元昊任用汉人为谋士，仿照宋朝设官定制，创立西夏文字，设立蕃汉学校，大量翻译儒、佛经典，推行汉化政策，与此同时，秣马厉兵，开始向宋境实施领土扩张。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攻庆州，占据今华池山庄西至古秦直道以北大片地区。景祐三年（1036年）攻占瓜、沙、肃三州，席卷整个河西走廊，将西夏领土扩展到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宁夏固原县西南），东尽黄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地处中国西部，故多称“西夏”，此时，西夏已占据18州之地，拥兵55万。自今陕西神木、绥德、延安、志丹至甘肃华池、环县、平凉、定西一线，已成为宋朝的边防线，历时80余年的宋夏战争，就在这条边境线上展开。
元昊立国第三年，亲率10万重兵大举侵宋。宋虽在沿边诸州、军陈集30余万正规军，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但由于将帅无谋，连吃败仗，加之四五十万军士不耕仰食，财力不济，边备空虚。延安城西三川口，宋军万余将士全军覆没，朝野震惊。在宋王朝欲战不能、欲和不得的处境下，时任陕西安抚使韩琦举荐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到宋夏战争前线担当重任。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唐武后时宰相范履冰之后裔，祖籍陕西邠州（今彬县）人，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幼年丧父，苦读成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他从小“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远大的政治抱负。进入仕途后，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提出自己对朝政的主张或切中时弊的改革奏议，虽屡遭打击贬官，仍忠贞不渝。范仲淹熟读兵书，善于运筹，有非凡的指挥才能；在文学上，著述颇丰，成就甚高。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佳句，表达了其博大的胸怀和崇高品德，成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仁宗采纳韩琦的建议，恢复范仲淹天章阁待制，从其贬所越州（今浙江绍兴）调任知永兴军。尚未到任，又于四月二十八日改任陕西转运使。五月，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同年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当时，大战劫后的延州，原野一片萧条，山川险阻，道路塞绝，秋雨连绵，禾穗未收，库藏空虚。兵无粮草，民缺衣食，饥冻难忍，人心浮动。范仲淹到任后，从整编军队入手，大胆起用年轻有为的军事将才，提高部队战斗力伺机组织反击，收复大片失地，鼓舞了军民志气；实行一系列抚民措施，恢复屡遭破坏的生产力。经过半年的励精图治，很快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李元昊看到范仲淹治边有方，不敢轻易用兵，并告诫他的臣下，不要再打延州的主意，小范老子（指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好欺负。同时遣使到延州，想与宋方和谈。范仲淹鉴于元昊一无表章，二无和谈诚意，拒其请和，只写了一封“答元昊书”，劝元昊休兵罢战，回头改过，恢复宋夏原有的和睦关系，并派遣监押韩国与西夏来使一同送达元昊。这封有责有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书信，在西夏小王朝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但因这封答书事前未经奏报，在宋朝廷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范仲淹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宋朝廷中不少人指责范仲淹胆大妄为。参知政事宋庠甚至提出“仲淹可斩”。由于杜衍、孙沔等人极力排解，方免罹难。不久，又因好水川一战，宋军将帅及万余官兵遭西夏伏击全军覆没，范仲淹与韩琦同被贬职。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韩琦贬知秦州，范仲淹贬知耀州。
范仲淹到耀州仅月余，又被派到抗夏重镇庆州（今庆城县）。庆州东接鄜延，西通秦陇，是西夏南下关中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川宽塬阔，土肥水美，西夏早有窥据之心，从李继迁反宋起，就多次遭到入侵。庆州又是汉、羌民族杂居之地，纷争不断。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宋廷任命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范仲淹没有因延州所受挫折而消极，仍以国家、民族的安危为大局，毅然担当起守疆卫土的重任。
为挫败西夏的进攻，扭转宋朝在战争中的劣势，范仲淹一上任，就着手制定积极而又稳妥的陕西防务计划，考虑边境长治久安的策略。通过深入考察和对宋夏军事形势的精细分析，决定采取以防为主的御夏方针。是年十月，范仲淹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了著名的“攻守”二策。他的“攻”策，就是先设法收复已被西夏占据的今华池县之北白豹、后桥（均在今吴旗县白豹乡境内）、金汤（今志丹县西）和环州（今环县）至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之间的葫芦泉等战略要地，打开环庆东到延州、西去渭州的通道，便于宋军兵马相互接应，进退有据，有利于阻挡元昊的兵锋。他的“守”策，就是增修城寨，广兴营田，发展生产，建立稳固的防御和军需供应体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范仲淹在庆州任职一年半时间内，推行了一系列利军利民措施，留下了至今人们难以忘怀的光辉业绩。
范仲淹在环庆一路，大力恢复和新修城寨及烽燧等军事设施，构筑起强大的边境防御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今华池境内修筑的大顺城。
——选自《华池史话》
（郭含殿、乔晓堂主编）
附录二
大顺城故址
大顺城自宋至金，一直作为重要军城，元统一中国后，被废弃。
近千年过去了，这个曾名重一时的古城已湮没无闻。大顺城的具体地址在哪里？《宋史》《金史》均无确切记载，更无人知晓。1984年出版的第一部《华池县志》将今紫坊畔乡高庄村郭畔组城子山一处古城记为大顺城故址，后被广泛沿用。近年，笔者参加重修《华池县志》工作，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多次实地考察，认为原“县志”所记有误。城子山古城是宋安疆寨遗址，今华池县山庄乡被叫做“二将城”的古城才是大顺城故址。其确凿证据至少有四点：其一，历代史籍明确记载，城子山古城为宋安疆寨遗址。
《宋史？地理志》安化县（宋代华池大部属安化县）条有安疆寨，“本西人礓砟寨”（卷87）。据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礓砟寨为西夏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五月修筑、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西夏驻守礓砟寨蕃官香都携家举寨内附，环庆路经略使命大顺城第三副将付谏收复其地，遂为大顺城属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癸丑，宋神宗“诏庆州礓砟寨以安疆为名”（《长编》卷323）。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又赐予西夏。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知庆州孙路再次收复。
安疆寨地理位置，《宋史？地理志》记为：“东至德靖寨（故址在今志丹县旦八镇城台村）九十里，西至东谷寨（在今华池县怀安乡小城子）六十里，南至大顺城四十里，北至白豹城（今吴旗县白豹乡政府所在地）四十里。”清代史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安疆寨在白豹城东南四十里”，“金仍置安疆寨，元废”（卷57）。按照上述方位四至，其位置正好在今紫坊畔乡高庄村郭畔组一带，这里除城子山古城外，周围数十里再无古城遗迹，城子山今距上述四处古城里程也与历代史籍所记基本相符。因此，1984年定为“大顺城”的城子山古城为大顺城属寨安疆寨无疑。
其二，二将城非北宋所置，史学家早有定论。
《金史？地理志》在庆原路“边将”条中记道：“第二将营在荔原堡西、白豹城南七十五里”（卷26，地理下），按此方位正是今“二将城”古城处。可见，“二将城”是因金代在其地设“第二将营”后才得名的。清代史学家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明确否定了二将城为宋第二将城的说法：“一统志，府东百二十里有第二将城，宋置，谬甚”（卷57）。清代学者对此早有定论，但却被现代人忽视了。
其三，二将城符合史籍有关大顺城地理环境的记载。
大顺城的地理位置《宋史》虽无确切记载，但从有关史料对其修筑经过的记叙可知大致方位。《长编》记载：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己未，环庆路都部署请于柔远寨东，节义烽、马铺寨择地益建城寨，牵制贼势。……并从之”（卷135），《续资治通鉴》较详细记载了筑城经过：“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深在贼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佑与番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其后。诸将初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城成，是岁三月也，寻赐名大顺”（卷44）。从这两段史实中看出，大顺城在柔远寨（今柔远城）东，临近节义烽，原地名马铺寨。《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柔远城：“东北至大顺城四十里”（卷57）。二将城所处位置与上述记载基本相符。二将城位于今柔远城东部，现公路里程恰为20公里。出二将城西门2公里即为古秦直道，沿秦直道至今老爷岭正好有一古烽墩，正是环庆路都部署奏折中所指节义烽。因为宋时主要烽墩均有名称，且从二将城至柔远独有此一烽墩。这里距二将城5公里，从此处分路，西至柔远城15公里，沿直道北上至紫坊畔城子山15公里，与《宋史》所记安疆寨“南至大顺城四十里”完全相符。
此外，在二将城今仍可见水寨遗迹。
《宋史》《长编》等史料多处记载，大顺城旁筑有水寨。今二将城古城隔河对面山名庙坬山，有长400多米的古山体滑坡，断层距山顶70多米，塌方临河岸处有一道长260多米人工修筑的墙体，顶宽2米，残高6米，墙基距滑坡断面形成外高内低平坦台阶，宽处150米，窄处60多米，地面有大量宋代残瓦。墙体南面延至河边，与古城南面庙沟南侧延伸至河边山体隔河相望，宽不足50米，为一处利用山体滑坡修筑的土坝遗迹。从这里拦蓄，蓄水面可长达数里，最宽处有200多米，北连铁匠沟，南接庙沟，使二将城北、东、南三面处于水面包围之中，易守难攻。而紫坊畔城子山古城，东西两侧只是两条小沟，水量细小，谈不上为河流。两水交汇处，沟道狭窄，没有发现人工修筑或自然滑坡形成蓄水遗迹。在这里修水寨，既无足够的水源，也无防御山洪冲击的条件。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虽经九百余年，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由此断定今“二将城”正是大顺城，而紫坊畔城子山古城绝非大顺城。
其四，二将城出土文物为其正名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二将城不仅其宏伟的城垣至今仍屹立在人们面前，而且城内留存有大量建筑和生活用品遗物。新中国成立以来，省、地、县文物部门在这里征集和挖掘出许多宋代文物。居住在古城周围的农户在南城内已被开垦的耕地内，曾多次捡拾到上面有“大顺城”字样的条砖、条石和残瓦，可惜全部被遗弃。1991年华池县文化馆干部黄克义曾在南城内拾得一件上有“大顺城官”四字的残板瓦，它的照片后被收录于甘肃省文物局钟圣祖等编著的《秦直道考察》一书，但却将其发现地误记在紫坊畔城子山。1999年5月25日，笔者与华池县志办工作人员曾在南城的一堆残瓦中，发现有“大顺城”三字的残瓦。2004年笔者又在城中捡得数块上有“大顺城”字样的残瓦。紫坊畔城子山古城从未出土过有“大顺”字样的实物。这些出土文物为证明二将城是北宋大顺城故址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选自《华池史话》（郭含殿、乔晓堂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