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出院了。住了足足半年的医院，周游了上海的三甲、二甲、一甲共四所医院。这些日子，我成了个“职业病人”，要么在医院，要么在转院的路上。
不堪回首的日子：惊心动魄。两大疾病齐刷刷地一起涌来报到，并让我品尝了它们“同煮一锅”的滋味：股骨颈骨折是必须在单位时间内绝对平躺，尽快让骨折愈合；乳腺癌术后必须早锻炼，如果每周走路 3 至 5 个小时，死于乳腺癌的危险会减低 50%。当时的我是：动不得，也静不得。
终于可以拄拐杖下地了，可我的右腋下，因淋巴结被清扫而水肿着、疼痛着，根本无法拄 拐杖；而我的左腋下，也因左乳手术的原因，引流管处一直没有愈合，当然也无法拄拐杖。我这岂不是右不能，左也不能。
我终于找到一种用两只手掌撑着的拐杖，下端有四只脚，稳定性很好。依靠它，我开始迈开双脚，一步一瘸地学走路。
我可以拄着拐杖，出去散步了。我能抬头看看蓝天，我能低头闻闻绿地；我贪婪地吸着花园里的空气，我驻足凝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活着，真好。
平静的日子过了没多久，我就发现双腿的膝盖阵阵作痛，而后又扩展到髋关节和后背，早晨醒来时更甚。我去医院拍了片，医生说，好像有问题，诊断报告等明天主任读片后再给。
回到家里，我痛的面积好像在增大，程度在加深，心里阵阵紧张。
熬到第二天，家人从医院回来，手里只有片子，没有诊断报告。他们对我说，拍得不清楚，建议马上到专科医院做骨扫描（ECT）检查，其实“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报告就在他们的口袋里。
一个星期后，骨扫描检查告知：可能是骨转移。医学术语是：右第 1 前肋、第 3 腰椎右侧放射性增高。我惊呆了！只有半年的时间，就骨转移了！我耳边响起了当时劝我要放化疗的主任的话：“你的远处转移性很大，转到骨头、转……”当时我只认为是医生在吓唬我，没想到果真如此。家人责怪我不听医生的话，可我却不后悔。
即便是化疗了，也不能保证不转移不复发。周围的例子还少吗？怎么办？上网查办法。北京有一位大夫，专治乳腺癌骨转移。
我立即去电，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先到银行实时汇划 3500 元，款到发药。一般治疗 10 个疗程，花 35000 元保证痊愈。
浙江……河南……比较这些类似的“江湖诀”，心里很没底。身处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上海，我为什么不利用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上海的专科医院。
“医生，我的这些片子是‘疑似’还是确诊？” 又去问骨科医生，并拿着刚化验的单子对医生说， 这是我的‘肿瘤标志物’指标，都正常的。”我试图在排除。医生坚定地对我说，肿瘤标志物的指标低不等于没问题，指标高不等于有问题。你再去做一下 PET/CT 吧。
医生对“肿瘤标志物”的解释，等于没说。但我们患者又不敢追问。面对我这样一个肿瘤患者，医生要求再进一步检查，完全合情合理。
但他如此回答我的化验结果，我被搞糊涂了，照他的说法，“肿瘤标志物”的化验在肿瘤筛查中变得毫无意义了。我要搞清这个问题。
我快速搜索各种渠道的信息。大量的资料告诉我，“肿瘤标志物”的特异性不是太强，检查结果即使是阳性，也并不能最后确诊，因为有些脏器的炎症，也会引起其指标攀高。所以，“肿瘤标志物”的指标在诊断时是一种参考，并不绝对。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那位医生只把话说了前半句。我心想， 对病人不说半句话”，这对医生来说，是不是很难啊！
遵医嘱，我选择了中国最权威的、首家专业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PET 中心。检查完了，医生说，报告下午 3 点钟由快递送到我家。现在距离下午 3 点还有 5 个小时，度时如年啊！
这 5 个小时里，我做了两件事。
洗澡。我躺在澡盆里，闭上眼睛，两只手交叉抚摸着一对乳房的遗址……我赤身站在浴室的鹅蛋形镜子前，打量了几秒钟，视线定格在自己的头发和牙齿上。一头原生的乌发，亮亮的，不仅茂盛，而且找根白头发都不容易；一口土长的牙齿，齐齐的，32 颗，一颗都没少，也一颗都没松。奔六十的女人，这两个标志年龄的零件还是那么的不需要维修。如此的体质，难道生命会出现休止？不信！
我听病友说，她们现在很害怕洗澡，害怕在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一高一低的胸脯。有没有这种感觉，今天我是特意来体会的。
整理衣橱。我有两大嗜好：买衣服和买书。两个大橱和五个抽屉都放满了我的衣服。打开大橱，回忆着当初买它们时的心情，想想以后它们对我还有使用价值吗？不知道。与其哪天成了遗物，还不如生前就把一些漂亮衣服做礼品送朋友。于是，我一一打了电话，请她们来取。这个创意，来自台湾的一位女作家。当她得知自己患了晚期癌症后，举办了一个生前告别会，把亲朋好友都请来，让原本要在追悼会上说的“好话”提前说，让自己的耳朵享受享受，挺幽默的。几年过去了，她活得好好的，还当上了电视台一个栏目的嘉宾。
我的 PET/CT 报告来了—严重“骨质疏松症”，不是骨转移。
我妹妹高兴得拥抱着我。有惊无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