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的禅学家、理学家，虽纷纷宣扬本心皆佛、本心即道，但都认为要去蔽障、除伪饰，需要修炼或修养。在诗中，取得“自然”，则靠锤炼。总之，它是过程的目标，而非起点。
而顾城的诗学是不需要方法或进程的。“无依无傍，无牵无挂，无遮无拦，乃至无心，合乎自然。” “艺术美丑都是自然生成的。”
作为美学原则，这种“自然美学”实在是过于简单化的说法。
十一
从“自然哲学”高度，顾城可以重新肯定他早年的命题：“诗的语言是自然的语言。”像燕子飞来飞去，像乡下的猪叫，就是不像城里人说话“太有条有理”。城里的文学批评家更招厌，“说树是怎么晃了绿了，就不去感觉风”，“花果山变成了炼丹炉”。“太专业”，“考状元”。
可以想象听顾城连篇累牍说这类话时，我会是什么心情。幸好我尚有观察者的心境。
不过“城里”诗人写的诗呢？诗不可能是自然的语言，语言本身就是非自然，“可言”是破坏自然之道的第一罪魁。
顾城对这个悖论倒也明白。“我在城里十几年的生活，非常可怜，就像被针扎住的一个标本，手脚无可奈何地舞动。就是说，我勉强地想做一个诗人。”
写诗本身是个不“自然”的行为。
顾城主张“给文字以自由，让它们虫子般爬”。文字并不比虫子自由。
十二
1987年顾城不无骄傲地画出他离开朦胧诗的轨迹：“他们中有些人重新归于文化，有人却留于文化之外的自然。”后一个“有人”是单数。顾城应当说，“有人回归文化外的自然”——如果我们承认他的确是从“童心诗人”出发的。
朦胧诗从来不是“非文化”的，谈不上“归”于文化。顾城也不是一直留在“文化之外”。在１９８４年他尚在读惠特曼时，“痛苦的电流熔化了铅皮”，自豪地说在他的呼吸中，“那横贯先秦、西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始终吹着。”
这是一个向“自然”的回归，回归点在1987年。为什么是1987年？那是他离开中国的一年。从到海外开始，他的“自然美学”变得极端而怪异：他把朦胧诗的兴起看作“用爆炸击退文化浪潮”，而哀叹“在刚得到水的时候，又面临（被文化）没顶之灾”。作为诗人的怪谈，无所谓。作为顶真而且别无选择的人生哲学，就会引向各种“非文化”的作品与作为，两者都很危险。
正当顾城处于创作最高峰时，他要转回去。别人的思辨可厌，自己的思辨更可怕。“为道者所要做的事，不是要增加知识，而是要减少概念。”顾城诗的本源与生俱来，不得而知，甚至不需要道家和佛教所提倡的修炼，如果自然就在本心，当然文化只能离开本心越来越远。
十三
顾城提出与“无为”、“相对的无不为”“作为直达”“自然”本心之路。近年来顾城每有机会就会谈一番“无不为”。
早先顾城说“无不为”是指诗歌想象的自由。庄子式的想象，在他看来是早已取得的妙境，既是“好多年前的事”，又是“好多在诗中幻想经历的事”。
近几年来顾城说的“无不为”，却成了一种实践的非理性，一种无原则的伦理。“我道即天道”，既然我生而自然，我做什么都是替天行道。
本来对文化充满恐惧，现在有了反击的武器。“齐物者齐天冥冥之中忽然发展为无法者无天。”他有两个榜样，时时津津乐道。一是孙悟空，顾城自称属猴，七十二变无不可；二是******。
可是在新西兰的荒岛上，如何实践“无不为”？
或许正是落到荒岛谋生，才需要“无不为”。
《老子》中明显把“无为”作为“无不为”的条件，前者为实践原则，后者是其效果评价。在荒岛上已被迫“无为”，“无不为”就成了一个心理屏障。
这很容易理解：在似乎无所不能时（例如在国内被崇拜者包围时），顾城这样性格的人，恐怕首先想想如何“无为”以静心。但是，国外孤独。所谓“国际会议”大多是欧美人听异域奇谈，没有什么对话可言。荒岛隐居更孤独，走了一个英儿，就不会有第二个。
此时，“无不为”的魔影就会越走越近。
十四
那晚，在柏林库达姆大街西端幽静的寓所，顾城聊了几个小时，突然转过话题：“我有时真忍不住，想放火！想杀人！”
虹影拍手叫好，我也莞尔而笑。诗人酒后狂言（顾城不喝酒，但独处久后，竟然有与同行自由自在神聊的机会，不免“言醉”）。但看他的眼神，我明白他的确有股抑制不住的狂躁。
“真人一切无不可为。中国的真人，换一个角度也可被视作魔鬼。”
如果人心都有真情，那么人心都有魔鬼。而以人心为自然者，也就是魔鬼崇拜者。
在一个实在的西方世界，哪怕是隐士的岛上，也要设法赚钱谋生，诗卖不了钱；要学开车，不然只能步行；要学外语，不然税单支票都无法对付。母语都不自然，外语绝对更不自然。1988年起，顾城定居国外已经两年，却拒绝继续学英语，就是这种对强迫“异化”的破坏式的反抗，一种绝望的抗议。
他在诗中写道：“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
这个对抗太尖锐。他总有一天会失手。
十五
他似乎很早就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做准备。他的诗中，“死”是一个贯穿主题，而且“死”与“童心”互相渗合。儿童期之可爱，就在于它不会堕落为成人，它向夭亡前进。万物有灵，死亡是转入更新鲜的生命的升华。
“生存与否不是哲学问题。”顾城拒绝做哈姆雷特，他是中国式的真人，死亡对他来说是美丽的：闭上眼世界就不复存在；进入梦，无为就转成无不为。死亡解决了一切生之悖论。
凶手
爱
把鲜艳的死亡带来。
“爱”单列一行，语义歧出，可谓自然而妙，谁知竟成妙语！
他一直在预习死亡。
他没想到的是，生之悖论，世俗强有力的复杂性，一直紧追着他，一步没放过他，最后给他一个最狂躁的死。
太史公云：“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十六
这篇文字一直避免说谢烨，是因为谢烨和我们一样正常而不“自然”：她是一个热情的好朋友，一个有才气的诗人，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个操劳一切的妻子 。谢烨极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既诚恳又有心计，既善于持家又善于与人周旋，既倾慕顾城之才又明白嫁非所人——总之，她正是“非顾城”的一切。
她是一个能维护自己利益追求幸福的女人。
是谢烨推动顾城有所为。没有谢烨，顾城恐怕宁愿述而不作，诗成即弃。顾城坚持任何会议必须同时请谢烨，恐怕不仅是“带路”、“翻译”。不是谢烨有意，顾城怕也无心绪。
现在有人说从“英儿”其事，到《英儿》小说写成出版，都是谢烨的金蝉脱壳计；18个月的周游世界，是谢烨逃离小岛的成功尝试。
陈若曦说，看谢烨对顾城无微不至的照顾，真是一对“金童玉女”。
二者可能都是真的，作为外人我们无法判断。
我们可是亲眼见过：顾城滔滔不绝说到什么时，谢烨突然沉下脸：“离就离，什么可稀罕的？”说实话，我总觉得女人最可怕的是敢于当客人面向丈夫甩脸。但谁都有权做“真人”。
十七
这是个神仙也得发愁的局面：作为诗人，强迫自己不信任语言；作为文化人，满怀与文化对抗的情绪；不屑世俗者，不得不处理包括儿女情的世间杂事；鄙弃名利者，不得不接受奖金周游欧美繁华世界；循世归隐者，迟疑踌躇不归荒岛山居；女儿神性的信徒，不得不对付追求尘世俗福的女人们；本来用“正本心”的地方，成了无法化解悲剧的绝地；力主清心纯本者，落入炉火的吞噬。
这一连串可怕的悖论，螺旋般绞在一起，越旋越紧，像绞索。最后的破灭性解决，已经注定。
十八
这不是中国古典哲学、道家或佛家所本有的困境。
悖论是存在的，但各学派自有一套解决的办法。佛家的体用说，分隔彼岸与此岸，以“悟”为超越之桥，以出家或静修为隔离之法。而禅宗“即心为佛”式的悟，降低要求，把超越的迫性推迟了。
《老子》贵“知足”， 要求“安其居，乐其俗”；《庄子》主张作适当迁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且对人生各种难事必须“无情”到“不以好恶内伤其身”。
可以说，所有这些方式，都是区分思辨哲学（包括诗学）与实践哲学。思辨哲学是精神的、个体的、自省的、不计利害的。它可以自由到“出入六合，游乎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要保持这种自由，就绝对不能用这种“自然而然”来指导实践。
顾城不区分二者。诗是他的唯一生命方式，唯一逻辑，唯一人际关系处理原则，这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纯粹诗人——以诗学为理论哲学的人。
他明白这代价。他一直在抒写死亡、歌颂死亡，就是在想象中释放积储的危险。他感觉到恐怕只能用死完成他的诗，却没有想到用横死提前结束两个人的生命。然而，在最后一刻，他没有能够逃脱，现实抓住了他的神经，血腥地点爆了死亡诗学。
远远的，是谁在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