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在历史的悠悠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娃哈哈却在13年中从14万元借款起家，发展成为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跻身全国最大经营规模500强和最大利税总额500强，连续四年居全国食品制造业利税总额第一位。公司主导产品娃哈哈果奶、AD钙奶、纯净水、营养八宝粥销量均居全国第一，公司注册商标“娃哈哈”成为中国驰名商标。1987年，每个娃哈哈人都会牢记这个年份。因为，娃哈哈是从这一年起步创业的。这一年，娃哈哈公司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经销部在清泰街160号挂牌营业。创办之初，经销部以为区属小学提供服务为主营业务。半年后，经过营养品市场和学生身体状况的缜密调查，在浙江医科大学朱寿民教授的帮助下，开发出国内第一个专供儿童饮用的营养保健口服液——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实现了娃哈哈发展史上品牌“从无到有”的突破。作为一家校办企业，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着承包全面推进的1987-1988年间，娃哈哈不仅没有体制上的障碍，反而具有相当大的经营管理自由度。这种自由度足以使娃哈哈在与传统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船小好掉头”是那时的实情。娃哈哈一开始就实行厂长负责制，投资决策权、产品开发权、产生劳动用工权、人事任免权等，也是从1987年、1988年实行的，比一般的国有企业整整早了五年。在企业理念的指引下，一步超前，步步领先。1988年产值500万元、利润18831万元；1989年产值2700万元、利润70317万元；1990年产值9800万元、利润221275万元。1991年元月，仅有80人的娃哈哈经市委牵线搭桥，把拥有1600多职工和1700余名退休职工的杭州罐头食品厂实施兼并。3个月后，亏损4000多万元的杭州罐头食品厂扭亏为盈，兼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同时成立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这标志着娃哈哈完成了从小到大的裂变。1991年，集团公司产值首次突破2．17亿。1992年初春，邓小平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娃哈哈又抓住了机遇，使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大大增强。1993年，实现产值6．01亿，利润1.14亿，分别比1992年增长了51％和62％。当时，娃哈哈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的一根支柱，并享誉全国。公司创办至今，经济效益不断上升，但娃哈哈人并没有固步自封，仍然不断冲击，1995年实现利税816万，1996年实现利税2300万，1997年实现利税600万，已成为涪陵当地财政三强之一。娃哈哈涪陵公司的成功，提高了娃哈哈系列产品在西部市场的占有率。之后，娃哈哈西进北上，相继在广元市、沈阳市、巢湖市、高碑店市、长沙市、宜昌市、红安县等地创办了分公司，使公司规模稳步扩张。1996年年初，娃哈哈公司与法国达能集团、香港百富勤投资公司成功实现合资，引进外资4500万美元，对于娃哈哈实现二次创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一方面利用外资大量引进世界一流的纯净水、果奶、碳酸饮料生产设备，建造起20余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时代，娃哈哈找到了技术和合作伙伴。娃哈哈的合资真正达到了壮大自身、振兴民族品牌的目的。扩张与合资，是娃哈哈创业的两翼。1997年，产值首次突破20亿元大关，利税达到46亿。这标志着娃哈哈二次创业目标的实现。娃哈哈之路是一条改革之洛，是实施企业文化工程结出的胜利之果，娃哈哈成长的背景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浪潮。从诞生到兼并扩张，从成立股份公司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从生产经营到品牌输出，娃哈哈的每一步都无不烙着时代的印记。娃哈哈的成功是实施品牌战略的成功，是企业文化和“面对强手、不断冲击”的企业理念的胜利。
(二十二)借变化找机缘
当年，胡雪岩的生意正在蒸蒸日上之时，太平军攻占杭州，就使他经历了一次大的变故，而且这次的变故几乎将他逼入绝境。
这次变故有三个方面：
第一，胡雪岩的生意基础和最大的钱庄、当铺、胡庆余堂药店以及家眷都在杭州，杭州被太平军占领，等于他的所有生意都将被迫中断。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想办法从杭州救出老母妻儿。
第二，由于胡雪岩平日里遭嫉，如今战乱之中，顿时谣言四起，说他以遭太平军围困的杭州购米为名骗走公款滞留上海。说他手中有大笔王有龄生前给他营运的私财，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甚至有人谋划向朝廷告他骗走浙江购米公款，误军需国事，导致杭州失守。这意味着胡雪岩不仅会被朝廷治罪，而且即使杭州被朝廷收复之后，他也无法再回杭州。
第三，即使不被朝廷治罪，他也不能顺利返回杭州，因为失去了王有龄这个官场靠山，他的生意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他的钱庄本来就是由于王有龄这一官场靠山得以代理官库发迹，而他的蚕丝销“洋庄”，他做军火，都离不开官场大树的荫蔽，胡雪岩那个时代做生意，特别是做大生意，本来就不能没有官场靠山。
不过，面对这一变故，胡雪岩并不惊惶失措。之所以如此，是他从表面对他不利的因素中，准确预见出了可利用的因素：
其一，如今陷在杭州城里的那些人，其实已经在帮太平军做事，他们之所以造谣生事，是因为太平军也在想方设法诱胡雪岩回杭州帮助善后，而那些人不愿意放他回杭州。他们造谣虽为不利，却并不是不可以利用。胡雪岩根据这一分析，确定了两条计策：首先，他不回杭州，避免与这些人正面交锋，他知道他的这一态度一旦明确，这些人就不会进一步纠缠。其次，胡雪岩不仅满足他们不让自己回杭州的愿望，而且他还决定自己出面，特别向闽浙总督衙门上报，说是这些陷在杭州城里的人实际上是留作内应，以便日后相机策应官军。这更是将不利转化为有利的极高妙的一招——表面上是给了这些人一个交情，暗地里却是把这些人推上一堆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因为如果这些人不肯就范，加害胡雪岩，他可以随时将这一纸公文交给此时占据杭州的太平军，说他们勾结官军，这些人无疑会受到太平军的责罚。
其二，胡雪岩此时手上还有杭州被太平军攻陷之前为杭州军需购得的大米一万石。当初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时无法进城，只得转道宁波，赈济宁波灾民，并约好杭州收复后以等量大米归还。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胡雪岩决定，一旦杭州收复，马上就将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这样既可解杭州赈济之急，又显胡雪岩做事的信义，诬陷他骗取公款的谣言也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胡雪岩不仅在杭州一被官军收复，便将一万石大米运至杭州，而且直接向带兵收复杭州的将领办理交割，这样不单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更一下子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将他引为座上客，并委他鼎力承办杭州善后事宜。由此，胡雪岩又得到了一位比王有龄还要有权势的官场靠山。胡雪岩的红顶子，也就是这一举措的直接收益。原来看似不利的因素，实际上成了胡雪岩日后重新崛起的机会，真可谓把不利之中的有利因素充分利用到了极至。
能如胡雪岩从变化中找出机缘者，可不就是一等一的本事？可不就是一等一的俊杰？
(二十三)资金不足？服务来补
江苏银行总行原设苏州，不久即迁上海。在苏州时，应得闳为银行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迁沪后，陈光甫专任总经理，额定资本为100万元。
陈光甫坚持银行经营应独立于政治的宗旨，把银行迁到上海，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省政府当局对银行业务的干预。同时，陈光甫又把自己在美国所学的近代金融知识实际运用到银行的经营和管理之中，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913年，正当江苏银行出现生机时，政局发生剧变。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惨遭失败。袁世凯下令捕杀革命党人，他得到消息，说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这项军费是从江苏银行支取的。袁世凯大怒，下令杀掉陈光甫，幸亏友人、总统府秘书长张一说情，陈光甫才保全性命，幸免一死。
袁世凯的干将、军阀张勋取代了程德全出任江苏都督。张勋上任不久，就令陈光甫抄报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陈光甫以银行有责任为存户保守秘密为由予以拒绝，张勋悍然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江苏银行的一番经历使陈光甫感到，官办银行必定会受到政府当局的多方掣肘，无法发挥他个人的创造才能，只有以民营商业银行为基地，才能在金融界施展鸿图。
陈光甫将自己的想法同两位好友张嘉王敖和李馥荪商量。张嘉王敖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馥荪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他们俩对陈光甫的想法并没有马上赞同。因为此时，中外银行都集中于上海，可谓山高林密。中国金融的命脉操纵于外国在华银行之手，此外，旧式钱庄也占有很大的势力，民族资本银行只能在两者的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
但陈光甫认为自己的资金不足，可以用服务来弥补。他说，自己的银行可以为已有的大银行服务，只须其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优质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洋商银行只注重与政府进行交易以及同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银行的高楼广厦使一些小商平民望而止步，不敢问津。如果有服务周到的银行出现，正应合这些人的需要，可以不动声色地与各洋商银行进行竞争。
“先期集资5到10万元，银行即可开办。开办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良好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到那时，资本的积累和运用这两大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陈光甫很有信心地这样分析道。
张嘉王敖和李馥荪很佩服陈光甫的勇气和胆识。于是三人同心协力，开始着手筹建。
1915年4月17日，召开了首次股东会。股东共有7名，出席会议的仅4名，他们是陈光甫、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会上选出7名董事，也就是仅有的7名股东。
庄得之，江苏武进人，清末洋务派官员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在张之洞、李鸿章手下筹办军需，有候补道台的名衔。沪宁铁路筹建时，他曾参与其事。1912年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
仅以10万元资本开设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其资本额是当时上海各家银行中最少的。与其同年成立的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多的是盐业银行，190万元。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拥有25万元。
上海银行开业时，招待客人的仅是茶点。
当时，人们把这家银行叫做“小小银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银行”。大上海中的小银行，倒也名实相当。
上海银行开业时，国内政局动荡，变故频仍，内地的官僚、士绅、地主等有钱人，多把资财转到上海，存入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凭借外国银行在租界内享有的特权，寻求对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时，一些中产者及广阔的民间，尚有许多闲散资金。
对于当时的情况，陈光甫早已了如指掌。他拿定主意，想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的办法，迅速扩大银行资本。为此，他明确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侵略”的口号，并以此为行训，要求全体行员严格遵守，这一口号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好感。
陈光甫还根据当时银行业的状况，确定上海银行的办行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他把中小厂商和广大市民定为上海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
储蓄是上海银行的主要业务项目之一。当时各银行、钱庄在吸收存款方面，只注重大宗的，看不起涓涓细流的小额储蓄。陈光甫认为，大户存款变化无常，众多的小存户的储蓄反倒是最稳定的银行资金来源。
为了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陈光甫开办的银元存款，数额不限，不论多少一概欢迎。更为独特的是，他在金融界首倡一元即可开户的小额储蓄。起初，有些人讥讽这种吸收存款的方式为苟且于蝇头小利，并将它传为笑谈。
一天，上海银行接待了一位特殊储户。这人带来银元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立了100个户头。
银行的工作人员面带笑容耐心细致地为他开了100个存折。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彬彬有礼的周到服务，使这位储户心悦诚服。
此事传开后，大家无不赞扬上海银行的这种真正热心于小额储蓄的举动，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小额储户前来存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元开户”的消息也传到了陈光甫的家乡镇江。
镇江的旧式钱庄势力很盛，对于新式银行的发展颇不甘心，并已感到来自新式银行的难以抗拒的压力和威胁。陈光甫“一元开户”的举动，使他们更加不能服气。
于是镇江的几家钱庄联合起来，派人抬着几口大箱子，分别装有5000银元和3000银元，到开设不久的上海银行浙江分行，要求开8000个存折。
这是存心找茬。镇江分行的职员一方面热情接待，好言周旋，使对方答应把款项暂由分行封存。一方面紧急报告总经理陈光甫。
事情很棘手，弄不好，不仅陈光甫要在家乡父老面前栽尽面子，而且整个上海银行也会在储户面前失去信用。陈光甫处变不惊，方寸不乱，设法化解矛盾。
他想到了上海银行董事黄静泉。黄静泉是镇江几家钱庄的股东之一，跟镇江银行业关系不错，又有一定影响力。于是陈光甫派黄静江专赴镇江相机处理。同时，又请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出面调停。如此双管齐下，终使事态平息下来。
小额储蓄业务的局面打开以后，陈光甫为适应不同储户的需要，又在上海银行及其各分行，逐步开办了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多姿多彩，五花八门。
其礼券储蓄尤其别出心裁。社会之上，无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里巷平民，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家家产户，每每难免。遇见此类事项，出于礼仪，亲朋故旧之间馈酢应酬之举，势所必须。为了适应人们这种特殊需要，陈光甫发行储蓄礼券。
这种礼券有两种，一为红色，一为素色。红色礼券供人们喜庆场合之用，如婚娶嫁迎、小儿满月周岁、成人金婚银婚、老者高年寿诞等。素色仅供奔丧吊孝场合应用。
礼券金额分为1元、2元、5元、10元、50元等多种，购买时只需交付与票面相同的币值，不收印制礼券的工本费。用礼券兑取现金时，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行或任意一个分支机构办理兑现。如果存期较长，银行还要付给持券者相当于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储金礼券的出现颇受社会各阶层人士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