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稷下学宫与尊师重道传统(1)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约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至前221年)，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它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稷门附近而得名。汉代徐干曾追述说：“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中论·亡国》)。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道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尊贤礼士，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稷下学宫是中国封建官学的****，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产生又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西周奴隶制官学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官府垄断文教的局面被打破。

由此私学兴起，并影响和推动了当时诸侯各国公室养士用士制度的发展。齐国富有收揽贤士的光荣传统。田齐夺取政权后，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大了礼贤的规模，专门设置了培养官僚和政客的大学——稷下学宫，广招人才。齐政权尊贤礼士，在政治上给他们以相当高的地位，在经济上给他们以丰厚的待遇。凡来稷下的学者，都要经过齐王召见，或伺机觐见，通过问答及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多少、资历深浅等条件的了解，授予不同的等级称号，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例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政权为这些稷下先生们“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府第壮观，俸禄优厚，很是诱人。齐国“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说苑·尊贤》)，完全是一方诸侯的宏大气势。孟子离齐时，齐威王曾以“馈兼金一百”与之，齐宣王也以“养弟子以万锺”(《孟子·公孙丑下》)，为条件来挽留孟子。

不仅如此，田骈“设为不宦”，齐为他“訾养千锺，徒百人”(《战国策·齐策四》)；孟子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着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排场很是阔气。齐国君视他们为“瑰宝”，把他们看成是光照千里的人物，是金银明珠无可伦比的宝贵财富。这不仅防止了人才的外流，而且吸引着天下名士纷至沓来，使稷下成为当时人才聚集的学术中心和教育场所。齐宣王时“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如果再加上学生，学宫在当时就是拥有数千人规模的高等学府了。齐宣王时，正值齐国鼎盛之时，曾大败魏于马陵，出兵伐燕，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攻入燕都，齐国国威大震诸侯。而这时也是稷下学宫发展的高峰，二者珠联璧合，相映增辉。反过来，兴旺发达的稷下学宫作为封建官吏的养成所，也为齐统治者进行改革和整顿吏治，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吏做了准备。例如，“淳于髡一日而见(荐)七人于宣王”(《战国策·齐策三》)；齐宣王在稷下先生王斗的劝说下，“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邹忌更是从稷下学宫走上仕途，官至齐相，并成功地实施了其法治思想的代表人物；等等。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声望的综合反映。

在当时中国古代社会里，虽然已经有了学校，但还没有从官府中完全分离出来；虽然已经有了教师这个职业，但还没有成为专门的职业。

由于“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教师在人们心目中潜在地拥有较高的地位。齐国的教育是齐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维系纽带和文化控制的工具，官师王师是封建统治者标榜自我、规范他人、附庸风雅的楷模依据，是封建社会中唯一能够跟封建官僚以至最高统治阶级平起平坐，被奉为上宾的群体，也是能够通过游说各自之“道”进入统治阶级阶层的后备性社会阶层。因此，他们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职业声望，经济地位也相应地比较优越，跟封建官僚一样“吃皇粮”、拿俸禄，与天、地、君、亲并列，被排在“士农工商”之首。

(二)兼容并包，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

当我们把稷下学宫放到先秦教育及学术发展的长河中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学术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转关枢纽的作用。因此，给予稷下学宫的先生们以充分宽松的文教政策，追求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使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是稷下学宫尊师重道的另一个体现。

稷下学宫前期，正值齐国封建制刚刚确立，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成熟的“道”——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尚未确定。为此，齐国统治者迫切寻求适合其政治需要的上层建筑。齐王曾说：“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吕氏春秋·执一》)。因此，在文化教育上，他们就实行开明的政策，明智地将各家之长熔为一炉。使得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稷下学宫招致列国名流，汇集百家伟说，是当时的“齐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又是一个官办之下有私学，私学之上是官学的官私合营的“齐国国立大学”，是由西周官学、春秋私学，通向西汉太学的过度形式。

一身而二任的稷下学宫既有私学的性质又有官学的性质，它自然而然地继承和发扬了私学的特点，即兼容并包、来去自由，并形成了百家争鸣、自由辩论的局面。西汉大学者刘向在《别录》中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即是指各派学者定期聚会，探讨学术问题。齐国统治者也打破门户之见，吸收列国诸子各派，不给稷下学宫师生以任何政治压力与限制，不依其好恶独尊一家，而是对各学派平等看待，并设法从各种角度来汲取营养。正由于当时齐国统治者为稷下学宫的先生们创造了讲学、着书、争鸣的良好条件，才使他们放心大胆、专心致志地从事精神劳动生产，并创造了令后世观为叹止的精神财富。儒、法、道、名、阴阳、黄老学派，在这个高等学府里相互诘难。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等思想家、教育家皆有所着，洋洋大观，阐述了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而“《管子》这部书，就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这一些成为人们研究战国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稷下学宫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兼容并包各学派的办学方针，提倡百家争鸣的教风学风，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景观”，也为我国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宝贵教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