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兼融并包的办学思想，提倡丰富扩大教育内容。他们的论述和实践在教育史上都有创新意义。战国时期各派私学大师，除墨家设有科技教育之外，其他私学多为人文科学的教育。稷下学者则不然，他们的注意力已经射向人文科学以外的领域，在兼融并包办学思想的指导下，稷下学宫主张教育内容同样兼融各家，从而形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举的格局。
(一)倡导“卫生”教育
稷下黄老学者将保养身体的“养形”之术，称为“卫生之经”，这恐怕是“卫生”一词最早的来源。古代的“卫生”教育包括心理卫生、气功导引、中医学等方面的内容。既有理论又有技术，是我国古代科技教育的精粹，稷下黄老学者的卫生教育主张大致也是这样，它是对道家养生教育的改造和发展。
关于生命理论的教育稷下先生向学生揭示了生命现象，指出精气不仅是万物之本，而且也是生命之本。所谓“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子·水地》篇对人的生存程序，曾经作过详细的说明：“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人在胎中，吸收了五味的营养，三月生成五脏，再生骨肉，由五脏和骨肉“发为九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尽管所述不尽科学，但描绘了人怀胎十月的大致情况，否定了上帝造人的迷信思想。《管子·水地》还指出，人生之后就有“心虑”这类思维活动。
“虑”是指思维，“心”是指生理器官。“心之所虑”表明人的思维是由生理器官产生的，而生理器官又是由水这样的物质构成的。这一说法，尽管幼稚，但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人们正是以此为传授的初阶，逐渐步入科学的宏伟殿堂的。
关于“重生”思想的教育
远古的人类就很珍惜人的生命健康，原始宗教活动，大多是为了祛病延寿。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鬼神致病论产生了怀疑。当时的思想家，开始从理论上阐述珍惜生命的意义，提出了所谓的“重生”思想。最早有杨朱，以后有老庄。《老子》把“长生久视”作为养生的最高目标。这种唯心主义的幻想，后来被方士、道教利用，大搞“长生不老”或“长生不死”的迷信活动。稷下黄老学派，注意剔除前期道家的唯心主义思想，把保身、养生学说应用到内外两个方面：对外用以治国，对内用以健身。这种变化进一步扩大了“重生”思想的普及，甚至连从政和议政的人员，出于治国和论战的需要，也不得不学一些有关养生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稷下黄老学派吸收了当时科学和哲学的新成就，创立了精气说，从理论上论证了“重生”
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它指出人其所以得病，是因为精气在人身体不能依序而行的缘故。人要不生病，就应保养精气。《管子·内业》篇提出了保持和延长生命的方法，就是要保持“形”中之“精”
不要失散，还要尽可能地吸收更多身外运动着的精气，这样就能增强人的生命力。为此需要维持“形”与“精”的和谐，而内心宁静又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内业》篇说：“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这就是“心平气和”养生之道的肇端。它还指出如果不能做到形与精的和谐，必将危及人的生命，那就是“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巽”是退出的意思，“舍”指人的身体，“生将巽舍”指生命将退出躯体，死亡也就降临。反之，人们如果保健，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可使耳聪目明，精力充沛，身心健康发展。
从理论上阐明了“重生”的意义与途径。这种用自然客观存在来揭示人生死奥秘的观点、方法，无疑是对宗教迷信的有力一击，促进了巫医的分离和中医科学的发展。
养生保健与医疗知识的传授。稷下黄老实施医学教育的情况，由于缺乏直接的材料，难以具体描绘。不过，根据这一学派养生与治国兼顾的特点，也可从考古发掘中，获得一定的信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合黄老于一册的简帛，使黄老之学这一历史名词，初次有了确切的实物根据。这位崇尚黄老的墓主人，除抄有《黄老外经》、《老子》之外，还有一批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帛书的结构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基本“路数”既有“君人南面”之术，也有“长生久视”之道。这批医学帛书可以反映黄老学派修养医学的大致情况。这里有我国最早的经脉学专书和最早的灸疗学着作，其中记载的人体经络系统十一脉，是我国在先秦获得的一大光辉成就。《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古医方书，记有病名103种，药方约300种，药名有247种，对疾病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否定了鬼神致病观，提出了唯物的病因说。《导引图》则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术实施的盛况。这都证明稷下黄老研究和传授“卫生”之经有着丰富而先进的内容。
稷下黄老的“卫生”教育在我国古代影响十分深远。稷下先生创立的精气学说，为我国古代的精神卫生学、气功导引术以及中医学等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提供了教材。稷下的精气说流传面很广，屈原的诗作中有关精气的思想，是其传播到南方的证明，《吕氏春秋》中的养生理论，又是它传播到西方的证明。上自统治阶级，下至庶民百姓，对稷下的精气说，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例如当齐国国君生病乞求神灵保佑时，齐国的大臣晏婴就告诉他，求神是无用的，而应清静寡欲，调整自己的生活起居，注意养生。游学稷下的孟子，着有“养气论”，是他运用稷下精气学说于伦理教育所作的努力。
这些实例，表明稷下学宫的“卫生”教育成效卓着，影响深远。
(二)倡导军事科学教育
稷下学宫的军事科学教育，是齐国注重军事科学这一传统的体现。据史书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将七部兵书辑为《武经七书》，颁行武学，作为必读教材。它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这七部兵书，是我国古代军事着作的精华，至今仍享誉中外。其中有四部兵书可能出于齐人之手，《司马法》则更可能是稷下学宫所编撰。据《史记·司马穰苴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
《司马穰苴兵法》。”当今学者多根据此文认为该兵法是由稷下先生编成的，其中既有司马穰苴的兵法，也有以往的兵法，是一部汇集，它很能反映稷下学士关于军事教育的见解。
稷下先生关于军事教育的主张十分丰富，首先，他们认为必须明确战争的性质。《司马法》开宗明义指出兴兵作战的目的应当是为了“除暴安人”，推行“仁政”。其次，它认为还必须进行有关统军、治军、训练问题的教育。它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强调了军事教育的重要性。至于如何治军，它阐述了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专。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了稷下先生兼融并包的特点，它既强调儒家的仁义思想，又主张以法治军。再次，它论述了军事人才的基本素质。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明符合要求的将才选拔培养之艰难。稷下先生对军事人才的素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指出军事出人才必须德才兼备，修养“仁”、“义”、“智”、“勇”、“信”五德。
即“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只有这样的将帅，才可能用仁爱去解救士卒的危难，用道义去鼓励他们作战，用智慧明辨他们的功过，用诚信使他们唯命是从。具有五德的将帅，是打胜仗的关键。《司马法》提出的将帅五德，和《孙子兵法》的主张如出一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最后，《司马法》还传授了军事指挥和军事技术知识。这部兵书曾经作为齐国训练军事人才的教本，流传后世，成为我国古代的着名军事教材，是稷下先生为我国军事教育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
《管子》不是一部专门阐述军事理论的着作，但是，其中保留了大量军事教育的内容，反映了稷下学宫倡导军事教育的情况。《管子·七法》提出了八条重要的治军原则，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