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和黄在英国推出的CT2流动电话服务，名为RABBIT（兔子）。由于它只能打出却不能打入，跟这一时期的电讯服务技术比起来，要逊色得多，因此它没能引起更多客户的兴趣。一年之后，“兔子”败下阵来，宣布死亡。和黄也身受重伤，为此留下了巨额负债。
李嘉诚说，电讯业务是未来集团业务发展的重点，他已知道和黄未来5年要做什么。做生意的期限是5年、10年，而不是1年，2年。
可见，着眼于未来，善于把握形势是和黄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嘉诚的长远目光和正确策略为长和（长实、和黄）指明了航向。
和黄集团从事电讯事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它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艰难。
在投资英国电讯市场初期，由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曾受到海内外证券业的不断批评。其后，李嘉诚又于1994年将电讯业务重新包装，改名为“橙”（Orange），推出GSM流动电话服务业务。起初也不被业界看好，唯恐是CT2的翻版，但后来逐渐被消费者所接受、喜爱，手提电话的销售也不错。
即使是经营Orange，也是历经数年奋斗才有今天的结果。
但是无论经历多大的困难，李嘉诚都凭着他对未来趋势的正确分析与把握，绝不轻言放弃。就在市场普遍对该项业务不看好的时候，他曾经亲自出面澄清了市场上有关它的一切传言，表示将继续支持和黄在英国的电讯事业。
果然不出李嘉诚所料，仅仅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和黄集团便从橙身上取得了惊人的回报。这种前瞩未来的能力，使得李嘉诚的事业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长立不败之地。
李嘉诚在发展电讯业务上始终坚持不懈，与他往日在商战中一见不利，即时撤退的作风，很不相同。难道这是因为他偏爱电讯业吗？当然不是。无论他继续进取还是退避三舍，都是从该项业务是否有前途考虑的。有利则进，无利则退。实际上，他从不偏爱任何一项业务，他说：“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这是一种有着丰富商业经历之后超然于商业的一种心灵感悟。对于一个真正的商人来说，在他的眼中，应当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说起来也许容易，但做起来可并不简单，这主要是与一些人的自我欣赏情结有关。在取得了某项业务的成功之后，许多人往往将其作为自己日后发展的基础和向别人炫耀的一块招牌。然而，招牌只象征着过去的辉煌，却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
3.以小博大，以弱制强
每个成功者都不是天生就具备成功所应具备的所有要素的，都是在不断把弱势转变为强势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实力。善于“以弱制强”可以说是成功者的优秀品质之一，而李嘉诚在这方面能够做为我们的楷模。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非常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博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让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这样庞大的公司，拥有这样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及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恰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以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赞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对于人们的称赞，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收购成功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时，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这样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予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所谓时势造英雄，一项事业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的作用，而想在商战中将弱势变强势则更应如此。事实上李嘉诚之所以能将自己的弱势变为强势主要是靠多年来的苦心经营，没有经营能力为大家所认可；没有祖国大陆的巨大靠山；没有整个公司员工上下同心协力；没有多年诚信经营所获得的声誉……就不可能取得和黄一役的大捷。因此，化弱为强最终靠的还是实力。只有在经营中不断增强自己，才能在将来由弱到强，从小胜走向大胜。
4.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在别人看不见希望的地方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的投资总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一扫前段日子的晦气。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内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底，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从而引起了二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
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迷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李嘉诚从香港传媒上得到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但他明白，香港“五月风暴”与内地“文革”有直接关系，李嘉诚也通过一些渠道看到了内地群众组织散发的小报，他从中获悉，8月份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据此看来，香港“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而且，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那么，究竟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呢？李嘉诚认定，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中国政府若要收复香港，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中国政府保留香港，是希望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较为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而，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却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此时，许多移居海外的业主，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于是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时期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李嘉诚的行为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着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也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但李嘉诚依然不改初衷，继续逆潮流而行。
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场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可获得的租金收入即达390万港元。
李嘉诚成为这场地产大灾难的大赢家，他利用过人的胆识，把别人臆想的灾难变成了自己的机遇，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地产巨头奠定了基石。
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或许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应如此说，在这场夹杂着政治背景和人为因素的房地产大灾难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对前景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说李嘉诚的决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现实的。
客观地说，李嘉诚的行为是带着冒险性的，说是赌博也未尝不可。
但是，李嘉诚的赌博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之上的，绝非盲目冒险。
那么，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而放弃，还有的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行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不是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行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仅仅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才暂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这个“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这个时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少会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就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商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5.主动出击，险中求胜
危急之中不能坐以待毙，而要主动出击，这是经商的一条铁的定律。企业要生存，难免会碰到许多危急时刻，这就要经营者能够审时度势拿出一系列主动出击的策略，想人之所不能想，做人之所不能做，在危急之中敢打敢拼，闯出另一番天地。李嘉诚在实施进军北美市场的战略过程中就充分显示了这种大无畏的商家魄力。
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消费水平极高，其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额的1／4以上。李嘉诚以前也曾陆续承接过香港洋行销往北美的塑胶花订单，但纯属小打小闹，量小利微，根本就不是他所期望的。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守株待兔”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等于是坐以待毙：“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陈旧过时的经营理念，根本就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为此，李嘉诚决定主动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