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历史哲学的现代性变迁(7)

接过胡适的实证主义旗帜，并竭力把史学研究推向科学化的是傅斯年。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傅氏以其“史学本是史料学”的明确主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写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可以视作为傅氏力图以实证论建立历史科学的宣言。在这篇被许冠三认为“足够令他名垂史林”的文字中，傅氏首次明确地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根据他的理解，正是以史料学为内容，使得近代史学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史学。在他看来，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不是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是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而“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傅氏这里所说的“近代史学”，就是指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逐渐趋同的实证史学，而它之所以具有科学的性质，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把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史料学的范围。在他看来，史学的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梳理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把这三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也是史学研究中的“中央题目”。显然，傅氏“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命题，强调的是史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至上性。这一命题意味着只有史料才是史学研究的唯一内容，历史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的过程。因此，“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客观的处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是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从三个方面予以进一步的解释：其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其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傅氏所总结的三点，事实上包括二层含义。第一个层次（第一点和第二点）是关于史料，在他看来，既然“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史料问题便成为史学的核心问题，史学的本业正在于“纯就史料以探史实”，通过“客观的处理”史料以寻求历史事实，历史的“客观知识”，只存在于史料之中，“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只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第二个层次（第三点）是关于工具，在他看来，史学的起点在收集史料，而史学的发展则在于扩充新史料和寻求新工具。傅氏所说的工具，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他看来，“现代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方法之汇聚。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提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因此，只要能够做到材料与工具兼备，历史学就能成为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他说：“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言外之意，由新材料和新工具而建立起来的历史科学，可以超越国家的界限，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因此，他满怀信心地展望，只要能够在史料方面下功夫，不断扩大史料的收集范围，放手利用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一切工具，就一定能够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门类。柯林武德在分析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时说道：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自己大多数都非常高兴地进行着确定新的事实；可供发现的领域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他们所要求也就莫过于去挖掘它们了”。实证主义者普遍相信，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和严格考证，不断地确定新的事实，这样就可以再现全部历史的真相。英国史学家阿克顿甚至认为，只要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全面系统地梳理材料，再从真实的材料中确定有关事实，这样写出来的滑铁卢战役，就会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他甚至预言，随着档案的开放，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全部的资料”，这样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可以解决”，因此“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时代即将到来。与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如出一辙，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也是把搜集和考订史料、确定事实，作为历史学的第一要义。无论是梁启超的“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还是傅斯年的“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抑或是胡适的“科学方法”，他们所强调的核心问题都是史料。胡适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傅斯年更是强调，“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正是由于他们的诸多努力，中国近代新史学摆脱了初创时期的简单和粗糙，走上了一条注重实证、反对主观、讲究严格的史料辨证和考订技术的道路，并使得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变成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尽管他们反复强调并一直为之付诸努力的“历史的科学”或“科学的历史学”，主要还局限在历史研究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严格的史料考订技术、正确的史料整理方法、行之有效的自然科学手段，都是历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条件。从新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实证派史学在史料建设方面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自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并取得重大成功之后，新史学在史料建设方面取得了空前的突破。就“纸上之遗文”的角度来看，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用历史的方法来尽量扩大研究的范围”，具体说来，“这项历史方法（研究的范围）要包括儒家的群经，儒家以外的诸子，乃至于佛藏道藏——不管他们是正统还是邪门；古诗词与俗歌俚语既同时并重，古文与通俗小说也一视同仁。换言之，凡在中国人民文化演进中占有历史地位的任何形式的（典籍）皆在我们的研究之列”。就“地下之实物”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傅斯年的倡导与组织，具有近代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开始产生与发展起来。就“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的角度来看，王国维的成功实践在先，傅斯年的理论总结于后。从“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的认识出发，傅氏把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范围从本土扩展到异域，特别是关于历史时期中国四裔的史事，如果有周边其他国家的材料可资利用，他认为获得正解的可能性将会大为提高。把史料收集的范围从文献的全面整理，扩展到科学的考古发掘，再由本土扩展到异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以安阳殷代遗址为代表的科学考古事业的开展，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材料的系统整理和科学分类，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主体所开展的一系近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等等，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成绩，都与实证史学具有内在关联。

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实证主义史学的一切努力，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加以概括：使历史学自然科学化，即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客观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无论是阿克顿对“终极的”、“完善的”历史学的期待，还是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设想，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愿。然而，这种愿望永远只能是空中的楼阁。无论史料如何丰富、如何准确无误，无论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多么先进、多么高明，最终都无法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因为，首先，相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无论凭藉如何丰富和准确的史料，也无论借助何等先进的工具，最终只能达成对人类历史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不可能囊括历史的全部内容。建立所谓“终极的”或“完善的”历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历史认识作为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形式之一，像其他任何一种认识活动一样，都离不开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只有充分调动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深入到历史进程的深层之中，才有可能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发现历史的真相，达成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然而，实证主义者借口客观性而否定史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主张“让材料自己说话”，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排斥认识过程中一切形式的推理、假设和理论判断。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们所罗列的材料越丰富，所确定的事实越多，就越是使得作为整体的历史更加破碎支离。这样，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所得到的证据，最终也只能算是堆积了一大堆彼此孤立的、零碎而又烦琐的知识而已。正像柯林武德对实证主义史学所作的批评那样，“历史学作为若干个别事实的知识，就逐渐作为一项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知识的科学”。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如此，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也不例外。

实证主义在历史领域思考的终点，正是继之而起的历史主义思考的起点。作为实证主义对立面而横空出世的历史主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潮，对整个世界的历史学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的态度或方法，在西方可谓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它却是对19世纪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直接反动。一般认为，由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所倡导的新康德主义和由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所倡导的新黑格尔主义，都是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在西方的学术界，新康德主义被称之为“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而新黑格尔主义则被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