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康熙《麻城县志》载：“七里岗，西距县三里，宋县令张毅植松处”（第18页）。七里岗这个地名有两处。一处是阎河古城之西的七里岗；一处是五脑山南麓之七里岗。若北宋元丰年间麻城县城在古城的话，张毅植松处就应该在今天的麻城市鼓楼办事处七里岗村境内。
苏东坡在县城逗留期间，消息可能就此传到歧亭杏花村，这才会出现陈季常“北迎二十五里”的情景。
此外，苏东坡在《张先生》诗并序中曰：“先生不知其名，黄州故县人，本姓卢，为张氏所养，寒暑不能侵。常独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欣然而来。既至，立而不言。与之言，不应；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视传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传舍中，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维心追蹑其意，盖未得也。”又在《记张憨子》中写道：“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云：‘放火贼！’稍知书，见纸辄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其实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则有甚异者，盖不可知也。”（《苏东坡全集》第5162页）苏东坡见到张憨子是在黄州故县。这个“故县”在什么地方？《康熙麻城县志》载：“九螺山，在县故县镇，即歧亭。昔张憨子隐此，自号九螺山人。”在此版本县志第九十一页《人才志下·逸行·张憨子》条目中载：“……邑人周维，曾于九螺山石壁间，搜得憨子镌壁诗，云：‘遥望山顶闹洋洋，人来朝拜石头娘。日假浮云充烟屋，夜将明月作灯光。炎热致使风为扇，旱渴间逢雨折汤。天地同生此石母，许多孩儿寄名郎。’”这处遗存，虽经千年风雨剥蚀，至今仍在九螺山顶西南隅石壁上，字迹依稀可辨。《九域志》则曰：“黄州麻城县有歧亭、故县等六镇。”此二说之外，还有一条地方志信息值得思考：民国《麻城县志》（344页）称，谢无逸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云：“杏花村里酒旗风。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外晚灯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年、相见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看来，杏花村里曾有馆驿，苏东坡是在“传舍”（即馆驿）召见张憨子的，歧亭镇北距杏花村数里之遥，而歧亭曾是县治，杏花村可能就是故县镇了。苏东坡召见张憨子，就应该是在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这几天发生的事。
杏花村静庵中的五日慰留
元丰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黄昏，苏东坡与陈季常在歧亭道上欣喜地相逢了。
岁月沧桑，当年陈慥从洛阳回到家乡眉州青神县时，亲携一双艳丽如花的侍姬。那两个粉面娇娃身着戎装，发束青巾，腰系玉带，足穿红靴，一前一后在马上拥着季常，招摇过市，惹得一向封闭的乡人看得眼睛发直。而季常则每逢山水佳妙处，总要与两个佳人驻足流连，游玩嬉戏一番方肯离去。但眼下的季常，没有了当初那份富家公子的风流倜傥，而多了荒野山人的隐逸奇侠之气。
跟随着头戴方山帽的陈季常，苏东坡一行来到了歧亭杏花村陈季常的居所——静庵。
苏学士打量了一下老朋友的房屋，那墙壁是用黄土夯筑的，厚度达两尺有余。屋顶是用松杉木作的檩子，上面铺盖着厚厚的茅草，那样子像两只手合成的人字，当地人称“观音合掌”。
房屋背倚小山，坐北朝南，门前有一溜名叫“打碗花”（又称木槿）围成的篱笆，篱笆上爬满了金银花、牵牛花藤，围成了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小院里有舂米的碓臼，磨面的石磨，屋檐下挂着风干的腊鱼腊肉、扎成把儿的大蒜头、穿成串儿的干辣椒，还有一些葫芦呀、丝瓜呀、豆角呀这些瓜蔬的种子。
进得屋内，按苏学士自己在《方山子传》中的描述，那是叫“环堵萧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一样阔绰的摆设。陈老兄原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之家，河北有千亩良田，洛阳有园林邸第，富丽豪华不亚于王侯公卿，现在清贫如此，真是大出苏东坡的意料。
陈季常进屋后，马上唤出一家老小与苏东坡等人见面。虽然家人的衣着都很朴素，但每个人的面色却十分怡然自得。
听说国中才子苏学士来到了杏花村季常先生家中，村里的左邻右舍都争相跑来一睹尊容，一时间整个杏花村几乎沸腾起来了。
这让人感动的场景和前前后后的思绪感慨，后来都让苏学士写进了他的诗作《歧亭五首》之一中，诗曰：
昨日云阴重，东风融雪汁。
远林草木暗，近舍烟火湿。
下有隐君子，啸歌方自得。
知我犯寒来，呼酒意颇急。
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
房栊锵器声，蔬果照巾幂。
久闻蒌蒿美，初见新芽赤。
洗盏酌鹅黄，磨刀削熊白。
须臾我径醉，坐睡落巾帻。
醒时夜向阑，唧唧铜瓶泣。
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
我当安所主，君亦无此客。
朝来静庵中，惟见峰峦集。
（《苏东坡全集》第255页）
透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探知如下信息：
第一，苏东坡初至季常家，举家欣动之情，已见季常之妻不妒。第二，蒌蒿是濒江河近水生长的一种水草，亦称藜蒿，其嫩茎可供食用。早在北宋时期，它就是歧亭农家餐桌上的特产美味。当地不仅有“正月藜，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的民谣流传，而且至今仍是歧亭等江汉地区时兴的野菜。第三，鹅黄作为酒名，由来已久。杜甫《舟前小鹅儿》有言：“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歧亭杏花村民间向来有酿造黄酒的习俗，诗中提到的“鹅黄”酒即是印证。第四，诗中的“熊白”，本指熊背上的白脂，是一种珍贵的美味。说明主人陈慥拿出了家藏最好的食物来招待苏东坡。这“熊白”也许真是陈家从外地弄来的山珍，也许就是麻城历来习惯自家腌制的肥膘腊肉。第五，自古以来，麻城冬春皆有烤兜子、栗炭火的习惯，烤火时，火旁置一盛水的陶瓷或金属器皿，一可烧开水饮用，二可中和一氧化碳，诗中“唧唧铜瓶泣”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习俗。第六，麻城俗谚曰：“久晴东风变，久变东风晴。”此诗开首有东风句，次日即为雪后初晴，可以看到杏花村西南方向的九螺山群峰，足见麻城农谚实是经验之语。
静庵第一夜，苏学士被好客的主人着实盛情款待了一番，并且在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以致坐睡在火塘边，连头上的巾帻落下也不知道。这一睡直到夜深人静。期间醒过，只听煨在火塘里的铜瓶中的沸水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像人的哭声一样。苏学士醒后第一个烦恼就是：“唉，黄州并不算远，可惜就是缺少朋友啊！”
在季常家里，东坡一共逗留了五天。两个朋友有时乘雪后初晴到杏花村周围转一转，看一看。落尽枯叶的杏树桃树，环绕着村庄，枝头的芽苞稍微有些肿大的迹象，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常青的松柏上残留着尚未消尽的残雪，它们傲然地挺立在岩上。一条白练似的举水河，蜿蜒地向东南方向流去，这一切都显得那样安详而平静，苏东坡不由得佩服起老友选择此地居住的眼光，这的确是一处山水相依、静中有动的好地方啊！
季常告诉东坡，歧亭这地方有个古名叫龙丘，所以自己别号龙丘居士。而当地老百姓不知我的来历，见我喜欢束一顶方山冠，便叫我方山子。
在季常家，东坡发现他虽无意追逐功名，但却带有很多书籍，藏有不少名家书画。五代前蜀人赵德元所画《朱陈村嫁娶图》，就是陈慥的藏画之一。苏轼见到这幅名画时，显得很是兴奋。而当天夜里，到歧亭杏花村催收租税的官差，却挨家挨户敲门催交，弄得村里鸡飞狗跳，半夜都无法宁静。
于是，苏东坡十分感慨地写下了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
其一
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
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
其二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
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
（《苏东坡全集》第937页）
在季常的静庵中，苏东坡还发现主人有一个炼丹房。近年对研究佛道禅学越来越感兴趣的苏学士，回想老友当年放浪形骸的轶事，联系眼前的情景，吟下《临江仙》词一首，词前小引曰：“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其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曰静庵居士。作此词赠之。”其词曰：
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蜀路，却是洛城花。
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苏东坡全集》第1547页）杏花村里识新朋
苏东坡在杏花村留住期间，除了与陈季常畅叙离情之外，还结识了好几位新朋友。
第一位是自称九螺山人的张先生。苏学士有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新地方，总喜欢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他看来，学问学问，既要学也要问。
这一日，他在与季常交谈中得知，九螺山里住着一位性格古怪的隐士。这人一年四季不洗澡，问他为什么不洗澡，他说洗澡伤元气。身上穿的衣服从来不脱下来洗，问他为什么不洗衣服，他说洗多了破得快。平时，这个张先生爱在乡间行乞，但他只要饭不要钱，给他钱，他反而说这阿睹物，尽是铜臭味。
张先生之所以被人称作“先生”，是因为他读过一些书，动不动还喜欢在纸上写唐代郑谷所作的《雪》诗。张先生还爱帮人做事，所以，每逢事情忙不过来，只要说“张先生，我请你帮忙做某某事”，他二话不说，操起家什就干，还不偷懒。若是遇着心烦，看谁都不顺眼，见人就骂“放火贼”。
听说有这样怪异的人，苏东坡很想见识见识。季常说，很多路过歧亭的人听说张憨子的趣事，想见他，但多数都未如愿。既然苏仁兄想见他，那我就托个熟人去把张先生找到馆舍来吧。
过了几个时辰，张先生被人领到了馆舍里，但他站在厅堂上，一句话也不说。苏学士很礼貌地上前问候，他没有出声回应；请他坐，他也不坐。季常说，张先生，这是大名鼎鼎的苏学士，慕名见你呢！请坐下拉个家常吧？！
张先生依然不答不坐，只是站在堂前，时而低头看地，时而仰头望那馆舍墙壁上的对联字画，很久很久，竟独自转身离去了，身后只隐约留下一股似汗臭又似厩肥发出的那种气味。
后来，东坡先生写下一篇小文《记张憨子》，并写了一首诗叫《张先生》，使这位怪异的麻城小人物青史留下名来。
《记张憨子》原文如下：
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云：“放火贼！”稍知书，见纸辄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其实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则有甚异者，盖不可知也。
《张先生》诗并叙原文如下：
先生不知其名，黄州故县人，本姓卢，为张氏所养。佯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独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来者欲见之，多不能致。余试使人召之，欣然而来。既至，立而不言。与之言，不应；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视传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传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维心追蹑其意，盖未得也。诗曰：
熟视空堂竟不言，故应知我未天全。肯来传舍人皆说，能致先生子亦贤。脱屣不妨眠粪屋，流澌争看浴冰川。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苏东坡全集》第1235页）苏东坡在杏花村结识的又一位新朋友是王翊。
王翊是麻城歧亭人，家境殷实而为人好善乐施。陈季常向苏学士讲了王翊的两件异事。第一件事是，一天夜里，王翊梦见自己在水边看见一个人被别人打成重伤，几乎奄奄一息。这个人见到王翊便向他呼救，王翊于是救起了此人，保住了这人的性命。第二天，王翊偶尔来到水边，看见一只鹿被猎人捕获，鹿身已中数处枪伤。一心向善的王翊马上从钱袋里取出数千铜钱，将伤鹿赎救了下来，并精心医治好了鹿伤。从此以后，这只鹿便跟随着救命恩人，一步都舍不得离开。
第二件事是，在王翊家的屋后有一片茂密的桃林。有一天，村里一位农妇从果园路过，发现高高的桃树上有一只熟透的桃子，十分硕大，孤单单挂在树杪上，就踮起脚把桃摘下来吃。王翊刚好碰见了，大为惊讶。转眼间那村妇吃完了桃，把桃核丢弃在地。王翊连忙拾起桃核，并将核剖开，得到一块桃黄，马上送进口里嚼碎后吞进肚里，感到味道特别甘甜鲜美。自此之后王翊饮食断掉荤腥，每日只是吃素斋饭食，并且从此不再杀生。
苏东坡当时听了这些，觉得王翊算得上是个异人，他身上发生的事也是异事。所以，他特意去拜访过王翊。元丰四年（1081）正月，苏东坡重访杏花村的时候，先后写了《王翊救鹿》和《书桃黄事》两篇文章，记下了以上异事。
《麻城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版前编？杂志·轶事）中载《东坡志林》原文是：“歧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梦于水边，见一人为人所殴伤，几死，见翊而号，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边，见一鹿为猎人所得，已中几枪。翊发橐以数千赎之。鹿随翊起居，未尝一步舍翊。又翊所居后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妇过林中，见一桃熟而绝大，独在树杪，乃取而食之。翊适见，大惊。妇人食已，弃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黄一块，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断荤肉，斋居一食，不复杀生。亦可谓异事也。”
苏东坡结识的第三位朋友是歧亭监酒胡定之。
当年，北宋朝庭推行新政，在地方府县以下设有负责某些特殊税收管理的官吏。歧亭杏花村在唐代就以酒闻名，所以苏东坡于元丰三年正月第一次到歧亭，便碰上了“县吏催租夜打门”的情形，这“催租者”，当是歧亭监酒官胡定之或他的属员。
本来，苏东坡对监酒官“夜打门”的行政行为是有看法的，是反感的。但是，作为大学问家，苏东坡嗜书如命。可惜赴任黄州，他这带罪之官，连老婆都没带，哪还顾得上带那么多书啊。
作为负责征收地方酒税的官吏，监酒胡定之却随任带了号称万卷的书籍，并且还喜欢借给人看。陈季常就借胡监酒的藏书来看过。从老朋友口中得知这么重要的一条信息，苏学士自然要拜访这位胡大人。
一回生，二回熟。元丰三年五月，苏东坡来信请陈季常去黄州会面，信中提到借阅《易》、《史记》索引、正义等书籍，并嘱咐赴黄州时带去。其中有的书其实就是向胡定之借的。
陈季常一访苏学士
元丰三年（1080）正月三十日，苏东坡在歧亭辞别好友季常和一批新结识的朋友，动身赶往黄州赴任。
一路上水陆兼程，傍晚时分抵达黄冈县禅寂寺。看着暮色中的荒凉景象，苏学士想起少年时经历过的往事，于是在夜宿禅寂寺时，留下一诗并引：
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苏东坡全集》第938页）
元丰三年二月初一，苏东坡一行抵达黄州，寓居黄州定惠院（黄州城东南）。时任黄州太守陈君式，不因苏轼“重罪”在身而“摈疏”他，并且经常到寓所探访他，这使苏学士感到很宽慰，心情也闲适开朗起来。
大约在元丰三年三月下旬，陈季常写信给苏东坡说，武昌（今鄂州）的朋友知道一处田庄要出卖，建议苏轼买下来。如果手头紧张，可以先租后买，看意下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