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其父母廖仲恺、何香凝革命进步思想的廖承志，当然不是被吓大的。自小就在革命中长大，大事、难事、危险事见多了，这点压力根本不值一提。凭他的经验和阅历，这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一点问题，在当时的情势下，走哪儿都行得通。于是，他坚决上报周总理。很快，事情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
于是，1957年3月，国务院再度批转中侨委、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报告，“为争取更多的侨汇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有侨汇收入的侨眷的物资供应，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满足有侨汇户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各地可施行将侨汇收入与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结合的政策，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给国内收汇人。具体的侨汇券方案交由当时的财经委主任李先念执行。
不久，历史上著名的“侨汇券”就走进了广大侨户的家庭。
这是一种专门印有“侨汇”字样的票证，根据不同的商品属性，还细分了不同的票面，如侨汇购物券、购粮券、购油券，还有的地方有布券、棉券、副食品券、工业品券、肥皂券、煤券等（见下图）。
侨汇券持有者可以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既解决了侨汇户的物资供应问题，又提高了归侨、侨眷争取侨汇的积极性。
如果说1955年周总理亲自署名的关于侨汇的《命令》是一次针对国内与国外华侨之间隔膜的拆墙行动，那么，侨汇券则是名副其实的修路行动。
习惯了计划时代分配法则的人们，被这个新鲜物刺激得趋之若鹜，争取侨汇的热情来了个大井喷。因为海外亲属只要往国内汇的款越多，你在国内获得的侨汇券就越多，可买的紧俏商品的范围和购买力就越大。
侨汇券极大程度地刺激了外汇入境中国的热情，但使用套路并不单纯，需要和人民币配合才行。光拿个侨汇券上街买东西，没有钱也是白扯。也就是说，这东西具有货币能力，但不能代替货币。可不管怎样，为了国内的亲人过得更好，海外侨胞或者国内工作的外宾都铆足劲往中国汇钱，为的就是多得侨汇券。只要有外汇进来，去银行就可以按当时的汇率牌价提取相应的人民币，除此之外，搭配的就是一定比例的侨汇券。
面对通常的侨汇渠道，海外华侨自然没了担忧，侨汇又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祖国涌来。
然而，寂寞不常在，坎坷永相随。
到了1958年前后，侨务工作又有了波折。
首先是全民“大跃进”如火如荼，侨汇工作自然不能落下。最初，各地还有点欲说还羞的意思，先是小打小闹地拆人家侨户的铁门铁窗去炼钢铁。渐渐地，在争取侨汇的问题上，也开始走跃进路线，开始对归侨、侨眷提出不合实际的侨汇目标摊派，采取层层控制指标硬性分配任务，队与队之间比赛“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等做法。一些地方银行在解付侨汇时，大都捆绑定期储蓄存单，让侨汇户在存款上“放卫星”，有的存款年限竟达100年！甚至有的地区还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区劝募。
另一头，人民公社运动对侨眷这一块也照顾有加，由开始的浅尝辄止发展成重口味，于是，侵犯侨汇、征用华侨房屋、平调归侨和侨眷财产、强迫侨户捐献投资等现象也再度抬头，有些地区甚至在人家黄金上打主意，专门开设“总路线训练班”，把有黄金的归侨、侨眷们集中起来进行“培训”，苦口婆心，滔滔江水，目标只有一个--献出自己家的黄金。
相伴而行的还有反右斗争，白热化必然会过头，想直行却有点失控，逐渐有向“左”转的苗头，侨务部门开始无视归侨、侨眷的具体生活习惯，强迫他们在劳动方面也跃进争先，甚至还针对没有劳动习惯的侨眷提出改造计划，要求其一年之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中等劳动力水平。
这些冲击本来就不小了，再加上全国大办食堂，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很多侨眷即使仍有侨汇在手，也买不到生活所需。大家觉得手里的侨汇除了没用之外，还极易惹祸上身，于是，争取侨汇的积极性再度降到了冰点。
这么一搞，结果可想而知。
据资料显示，1959年1至4月，全国侨汇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2.4%，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6.9%。而江苏省上半年的侨汇收入较1957年同期更下降了46%。
多条路线绞在一起，形势大有愈演愈烈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外汇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侨汇收入再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当年国家原本计划使用侨汇为6000万美元，可实际上，上半年全国的实际侨汇收入才2000多万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一年。而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竟然只有区区的39万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78%！
情况危急，绝不能等闲视之。
很明显，原因有二：
一是运动作祟，让侨户心里备受打击：越有钱越没理，有时凭空就会遭受责难，不如干脆放弃侨汇。二是国内物资供应紧张，有侨汇证也不见得就能保证侨户起码的生活物资，侨户就更加没有积极性。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再次纠错，打消侨眷顾虑，保证侨眷正常生活，继续强化对归侨、侨眷“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采取措施解决归侨、侨眷的实际困难。
因此，国家从1962年开始，搞起了两手抓。
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标准，同时也增加供应物资的品种和质量。各地成立“华侨特种物资供应小组”，在侨户较多的城市，设立专店专柜，违反规定擅自挪用的，一律视为挪用国家外汇罪论处。
同时，要求各地听取侨户的心声。侨户们最开始都有点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发言。但相关部门的表态和诚信，终于让他们平定心绪，有了一诉衷肠的机会，于是大家都满腹辛酸，很多会基本上就成了诉苦大会。不过，会议的基调和结果都非常良性--吃了人家的，给人家吐出来；拿了人家的，给人家还回来。对那些认为享受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优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国外亲友的正当联系是复杂的海外关系的，都通通闭嘴；那些私拆信件、追查侨汇来源、干涉侨汇用途的，坚决查处；那些占用华侨房屋的，不仅要退还，还要按使用时间发给补偿金；那些强迫侨眷、归侨投资捐献的财物，一律退还，并付给应得利息；甚至连侨眷、归侨的家畜及屋前房后的瓜果梨桃树，都永远划归个人所有，没办法退还的，折价赔偿。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都纷纷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建筑汇款工作，以作为侨汇收入的一个新增长点。一些归侨、侨眷较多的城市，开始建设华侨新村，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华侨和港澳同胞用侨汇购买；同时对华侨和港澳同胞自建房屋所需的建材、房基地等实行优惠政策，允许凭侨汇证在城市建房的华侨或港澳同胞在农村的家属进城落户。
坚决而端正的态度加上所有这些得力的措施，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出现的偏差，让当时举步维艰的中国经济逐步得以改善，侨汇收入又再次开始上升。
然而！总有不断的然而，总有不断的转折。
“左”倾思潮再次来袭！
1963年3月22日，中侨委下发文件：“国内侨务工作应当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最近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对归侨、侨眷进行更加深入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加强阶级教育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侨务战线和全国其他战线上一样，都体现了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这些斗争始终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
什么意思？
侨务工作也要上纲上线。
1964年，中侨委再发报告：“侨务工作也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侨务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必须坚持政治第一，坚持同种种以公开或隐蔽方式宣扬资产阶级影响、进行资本主义活动的行为进行不断斗争才能正确地贯彻党的侨汇政策，完成侨汇任务”。
什么意思？
侨务工作政治斗争第一。
尽管“左”倾已露端倪，但在最初几年，国家还一直坚持争取侨汇的态度和路线，一再强调“汇款赡家是华侨的义务和正当权利，党和政府一贯采取保护侨汇的政策，严禁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侵犯或变相侵犯侨汇”，要求“各地继续纠正追查侨汇来源、强迫投资、侵犯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侵吞、挪用侨汇物资等错误行为。”
应该说，在这样一种颠倒红绿灯的年代（据说当时为了表达又红又专的寓意，以红为尊，曾经把交通信号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实施几天后由于交通事故频发而被迫不甘心地放弃这一创意），有些省市还能够继续在侨汇政策上采取积极措施，也算是真正的难能可贵了。比如江苏，就曾拿出过比较积极的态度和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应该教育干部们自己能对侨汇工作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要听风就是雨，胡搞瞎搞，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第二，侨汇物资供应工作是根本，不能动不动就断供，专柜专店机制还得继续；第三，银行解付服务不能懈怠，对侨汇必须随到随解，甚至对侨汇收入较多的地方还设立专职的侨汇干部。
江苏的做法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给侨汇工作的健康发展做了个很好的榜样。比如1963年江苏全省的侨汇收入为125万美元，到1965年已超过200万美元。
在这种坚持下，尽管1963年至1966年5月这一段时间里“左”倾思潮已经基本上处于摁不住的态势了，但可以说归侨、侨眷的权益还是基本能够被有效保护的，全国侨汇工作还是能够正常运转的。
然而，1966年一纸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整个国家开始走向集体迷茫、纠结、动荡、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当时，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都能和阶级斗争扯上很“要好”的关系，一个“纲”字定始终，这种情况下，谁再强调什么创汇，实属异端！甚至发展到后来，一提侨汇，那就是反革命！
侨汇至此基本停滞，国家外汇进入前所未有的紧缺时期。
历史来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
站在外交以及国际的角度看，这次成功的访问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打开国际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对当时还处于癫狂状态的“文革国民”，着实有点摸不着头脑：资本主义头头怎么来了？
不管怎么说，在发展的道路上，中美修好是好事大事。当年就有很多中美之间的合作意向进入中国，大都涉及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
进口当然需要付汇了。可是，1972年2.3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花光了。到了1973年，中国外汇储备亏空，为-0.81亿美元！
这下，都有点傻眼。
无奈之下，只好再度掀起了另一次鼓励侨汇和创汇的热潮。从此以后，整个国家的侨汇工作才算步入稳定阶段，国家外汇储备则从零开始，逐步走入稳定增长期。
1979年，国家根据外汇储备和交易需要，为了加强外汇管理力度，正式成立了正式的外汇交易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到了2004年，中国已经有了侨汇收入全球第四的成绩。
回顾这一阶段的侨汇历史，可谓风云跌宕。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初期，国家从未放下过外汇管理的利剑。
因此，鉴于当时全民政治的状态，即使侨汇解付稍慢，被人发现持有外币，都有可能被定为是反革命罪，对于倒腾外汇的地下钱庄来说，那时还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还没有适合的土壤。
4 钱庄萌芽
终于，1976年，历史翻页了，改革开放！
中国张开双臂面向世界，用句当时时髦的话，那叫“春风满地”，人们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这春风吹到了向往美好安定生活的中国人心里。
改革是个系统的工程，开放更要面对繁杂的外部内部局势。
首先，内部问题就令人头疼。改革开放刚开始，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足十亿美元，这么点本钱，怎么和人家做生意？
外汇紧张首屈一指地当选为改革开放的瓶颈，对外开放刚举步就维艰。
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国家果断决定，给外贸企业开闸放水，鼓足力道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让他们争取多出口、多创汇。闸开得不可谓不大，水放得不可谓不深，当时的外贸企业在出口方面的特权大得惊人--只要有汇收，就可以直接组织出口，不管这些商品是否在国内紧缺！
另一方面，历经风雨的侨汇又再度成了创汇重头戏，为加强和促进侨汇创收工作，大力推广和使用侨汇券票证，强力鼓励境外有亲属的人往国内汇款。
自从侨汇券发行以来，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刺激了侨汇收入，另一方面，广大侨眷凭此就可以优先获得生活物资。随着1973年之后国家外汇储备的稳定增长，渐渐地，国内商品，起码是生活必需品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缺乏了。侨眷们凭借天然的侨汇券优势，基本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开始从必需品转向“紧俏商品”，比如高档食品、高档服装、自行车、摩托车、缝纫机、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计算器、家具等。而这些紧俏商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第一太昂贵，第二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因为需要搭配侨汇券一起使用才行。
也就是说，侨汇券扮演了一种微妙的高档与普通商品调剂的作用。它不仅有货币价值，最重要的是还和紧俏商品紧密关联。这让人们不得不对侨汇券由衷的倾慕，在当时，拥有侨汇券就是一种时尚，有事没事就拿出来数一数，会引来无数路人艳羡的围观。
改革开放初期，在众多侨户云集的城市和涉外港口城市，外贸中心、友谊商店、外轮供应公司、华侨商店等都应运而生，成为这些国内紧俏商品的专供地。
